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劝学》求翻译

《吕氏春秋•劝学》
二曰:先王之教,莫荣於孝,莫显於忠。忠孝,人君人亲之所甚欲也;显荣,人子人臣之所甚愿也。然而人君人亲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愿,此生於不知理义。不知义理,生於不学。
学者师达而有材,吾未知其不为圣人。圣人之所在,则天下理焉。在右则右重,在左则左重,是故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尊师则不论其贵贱贫富矣。若此则名号显矣,德行彰矣。
故师之教也,不争轻重尊卑贫富,而争於道。其人苟可,其事无不可。所求尽得,所欲尽成,此生於得圣人。圣人生於疾学。不疾学而能为魁士名人者,未之尝有也。
疾学在於尊师。师尊则言信矣,道论矣。故往教者不化,召师者不化;自卑者不听,卑师者不听。师操不化不听之术,而以强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远乎?学者处不化不听之势,而以自行,欲名之显、身之安也,是怀腐而欲香也,是入水而恶濡也。
凡说者,兑之也,非说之也。今世之说者,多弗能兑,而反说之。夫弗能兑而反说,是拯溺而垂之以石也,是救病而饮之以堇也。使世益乱、不肖主重惑者,从此生矣。
故为师之务,在於胜理,在於行义。理胜义立则位尊矣,王公大人弗敢骄也,上至於天子,朝之而不惭。凡遇合也,合不可必。遗理释义,以要不可必,而欲人之尊之也,不亦难乎?故师必胜理行义然后尊。
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师者可知也。夫无父而无师者,馀若夫何哉!”此言事师之犹事父也。曾点使曾参,过期而不至,人皆见曾点曰:“无乃畏邪?”曾点曰:“彼虽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颜渊后,孔子曰:“吾以汝为死矣。”颜渊曰:“子在,回何敢死?”颜回之於孔子也,犹曾参之事父也。古之贤者与,其尊师若此,故师尽智竭道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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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7-06-11
王公大人们就不敢慢待他们了。上至天子朝见他也受之无愧。凡是相遇,会合到一起,相互间的和谐不可强求。如果丢掉事理放弃道义而去追求不一定能得到的东西,却想要别人尊敬他,不也太难了吗?所以老师一定要明辨事理,推行道义,然后才能尊贵起来。
第2个回答  2007-05-30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公元前221年前后)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纂的杂家著作,又名《吕览》,在公元前239写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前夜。此书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书中尊崇道家,肯定老子顺应客观的思想,但舍弃了其中消极的成分。同时,融合儒、墨、法、兵众家长处,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军事各方面的理论体系。吕不韦的目的在于综合百家之长,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以后的秦国统治提供长久的治国方略。

书中还提出了“法天地”、“传言必察”、等思想,和适情节欲、运动达郁的健身之道,有着唯物主义因素。同时,书中还保存了很多的旧说传闻,在理论上和史料上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另外,书中也有一些天人感应的迷信思想,应该加以分辨。司马迁在《史记》里将《吕览》与《周易》、《春秋》、《离骚》等并列,表示了他对《吕氏春秋》的重视。东汉的高诱还为其作注注释,认为此书“大出诸子之右”,即超过了诸子的成就。《汉书·艺文志》则将该书列入杂家,所以以儒家学者不再重视。

