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6-05
加缪将存在归于荒谬，源于人类对自身的反省。存在与意义之间，总会让人感觉荒诞和失望。在《西西弗神话》里，他表达了这种理想：诸神惩罚西西弗，让他不断地把巨石滚上山顶，而巨石由于自身的重量又会滚落下来，诸神相信没有比这徒劳无望的工作更可怕的惩罚了。但是，西西弗还是不断地把巨石滚向山顶，然后看着它再滚到山谷。之后，再卷土重来，周而复始。
人们总是为未来赋予意义。阿伦特将这种意义称之为“启明”，她认为：“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利期待一种启明（illumination）。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
卡夫卡的《在法的门前》，无疑既具有加谬所言的荒谬也有阿伦特所指的“启明”。文中那个可怜和卑微的乡下人，在最悲惨的境遇下，企图依靠“微弱的光亮”，驱散生命中的灰暗和苦难，但最终光明和正义并没有到来，反而在等待的漫漫过程中无谓地耗尽了生命。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启明”并不存在，如同卡夫卡笔下的“法”。如果确实有“启明”的话，这一“启明”也许只存在于个人意愿与单向幻想里。如同年少时，都怀揣着各色各样的梦想，但在现实之“门”面前，梦想会一个一个地依次破灭，呈现出加缪所说的荒诞来。
《在法的门前》讲的是一个乡下人，来到法的门前，试图进入，却遭到守门人的阻拦，守门人对他说，现在不能让他进去。乡下人问他，是否以后可以进去。守门人说，有可能，但现在不行。法的门始终敞开着，乡下人弯下腰，不断向门里张望。守门人警告他，既然它这么吸引你，那么不妨试试无视我的禁令进去吧。但是要注意：我非常强大，而我只不过是最低级的守门人。从一个大厅到另一个大厅都站着守门人，他们一个比一个强，第三个守门人我都不敢正眼瞧他。
乡下人被守门人的警告所震慑。于是，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坐着门口等待允许进入。为了早日进入法的门，乡下人使用了许多办法，甚至不惜贿赂守门人，守门人接受了乡下人的贿赂，但就是坚决不让他进去。
在等待的许多年里，乡下人一直在观察守门人，而忘记了第二个、第三个守门人的存在。他认为，第一个守门人是他与法之间的唯一障碍，只要突破这个守门人，他就能看到法的正义和仁慈。在等待里，他开始诅咒着自己所遭遇的各种不幸，激情高昂，义愤填膺。随着时间的流逝，他逐渐变老。最后，他的目光模糊，只能自言自语了。他不知道，是因为自己的两眼昏花了呢，还是周围的世界在不断地变暗。然而即使在最黑暗里，他却依然感受到了一束光源源不断地从法的大门里投射出来。
直到临死前，他才提出了一个之前未曾想过的问题，他问守门人，为什么这么多年来除了他，再没有别人要求进去呢？守门人看着奄奄一息的乡下人，大声地说：这扇门没有其他人能进去，因为这扇门只是为你开的。现在我要去把它关上了。
这是一则看似荒诞实则让人震惊的寓言，在卡夫卡平实而又冷峻的文字背后，是在用晦涩的语言向世人讲述一种人类的共同宿命和不幸遭遇，求而不得，却心存幻想，苦苦追求。无论是《城堡》中的K，如何地孤军奋战、百般周旋，但最终也没有进入城堡；还是《审判》中的银行助理约瑟夫·K，在无故受到批捕后，试图通过搜集证据还原自己的清白，但不论是他如何努力，仍未摆脱被处死的结局。《在法的门前》通过压缩乡下人一生的遭遇，戳破了真实的谎言，还原了生命的真相。它既是卡夫卡的困境和心灵史，也是人类的困境与未来史，它早已突破了“法”的象征寓意，具有了普适性。正如奥登的评价，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
卡夫卡出生于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父亲强硬粗暴，期待他能够成为商人，继承祖业。年幼的卡夫卡就生活在父权的笼罩之下，生命变得瑟缩、迷惑、自责和恐惧，也造就了未来的他谨小慎微、自我封闭、孤僻忧郁、内向悲观，以至于他害怕生活，害怕交往，害怕结婚生子。唯有写作，唯有发疯似地白天黑夜地写作，才能够让他逃离彻骨的孤独和绝望的恐慌。短篇小说《教父》，就是在1912年的一个晚上通宵完成的，《审判》的写作，也是如此。写作在卡夫卡那里，成为了对抗强暴父权与坚硬世界的一种生命方式，一种保存自己不被外力挤碎的甲壳和武器，正如他在日记里所说：“不通过文学途径把它引发出来，我就要撕裂了！”
虽然卡夫卡去世之后，被尊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并在世界各地掀起了经久不衰的“卡夫卡”热，但生前，他的作品和他一样，落寞和孤独，大多数作品都没有发表，也没有办法发表，一扇无形的“门”阻挡着他进入文学殿堂的入口。
卡夫卡是捷克少有的用德语写作的小说家，他出生的布拉格，当时受奥匈帝国统治，德语是奥匈帝国的官方语言，从小学到中学，他都在德语学校读书，德语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卡夫卡的写作语言。直到1918年取得独立，布拉格才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首都。独立之后的捷克通过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为民族复兴而载歌载舞，德语文化受到了民族主义的排斥和挤压。卡夫卡的德语写作成为当时的一个异类。国家的不幸造成了卡夫卡的不幸，国家的复兴造成了卡夫卡更大的不幸，卡夫卡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文学中的一座孤岛，写作语言成为了一个作家是否爱国与进步的标志。文学并没有给卡夫卡带来“启明”，一种无形的力量始终牢牢地控制着一切，语言成为他进“门”的第一个守门人，将他挡在了千里之外。正如，他将巴尔扎克手杖上的“我能摧毁一切障碍”的格言，改成了“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的谶语。
