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12-16
如何写小说
作者：老舍
小说并没有一定的写法。我的话至多不过是供参考而已。
大多数的小说里都有一个故事，所以我们想要写小说，似乎也该先找个故事。找什么样子的故事呢？从我们读过的小说来看，什么故事都可以用。恋爱的故事，冒险的故事固然可以利用，就是说鬼说狐也可以。故事多得很，我们无须发愁。不过，在说鬼狐的故事里，自古至今都是把鬼狐处理得象活人；即使专以恐怖为目的，作者所想要恐吓的也还是人。假若有人写一本书，专说狐的生长与习惯，而与人无关，那便成为狐的研究报告，而成不了说狐的故事了。由此可见，小说是人类对自己的关心，是人类社会的自觉，是人类生活经验的纪录。
那么，当我们选择故事的时候，就应当估计这故事在人生上有什么价值，有什么启示；也就很显然的应把说鬼说狐先放在一边——即使要利用鬼狐，发为寓言，也须晓得寓言与现实是很难得谐调的，不如由正面去写人生才更恳切动人。
依着上述的原则去选择故事，我们应该选择复杂惊奇的故事呢，还是简单平凡的呢？据我看，应当先选取简单平凡的。故事简单，人物自然不会很多，把一两个人物写好，当然是比写二三十个人而没有一个成功的强多了。写一篇小说，假如写者不善描写风景，就满可以不写风景，不长于写对话，就满可以少写对话；可是人物是必不可缺少的，没有人便没有事，也就没有了小说。创造人物是小说家的第一项任务。把一件复杂热闹的事写得很清楚，而没有创造出人来，那至多也不过是一篇优秀的报告，并不能成为小说。因此，我说，应当先写简单的故事，好多注意到人物的创造。试看，世界上要属英国狄更司的小说的穿插最复杂了吧，可是有谁读过之后能记得那些勾心斗角的故事呢？狄更司到今天还有很多的读者，还被推崇为伟大的作家，难道是因为他的故事复杂吗？不！他创造出许多的人哪！他的人物正如同我们的李逵、武松、黛玉、宝钗，都成为永远不朽的了。注意到人物的创造是件最上算的事。
为什么要选取平凡的故事呢？故事的惊奇是一种炫弄，往往使人专注意故事本身的刺激性，而忽略了故事与人生有关系。这样的故事在一时也许很好玩，可是过一会儿便索然无味了。试看，在英美一年要出多少本侦探小说，哪一本里没有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呢？可是有几本这样的小说成为真正的文艺的作品呢？这种惊心动魄是大锣大鼓的刺激，而不是使人三月不知肉味的感动。小说是要感动，不要虚浮的刺激。因此，第一：故事的惊奇，不如人与事的亲切；第二：故事的出奇，不如有深长的意味。假若我们能由一件平凡的故事中，看出他特有的意义，则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它便具有很大的感动力，能引起普遍的同情心。小说是对人生的解释，只有这解释才能使小说成为社会的指导者。也只有这解释才能把小说从低级趣味中解救出来。所谓《黑幕大观》一类的东西，其目的只在揭发丑恶，而并没有抓住丑恶的成因，虽能使读者快意一时，但未必不发生世事原来如此，大可一笑置之的犬儒态度。更要不得的是那类嫖经赌术的东西，作者只在嫖赌中有些经验，并没有从这些经验中去追求更深的意义，所以他们的文字只导淫劝赌，而绝对不会使人崇高。所以我说，我们应先选取平凡的故事，因为这足以使我们对事事注意，而养成对事事都探求其隐藏着的真理的习惯。
有了这个习惯，我们既可以不愁没有东西好写，而且可以免除了低级趣味。客观事实只是事实，其本身并不就是小说，详密的观察了那些事实，而后加以主观的判断，才是我们对人生的解释，才是我们对社会的指导，才是小说。对复杂与惊奇的故事应取保留的态度，假若我们在复杂之中找不出必然的一贯的道理，于惊奇中找不出近情合理的解释，我们最好不要动手，因为一存以热闹惊奇见胜的心，我们的趣味便低级了。再说，就是老手名家也往往吃亏在故事的穿插太乱、人物太多；即使部分上有极成功的地方，可是全体的不匀调，顾此失彼，还是劳而无功。