《吕氏春秋》的注释本有清朝人毕沅的《吕氏春秋新校正》,近代以来,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可以作为参考。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是秦相吕不韦招集门下宾客辑合百家九流之说编写而成的。吕不韦,生年不详,卒于秦始皇十二年(公元前235年)。他原是阳翟(今河南禹县)的大商人,在经商期间,遇到了流亡赵国的秦公子子楚,当时子楚在赵国的处境很艰难,吕不韦很同情他,并认为子楚是“奇货可居”,于是用金钱资助子楚,并帮助他获得了继承王位的资格。公元前253年,子楚继承王位,是为庄襄王。庄襄王以吕不韦为丞相,并封他为文信侯。庄襄王死后,其子政立,是为秦始皇。秦始皇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在他执政为相期间,秦国出兵灭东周,攻取韩、赵、卫三国土地,建立三川、太原东郡,为统一中国作出了积极贡献。秦始皇亲理政务后,将他免职,并迁去蜀,后忧惧饮鸩而亡。吕不韦为相期间,门下食客三千人,家僮万人。他命门客“人人著所闻”,著书立说,为建立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寻找理论根据,这些著作最终汇编成了《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成书约在公元前239年左右。全书分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26卷,160篇,20万言。内容驳杂,有儒、道、墨、法、兵、农、纵横、阴阳家等各家思想,所以《汉书·艺文志》等将其列入杂家。在内容上虽然杂,但在组织上并非没有系统,编著上并非没有理论,内容上也并非没有体系。正如该书《用众》篇所说:“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吕氏春秋》的编著目的显然也是为了集各家之精华,成一家之思想,那就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干,融合各家学说。据吕不韦说,此书对各家思想的去取完全是从客观出发,对各家都抱公正的态度,并一视同仁的。因为“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三者皆私没精,则智无由公。智不公,则福日衰,灾日隆。”(《吕氏春秋·序意》)

《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是全书的大旨所在,是全书的重要部分,分为《春纪》、《夏纪》、《秋纪》、《冬纪》。每纪都是5篇,共60篇。本书是在“法天地”的基础上来编辑的,而十二纪是象征“大圜”的天,所以,这一部分便使用十二月令来作为组合材料的线索。《春纪》主要讨论养生之道,《夏纪》论述教学道理及音乐理论,《秋纪》主要讨论军事问题,《冬纪》主要讨论人的品质问题。八览,现在63篇,显然脱去一篇。内容从开天辟地说起,一直说到做人务本之道、治国之道以及如何认识、分辨事物、如何用民、为君等。六论,共36篇,杂论各家学说。

《吕氏春秋》对先秦诸子的思想进行了总结性的批判。《不二》篇中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它认为,这不同的思想应当统一起来,“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不二》)思想统一后,才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一穴。”统一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批判吸收的过程。所以,《吕氏春秋》对各家思想都进行了改造、发展与摒弃。例如,儒家主张维护君权,这种思想被《吕氏春秋》吸收了,但是它是以独特的面目出现的。它主张拥护新“天子”,即建立封建集权国家。它说:“今周室既灾,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谨听》):“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执一》)

孔子主张维护周王朝的一统天下,但并没有强调专制问题,《吕氏春秋》却有了“执一”、“抟”这样的观念。”执一”和“抟”就是中央集权。这是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发展。又如对墨家思想,《吕氏春秋》对墨子提倡的“节葬”观念是赞同的,所以,它对当时厚葬的风气进行了批评:“愈侈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为荣,俭节者以为陋,不以便死为故,而徒以生者之诽誉为备。(《节丧》)但是,墨子是主张“非攻”的,即反对战争的。《吕氏春秋》便对此进行了批驳:“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无道而罚不义也。攻无道而伐之义,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义也,是务汤武之事而遂桀纣之过也。”(《振乱》)《吕氏春秋》主张兴“义兵”,“义兵至,则邻国之民,归之著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远,得民滋众,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怀宠》)《吕氏春秋》认为,一味地反对战争是没有意义,并且是不对的,正义的战争,即“攻无道而伐不义”的战争,不仅可以除暴安良,而且还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这实际是为秦国进行统一中国的战争辩护。

在物质的起源问题上,《吕氏春秋》把宋尹学派的“精气”说拿过来加以改造。宋尹学派认为:“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而《吕氏春秋》说:“万物所处,造于太一,化于阴阳。”(《大乐》)这就是说,“太一”是万物的本源,世界万物都是从“太一”那里派生出来的,并由阴阳二气变化而成的。“太一”是什么呢?它说:“道也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为状……道也者,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道”就是“太一”,“太一”就是“精气”。由这里的论述可以明显地看到老子的影响。《吕氏春秋》认为,由“精气”(道)派生出来的万物是在不停地运动着的,“与物变化,而无所终穷”。(《下贤》)上至天上的日丹星辰,下至地上的草木泉水,都在不停地运动。“天为高矣,而日月星辰云气雨露未尝休也。地为大矣,而水泉草毛羽裸鳞未尝息也。”(《观表》)但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把物质的运动看作是一个循环反复的过程。”物动则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杀乃藏,圜道也。”(《圜道》)

