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中国还是韩国，我家与蒋介石先生的关系都不是秘密。 要不是蒋介石先生全力支持，韩国独立运动很难有发展。1933年，蒋先生通过陈果夫联系，在南京黄埔军校秘密会见我父亲，共商抗日大计，国民政府拨款支持韩国临时政府，组建光复军，选派韩国抗日青年到洛阳军校受训。在重庆的时候，中国人民的粮食物资供应非常困难，但是国民政府一直保证韩国临时政府的活动经费和基本生活开支，我们再也不像在上海法租界时那样困窘了。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如果没有蒋先生的远见与仁义，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是维持不下去的。1938年，父亲在长沙遭独立运动内部的激进分子行剌受了重伤，送到湘雅医院抢救，医生认为希望不大了，已经放弃抢救。这时候蒋先生知道了，下令给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不惜一切代价抢救金九的性命。同时一日三电，关心我父亲的情况。张治中将军亲自到医院去慰问。我父亲能转危为安，与蒋先生的救助是分不开的。事后蒋先生还派人送来巨额慰问金。 当年我能进中大附中也是国民政府的特别指示，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还保存着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指示中大附中免费接受韩国独立运动领袖子弟10人入学的文件。
1936年，我在南京孝陵卫参加了童子军全国的夏令营活动，并接受检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蒋介石先生，我做梦也没想到后来我能经常地与他面对面地交谈，成为忘年之交。 1957年我任空军作战部长，随陆军总长李亨根将军去台北访问，蒋先生接见了我们一行，在我们告辞时，蒋先生忽然说：“金信，请留步，我们合个影。”我立在蒋先生身边合影，这是我第一次与他单独留影，弥足珍贵。几年后我以空军总长的身分访问台湾，蒋先生亲自给我授勋，并让蒋经国先生陪同我去金门岛考察。后来我任驻台湾大使，见到蒋先生的机会就多了。记得那次到达台北两三个星期了，还没有安排我递交国书，我很焦急，要是蒋先生再不接见我，我就赶不上“双十节”的庆典活动了，我心中充满了疑虑。就在“双十”的前一天，蒋先生接受了我的国书。这时候，我才发现他在生病，而且病得不轻，嘴唇上全是泡，他是带病会见我的。他对我说：金大使，令尊金九先生是我的朋友，你我关系非同一般，以后想见我，无须经过外交部，可以直接到我的官邸找我。
我在台湾，蒋先生对我关照很多，我们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他对我说话无所顾忌。他经常来电话，要我到他那里去聊天，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说实话，且不说我和他的地位不一样，论年龄不是一辈人，更何况我一直把他当作我们金家的恩人，当年要是没有他下令抢救我父亲，我父亲早就不在了。蒋先生对我很亲切，很信任，也经常向我打听外面的事。有几次，他让我到士林官邸，秘书与卫士都被他打发出去。我们一老一少在一起谈得很愉快，他经常大笑出声。我告辞时，秘书和侍从都说，老先生沉郁多日，好长时间没有这样笑过了。侍卫长郝柏春先生说，金大使，你以后要常来玩，他会高兴的。后来党政军要人都知道我可以直接见蒋先生，于是对我尊重有加，有的甚至托我打听升迁的事。
