历史上的中外文化交流

2006年上海外国语学院吴友富主张取消中国的龙图腾,其大致理由是,“龙”的英文“Dragon”在西方人眼里是一种些邪恶的、凶猛的动物,“龙”的形象往往让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了解甚少的外国人片面的产生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联想,还给了“中国威胁”论者以口实;而且龙是封建帝权的象征。
同年临近圣诞节的时候,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十余所著名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十位哲学、教育学博士发出联合署名倡议书,号召网友慎对圣诞节,为的是“唤醒国人、抵御西方文化扩张”。倡议书大声疾呼道:“西洋文化在中国已由微风细雨演变成狂风骤雨,最为直接和集中的体现,莫过于圣诞节在中国的悄然兴起与日趋流行。 ”“每值圣诞节来临,商场、饭店、宾馆摆放起耶诞树,网络、报刊、电视、电台充斥着各种圣诞信息;数以万计的圣诞贺卡和数以亿计的圣诞短信满天飞舞;人们相逢互祝以圣诞快乐;平安夜里,人们聚众狂欢,流连忘返——凡此种种,皆表明我们正在逐渐演变成一个西洋文化主导的社会。”这二件事情均引发了网络上激烈的争论。
在目前东风、西风都在劲吹的当口,请谈谈对这二件事情的看法,并结合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经验,谈谈如何面对外来文化。

第1个回答  2013-11-06
社会的变迁影响我们对外来文化的态度。社会的需要与社会的心态决定我们怎样去看待外来文化,研究外来文化。文化是人类的财产。人类的交往,就提供了不同文化间的接触与交流的机会。因此文化交流是不可避免的。在文化的接触中,人们根据自己所处的社会状况而产生的心理,以及自己社会的各种需要,决定如何去对待外来文化。
自己的文化受到冲击,更严重的是受到别人的轻视,可能出现三种态度:

  (1)第一种态度,是更爱自己的文化。最早的例子见于战国时期的楚国。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更是和面对外来文化的压力有关。民族国家处于衰败时期,以自己的文化认同为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民族,并将外来文化和国家存亡联系起来,导致封闭排外。或者认为外来文化的任何优点,都是自己的文化里早已具备的,梁启超所说的:“清季承学之士,喜言西学为中国所固有。” 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而出现的产物。

(2) 第二种态度,是崇拜外来文化,认为自己一切都不如人,这是过分崇洋。不少人尽管不同意或者嘲笑“假洋鬼子”,但内心却难免多少认为自己不如人。尤其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大段日子里,中国被迫接受西方文化之后,中华民族多少都存在这种心理。这充分表现在各种社会行为,学术行为,文化行为,和语言行为上。在中英双语社会里,社会语言学者研究语码转换或语码混用,都发现华人用中文时杂用英语的现象,非常普遍,而说英语时杂用中文的,却非常少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是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词语之外,也和把说“英语”认为是受高深教育、代表高社会阶梯有关。
在这种心理的压力下,主张各个领域里全盘西化,但对于传统的价值根源却也有人不能完全放弃,因此出现了民族主义情绪与文化自卑感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特征。但“抛弃黄土文化,接受蓝色文化”的崇洋现象,却是这个特征里的主导,最为主要的倾向。

(3)第三种态度,是以自己的文化为本,客观地审视外来文化,接受外来文化里有益于自己的成分。充当民族国家处于兴盛时期,文化认同不仅强烈,而且也易于接受外来文化,从外来文化中吸收有益于自己发展的东西。这个时期的文化态度通常比较开放,宽容。

这是一个日趋多元的时代,各种价值观、各种文化形态以及各种各样的信息,都在改变着我们,不论是中国新生代,还是那些提议不能让新生代姓“西”的人们。随之而来的,这样的现实格局也必将影响着我们的文化性格。我们不再像一百年的中国人那样闭关自守,妄自尊大,我们开始具有了睁眼看世界的能力,我们变得开放而包容,积极而正是一个文化多元时代应有的文化性格,也正是绝不同于以往那种文化性格之所在。

传统文化当然是不能丢弃的,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却必然决定于,它能否与现代文化、现代文明相互交融。什么是中国人的生存智慧以及为人处世的道理?大约从一册《增广贤文》里就不难得到答案。但我总以为,面对一个日益开放的大世界,我们恰恰需要丢弃的是传统文化中以中庸、封闭、内敛以及小富即安、无为而治为特质的民族性格。

我们面对的真正问题,不是如何一古脑地回到传统文化中去,这本身就忽视了文化应有的发展性。因此我们要面对的,是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意识相融合,培养一种真正具有这个时代的特征的文化性格。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它的与时俱进性,无此,难以代表最先近的生产力。因此文化本身就喻含了一种“化”的能力,化干戈为玉帛,化腐朽为神奇,化人为我,化外为内,化西为中。所以对于焦虑于姓“西”现象的人而言,换言之,对于中国未来文化性格的养成而言,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在一种开放、包容的胸襟之下,建立一种“化”的机制,这种“化”,是一种拿来,但更有一种扬弃。如果没有这一点,一味复古,我想既不可能阻挡外来文化的进入,也不利于现代文化意识的生长。

我们曾经争论过多年有关姓资姓社的问题,但这种争论终于历史性地统一到发展上来;我们又开始争论起了姓中与姓西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样的一种争论同样需要统一到发展上去。 21世纪,中华民族重新建立自己的信心,有人认为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而21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民族自信心的重建,使中华民族有可能重新审视外来文化,更客观的对待、研究外来文化,接受外来文化.以自己的文化为本,有信心地、客观、包容地审视外来文化,接受外来文化有益于自己的成分. 如果不能汲取外来的、有益的文化以充实自己,并不断地扬弃本民族文化中不利于自己发展的东西,将阻碍自己的发展。只有以自己的文化为基础,不断地融合汲取外来文化中先进的因素,才有助于自己文化的发展。
第2个回答  2013-11-06
从汉武时期开始日本“使译通于汉” 汉光武帝时 中国于日本三十多个国家均有往来 唐宋时期 更加频繁 ;自古以来 中华文明皆是先和朝鲜半岛、日本(即东亚) ,再和越南等的东南亚国家 ,再和印度等的南亚国家 、最后远至中亚、西亚、欧洲乃至非洲的国家进行交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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