在社会历史观上,《吕氏春秋》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古今前后一也。”(《长见》)这就是说,历史的发展是一环扣一环的,今之视者,亦犹后之视今,无古不成今。了解过去,有助于了解今天。但是,了解过去并不意味着拘泥不变,恰恰相反,当时代变化了,相应的法规、政策等也应该变化,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它还用两个寓言故事来说明这一道理: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入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以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救剑若此,不亦惑乎!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氵雍水。氵雍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坏都舍。

这两则寓言都见于《察今》。前一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刻舟求剑”。这两则寓言故事都是讽刺那种泥古不知变的人,这也是生动地表现了《吕氏春秋》的历史观。

《吕氏春秋》继承了老庄的无为思想,主张巩固政权在于清静无为,”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虚静以待”。(《知度》),只有这种“无为”、“虚静”,才能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由境界。

《吕氏春秋》还表现了一定的音乐美学思想。它将音乐的产生与宇宙万物联系起来,提出“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乐》),又从“心”“物”感应关系,论述了音乐产生的心理过程。提出了“适”的概念,强调要音“适”和心“适”,才能获得美的感受。

《吕氏春秋》保存着先秦各家各派的不同学说,还记载了不少古史旧闻、古人遗语、古籍佚文及一些古代科学知识,其中不少内容是其他书中所没有的。在过去,《吕氏春秋》深得人们的好评。司马迁称它“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在《报任安书》中,甚至把它与《周易》、《春秋》、《国语》、《离骚》等相提并论。东汉高诱在给它作注时说它“大出诸子之右”。客观地说,《吕氏春秋》不是一部系统的哲学著作,它有一定的思想价值,但更主要的是资料价值。它的一些寓言故事,至今仍脍炙人口,富有教育意义。
凡是进行说教,应使对方心悦诚服,而不是进行生硬的说教。当今的世上的说教者,大多不能使人心悦诚服,反而生硬地说教。不能使人心悦诚服反倒生硬地说教,这就像拯救落水的人反倒用石头让他沉下去,这就像救治病人却反倒给他喝毒药,使得世道越来越乱、不肖的君主越发昏惑的情形从此就出现了。所以当老师的首先要做的事情就在于明辨事理,推行道义。事理明辨了,道义确立了,那么老师的地位就尊贵了,王公大人们就不敢慢待他们了。上至天子朝见他也受之无愧。凡是相遇,会合到一起,相互间的和谐不可强求。如果丢掉事理放弃道义而去追求不一定能得到的东西,却想要别人尊敬他,不也太难了吗?所以老师一定要明辨事理,推行道义,然后才能尊贵起来。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3个回答  2012-11-09
先王的政教中,役有什么比孝更荣耀的了,没有什么比忠更显达的了。忠孝是作君主、父母的十分希望得到的东西,显荣是作子女、臣下的十分愿意获得的东西。然而,作君主、父母的却得不到他们所希望的忠孝,作子女、臣下的却得不到他们所向往的显荣,这是由于不懂得理义造成的。不懂得理义,是由于不学习的缘故。

从师学习的人,如果他的老师通达而自己又有才能,我没听说过这样的人不成为圣人的。只要有圣人在,天下就太平安定了。圣人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受到尊重,圣人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受到尊重,因此古代的圣王没有不尊重老师的。尊重老师就不会计较他们的贵践、贫富了。象这样,名号就显达了,德行就彰明了。

