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4-04-20
如果历史没有改变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的命运，中国近代史可能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篇章。日本政府的直接参与和操控，使得奉系与国民党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杨天石与陈谦平两位学者的研究揭示，田中义一和日本政府在济南惨案背后的精心布局，成为关键节点。当时，奉蒋谈判的目标是共同消灭吴佩孚，尽管合作中有冲突，但整体上还是试图寻求妥协以实现共同利益。
在1926年的谈判中，奉系试图分化国民党，但蒋介石始终保持着警惕。1927年，奉系提出条件，试图让南方放弃“赤化”和“联俄”，这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的分歧。阎锡山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调停者的作用，提出了四点统一方案，试图以“讨共”、赞同三民主义等原则来弥合分歧。然而，张作霖坚持在三民主义之外主张“民德主义”，这表明他对权力的渴望和对妥协的坚决抵制。
张作霖的策略是利用“讨赤”旗帜团结各方，但南桂馨的调解和阎锡山的建议都没有成功。张学良试图推动南北妥协，甚至提出“让出关内”的条件，但条件苛刻，导致谈判陷入僵局。蒋介石与奉系的角力中，济南惨案成为转折点，民族大义促使和谈重启，但日本的干涉和国内政治分歧使和谈步履维艰。
在蒋介石的步步紧逼下，张作霖被迫撤离关外，田中内阁的施压下，奉系面临巨大的压力。尽管有二次北伐的军事劣势，民族情感的推动下，奉系最终选择和解，但日本的干涉和“以晋代奉”的计划为这段历史蒙上了一层阴影。1928年，济南惨案的发生暴露了东亚格局的微妙变化，蒋介石的冷静应对和外交策略，使国民政府在道义上占据上风。
币原外交后，田中义一的干涉政策愈发强硬，而蒋介石的北伐策略和外交交涉，揭示出他对于日本威胁的深入考量。日本对济南惨案的反应，以及国际社会对此的态度，都对东北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产生了深远影响。蒋介石的决策，尽管在当时受到多方压力，但最终促使了东北易帜，田中内阁的倒台，以及对南京政府统治的确立。
历史的假设总是充满了变数，如果张作霖未被炸死，我们或许会见证一个不同版本的中国近代史，一个由奉系主导，或与国民党共同推进国家转型的时期。然而，命运的转折点让历史走向了另一条路径，留下了丰富的思考和反思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