他是善解人意的人。有一次在士林官邸，他留我单独聊天，秘书与卫士全退下。谈了三四个小时仍无倦意，说起来不好意思，我当时内急，有点不安，蒋先生看出来了，用手指示说：“金信，你是不是要解手？请按那里。”――蒋的洗手间非常秘密，他要不指给我看，我还以为那儿是墙呢！他晚年更寂寞，经国先生曾对我说，要我经常来玩，并关照我，外面有些事没必要让老先生知道，知道后他会烦。这些，我都懂。老先生晚年不大相信别人的话，总认为别人会骗他，而“下骗上易，上骗下难”，――这话是他亲口对我说的，我认为极有道理。我与蒋老先生、经国先生及其他国民党的高层人士，都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我驻节台湾8年多，每年纪念815光复时，使馆举行招待会，蒋先生、经国先生及党政军要人都出席，我在致辞中总是先提韩中两国人民共同抗日的历史，在等日本使馆官员退场后，全场总是又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韩中两国人民的苦难的过去，我们每个人都不应当忘却！
那些年，我经常应邀到台湾高层人士家作客。我当大使，注意台湾的经济发展，也注意他们的政治。国民党退居台湾后，党内是有反思的，蒋在台湾开过许多会，检讨过错。当时经济发展得不错，蒋对高层管得也很紧。我到白崇喜、王叔铭、黄杰等高级将领家作客时，发现他们的住宅都很简朴，用饭也仅仅是三四个菜，生活比较清苦。政府部门办公效率比较高，社会也较安定（当然这与实行戒严法有关）。可是蒋先生晚年，对周围的人，他似乎不太信任，自信心也有点动摇，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他得知朴正熙访美，曾要我让朴总统向尼克松打听一下美国人对他究竟是什么看法。
1969年，朴正熙总统访问台湾，蒋先生要同他密谈一次，我告诉他，朴正熙总统不会汉语，他说：“那你来当翻译吧！”我告诉朴正熙，他惊讶地说：“哪有外国大使当翻译的道理？他真是跟你太知己了！”有关蒋朴密谈的内容，不但海峡两岸的有关人士感兴趣，韩国历史学家也感兴趣，可是他们二人均已作古多年，仅有我这个“翻译大使”尚留人间，要我来披露内情，我觉得不大合适。
我与蒋家父子两代的感情非同一般，后来，韩国方面遇到麻烦的问题，都想到派我去斡旋。有一年，韩国发生旱灾，又值总统大选，政府要我想办法从台湾进口大米，我很为难，因为我知道，当年台湾也遇大旱歉收，仅有以备非常时期的军备粮。而韩国人只吃粘性比较强的蓬莱大米，只有台湾的米能解决问题。我去找了副总统兼行政院长的陈诚先生，他也觉得困难，他建议我自己去向蒋先生开口。蒋先生考虑问题周密，知道我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好意思开这个口的，就亲自安排周转，调剂了约20万吨大米卖给韩国，谁能知道，这在当时是多难的一件事啊！我感激不尽，不知说什么是好。我告辞的时候，蒋先生叫住了我，说：“金大使，对不起，这些米还是卖给你们的。要是我还在大陆，这点米就送给你们了……”靠着这批大米，韩国渡过了难关。但是蒋先生的那句话我始终忘不了，从这一席话也可以窥见他晚年的心境。
全斗焕当政时代，我已经退出政界，1987年2月，发生了涉及朝日韩关系的严重的外交事件（具体经过我以后会在回忆录里细说），需要台湾出面作中介。我国外长当天约我商谈，请我出马立刻到台湾去一趟，找经国先生想办法。我想也只有我去能说说话，当天就去了台北。我与沈昌焕先生也是朋友，他一见我就问：“你作为全总统的特使，带没带委派书？”我说走得匆忙，没来得及办。他说没有也罢，说着就与经国先生联系。我想我这张面孔在台北还是很有人缘的。次日。经国先生接见了我，没说几分钟，就主动答应了我们的请求，我一下子如释重负，――他帮了韩国政府一个大忙。当时韩国与台湾关系已经趋向冷淡，经国先生这样大度，令我钦佩，也令我感动。
1992年中韩建交前，韩国方面考虑派我去台北打招呼，我觉得不大好意思，官方认为我去“最合适”，可是我认为我“最不合适”。――我相信海峡两岸所有的人都会理解我复杂的心情。1975年蒋先生谢世，1987年经国先生谢世，我都专程去台北参加葬礼。我到奉化溪口旅游时，在蒋氏宗祠献花鞠躬，引起了许多游客的注意，也许他们把我当成台湾来的了，我很想讲一讲我家对蒋家的感情，但是有谁还会对这样的故事有兴趣呢？会不会引起误解呢？我没有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