所以老师施行教诲的时候,也不计较学生的轻重、尊卑、贫富,而看重他们是否能接受理义。他们倘若能够接受理义,对他们的教诲就会无不合宜。所追求的完全都能得到,所希望的完全都能实现,这种情况在得到圣人之后才会发生。圣人是在努力学习中产生的,不努力学习而能成为贤士名人的,未曾有过。

努力学习关键在于尊重老师。老师受到尊重,言语就会被人信从,道义就会被人称述而彰明了。因此,应召去教的老师不可能教化他人,呼唤老师来教的人不可能受到教化,自卑的老师不会被人听信,轻视老师的人不会听从教诲。老师如果采用不可能教化他人、不会被人听信的方法去勉强教育人,尽管想使自己的道义得以施行,使自身得以尊贵,不也差得太远了吗?从师学习的人处于不可能受到教化、不会听从教诲的地位,自己随意行事,尽管想使自己名声显赫,自身平安,这就如同怀揣腐臭的东西却希望芳香,进人水中却厌恶沾湿一样,怎么可能办得到呢?

凡说教,应该使对方心情舒畅,而不是硬性说教。如今世上说教的人,大多不能使对方心情舒畅,却反去硬性说教。不能使对方心情舒杨,反去硬性说教,这就如同拯救溺水的人却用石头让他沉下去,如同治病却给病人喝下毒药一样,只会适得其反。社会越发混乱、不肖的君主越发昏乱就都由此产生了。

所以,做老师的要务在于依循事理,在于施行道义。只要事理被依循,道义得以树立,那么老师的地位就尊贵了,王公大人对他们不敢轻慢,即使上至于天子朝拜这样的老师也不会感到羞愧。大凡师徒相遇而和洽的情况不可能一定实现。如果有谁遗弃事理,抛掉道义,去追求不一定实现的东西;并想要人们尊重他,这不也太难了吗?所以,老师一定要依循事理,施行道义,然后才能尊显。

曾子说:“君子在道路上行走,其中父亲还在的可以看出来,其中有老师的也可以看出来。对那些父亲、老师都不在的,其他人又能怎么样呢?”曾点派他的儿子曾参外出,过了约定的日期却没有回来,人们都来看望曾点说:“怕不是遇难了吧。”曾点说:“即使他要死,我还活着,他怎么敢自己不小心遭祸而死!”孔子被囚禁在匡地,颇渊最后才到,孔子说:“我以为你死了。”颇渊说:“您还活着,我怎么敢死!”颜回对待孔子如同曾参侍奉父亲一样。古代的贤人,他们尊重老师达到这样的地步,所以老师尽心竭力地教诲他们。

参考资料: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92620515.html

第4个回答  2007-05-29
44.凡说者,兑之也,非说之也。今世之说者,多弗能兑,而反说之。夫弗能兑而反说,是拯溺而硾之以石也,是救病而饮之以堇也,使世益乱;不肖主重惑者,从此生矣。故为师之务,在于胜理,在于行义。理胜义立则位尊矣,王公大人弗敢骄也,上至于天子,朝之而不,凡遇合也,合不可必,遗理释义以要不可必,而欲人之尊之也,不亦难乎?故师必胜理行义然后尊。(《吕氏春秋·劝学》)

【译文】

凡是进行说教,应使对方心悦诚服,而不是进行生硬的说教。当今的世上的说教者,大多不能使人心悦诚服,反而生硬地说教。不能使人心悦诚服反倒生硬地说教,这就像拯救落水的人反倒用石头让他沉下去,这就像救治病人却反倒给他喝毒药,使得世道越来越乱、不肖的君主越发昏惑的情形从此就出现了。所以当老师的首先要做的事情就在于明辨事理,推行道义。事理明辨了,道义确立了,那么老师的地位就尊贵了,王公大人们就不敢慢待他们了。上至天子朝见他也受之无愧。凡是相遇,会合到一起,相互间的和谐不可强求。如果丢掉事理放弃道义而去追求不一定能得到的东西,却想要别人尊敬他,不也太难了吗?所以老师一定要明辨事理,推行道义,然后才能尊贵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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