障碍无所不在。无论是乡下人所面对的守门人，还是卡夫卡所书写的德语，都是他们进“门”的障碍。从表面上看，一个又一个的守门人，就是乡下人求“法”而不得的原因所在。但细细探究，便不难发现，在守门人背后有着一种强大的力量，牢牢地控制着全局，指使着守门人站在他的位置，忠于职守，兢兢业业，以保护秩序不被破坏。守门人的职责就是阻挡试图闯入大门的人，以维护现有的社会结构。当然，这种阻挡不仅通过武力和恐吓，比如，守门人讲，我非常强大，而里面的守门人更是一个比一个强大，第三个我都不敢抬眼看他，迫使乡下人就此止步；同时，它也通过诱导和欺骗，守门人以一种含糊不清的语言给乡下人一丝希望，他对乡下人说，你现在不能进去，但以后也许是可能的。乡下人就是在这一缕微弱亮光的启明下，放弃了闯入，选择了等待。
但等待耗尽了他一生的光阴，待他明白过来时，已经没有力气进去了。门的里面，是否有代表正义的“法”，给乡下人以公正的审判，不得而之。守门人打开了一扇门，也关上了扇门。乡下人死了之后，这扇门便被关闭了。守门人死了之后，会有新的守门人，继续开门，关门。
社会或者国家就像一部精密的机器，精致而有序地高效运转，并不时地打开一扇又扇门，然后又精确地关闭。卡夫卡的“法”只不过是这个庞大机器的一个零部件，教育则是其中的另一个，它通过打开或者关闭，完成了自身机能的保养与更新。
美国学者Jay Macleod在《我不做：低收入邻里中消逝的热情》一文中，也阐释了教育之“门”是如何打开和关闭，以及“门”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通过对海茨社区低收入群体孩子的成长经历进行的研究与跟踪，发现不管是抵抗教育的门廊闲逛者还是积极上进的兄弟会，他们基本都没有超越他们父辈的社会地位，改变自身的低层命运，尽管兄弟会的孩子前期对未来充满着向往，坚定不移地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总统”。
Macleod八年后的回访结果，让人震惊，也让人失望。他发现，门廊闲逛者确实与他们自身预期的相同，大多都在薪水很低、晋升很少、成功很稀罕而破产司空见惯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工作。他们不是没有工作，就是呆在监狱，或者偶尔有工作了但是地下经济或者是毒品交易。但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兄弟会并没有实现他们年少时的热望，更没有完成向更高社会位置的攀升，他们身处经济服务部门的人数甚至比门廊闲逛会还要多，他们也在次级劳动力市场，做着修车、送货、保洁、劳工等低工资、高风险的工作。
这与社会上信奉的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信仰相悖，努力和回报之间的关联也并不像意识形态所宣扬的那样直接。其实，不论是门廊闲逛者还是兄弟会，他们都如同卡夫卡笔下的乡下人，面对着同样的一扇为他们准备的门；也不论是他们静静地等待还是试图闯入，他们也同样面临着一种结局。正如，卡夫卡在《小寓言》里描述的那只走投无路的老鼠，“世界天天在变，变得越来越窄小，最初它大得使我害怕，我不停地跑，很快地在远处左右两边都出现了墙壁，而现在――从我开始跑到现在还没多久――我已经到了给我指定的这个房间了，那边角落里有一个捕鼠器，我正在往里跑，我径直跑进夹子里来了。”乡下人和门廊闲逛者以及兄弟会，都有一个指定的房间，左右两边的墙壁阻挡了他们其他方向的选择，他们只能向前跑，跑到那个“夹子里”，接着，门从背后关闭。
人们所面对的可能性严重地受到诸多结构性障碍的限制。正如Jay Macleod所言“热望、请求和智慧常常不能穿越稳固的结构不平等外形。”况且这种愿望和请求只是一种弄得非常巧妙的机械装置而已，而这种机械装置的整个运行过程，我们往往一无所知。对于下层阶级来说，通向上层阶级的大门的确是敞开着的，正如卡夫卡笔下的那个乡下人，但各式各样的选拔考试以及语言、文化的差异，很难被我们觉察，而成为了阻碍梦想实现的障碍。
在社会控制层面，这种意识形态无疑是成功的，它无需强力和制裁，只需通过推行那些可以强化其统治地位的价值观，使下层阶级通过认同这一价值观和竞争体制就会变得温和与顺从，意识形态的普遍性和深入性可以确保社会稳定和社会和平，它比强力更具有隐蔽性，也更有效。
小说中的乡下人尽管“尝试了很多方法”，甚至拿来所有的东西，来贿赂守门人，但是他还是不被允许进入，社会结构与阶级次序森严屹立。而守门人早已知道，无论乡下人如何努力，都不会得到允许，从他刚来的第一天起，他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乡下人只有呆在他自身的社会位置，所有的努力只不过是一种徒劳。
但是，乡下人一直活在“现在不行”，但明天“有可能”的幻象里，正如塞缪尔·贝克特笔下的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他们踯躅在不可知的人生旅途上，忍受着无边无际的苦难和无处不在的悲伤，苦苦等待那个能够赋予他们无限希望但却迟迟不来的戈多。
戈多最终没有来，乡下人临死前也未能进入法的门，他们都在满怀希望中憧憬着未来，但未来就像一个泡沫，在他们生命的旅程中不断地缩小，最后消散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