在前面，我说写小说应先选择个故事。这也许小小的有点语病，因为在事实上，我们写小说的动机，有时候不是源于有个故事，而是有一个或几个人。我们倘然遇到一个有趣的人，很可能的便想以此人为主而写一篇小说。不过，不论是先有故事，还是先有人物，人与事总是分不开的。世界上大概很少没有人的事，和没有事的人。我们一想到故事，恐怕也就想到了人，一想到人，也就想到了事。我看，问题倒似乎不在于人与事来到的先后，而在于怎样以事配人，和以人配事。换句话说，人与事都不过是我们的参考资料，须由我们调动运用之后才成为小说。比方说，我们今天听到了一个故事，其中的主人翁是一个青年人。可是经我们考虑过后，我们觉得设若主人翁是个老年人，或者就能给这故事以更大的感动力；那么，我们就不妨替它改动一番。以此类推，我们可以任意改变故事或人物的一切。这就仿佛是说，那足以引起我们注意，以至想去写小说的故事或人物，不过是我们主要的参考材料。有了这点参考之后，我们须把毕生的经验都拿出来作为参考，千方百计的来使那主要的参考丰富起来，象培植一粒种子似的，我们要把水份、温度、阳光……都极细心的调处得适当，使他发芽，长叶开花。总而言之，我们须以艺术家自居，一切的资料是由我们支配的；我们要写的东西不是报告，而是艺术品 --艺术品是用我们整个的生命、生活写出来的，不是随便的给某事某物照了个四寸或八寸的像片。我们的责任是在创作：假借一件事或一个人所要传达的思想，所要发生的情感与情调，都由我们自己决定，自己执行，自己作到。我们并不是任何事任何人的奴隶，而是一切的主人。
遇到一个故事，我们须亲自在那件事里旅行一次不要急着忙着去写。旅行过了，我们就能发现它有许多不圆满的地方，须由我们补充。同时，我们也感觉到其中有许多事情是我们不熟悉或不知道的。我们要述说一个英雄，却未必不教英雄的一把手枪给难住。那就该赶紧去设法明白手枪，别无办法。一个小说家是人生经验的百货店，货越充实，生意才越兴旺。
旅行之后，看出哪里该添补，哪里该打听，我们还要再进一步，去认真的扮作故事中的人，设身处地的去想象每个人的一切。是的，我们所要写的也许是短短的一段事实。但是假若我们不能详知一切，我们要写的这一段便不能真切生动。在我们心中，已经替某人说过一千句话了，或者落笔时才能正确地用他的一句话代表出他来。有了极丰富的资料，深刻的认识，才能说到剪裁。我们知道十分，才能写出相当好的一分。小说是酒精，不是搀了水的酒。大至历史、民族、社会、文化，小至职业、相貌、习惯，都须想过，我们对一个人的描画才能简单而精确地写出，我们写的事必然是我们要写的人所能担负得起的，我们要写的人正是我们要写的事的必然的当事人。这样，我们的小说才能皮裹着肉，肉撑着皮，自然的相联，看不出虚构的痕迹。小说要完美如一朵鲜花，不要象二簧行头戏里的“富贵衣”。
对于说话、风景，也都是如此。小说中人物的话语要一方面负着故事发展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是人格的表现--某个人遇到某种事必说某种话。这样，我们不必要什么惊奇的言语，而自然能动人。因为故事中的对话是本着我们自己的及我们对人的精密观察的，再加上我们对这故事中人物的多方面想象的结晶。我们替他说一句话，正象社会上某种人遇到某种事必然说的那一句。这样的一句话，有时候是极平凡的，而永远是动人的。
我们写风景也并不是专为了美，而是为加重故事的情调，风景是故事的衣装，正好似寡妇穿青衣，少女穿红裤，我们的风景要与故事人物相配备--使悲欢离合各得其动心的场所。小说中一草一木一虫一鸟都须有它的存在的意义。一个迷信神鬼的人，听了一声鸦啼，便要不快。一个多感的人看见一片落叶，便要落泪。明乎此，我们才能随时随地的搜取材料，准备应用。当描写的时候，才能大至人生的意义，小至一虫一蝶，随手拾来，皆成妙趣。
以上所言，系对小说中故事、人物、风景等作个笼统的报告，以时间的限制不能分项详陈。设若有人问我，照你所讲，小说似乎很难写了？我要回答也许不是件极难的事，但是总不大容易吧！
花一小时用一句话描述你要写的故事。
再花一小时把它扩展成一段，包括故事的开端，主要的冲突以及结局。
为每一章写一个梗概。
花些时间把每章的的梗概扩展成一段。除了最后一章，每一章都应该在冲突中结束。最后一章结束全书。
花一到两天用一页纸描述主要人物，在用半页描述一下其他人物。
下面，花一周的时间把一页的故事梗概扩展成四页。
再花一周的时间做出详细的人物表和每件别人应该知道的关于这些人物的事情。
用表格列出所有你希望加入故事的场景。
开始用写字板写你的小说。
现在，你可以开始欣赏你的第一部小说的草稿了。
小说的语言
小说叙述语言丰富多样又复杂多变。它可以讲述、显现，也可以评议、抒情，或在结构上过渡衔接。各种流派作法异彩纷呈，作家的身影在作品中或隐或现。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小说终归是作家以语言为媒介与读者进行交际的手段，是一种“言语行为”。任何言语行为可能都不仅仅是“以言述事”，而是借助话语完成一定的行为，即“以言做事”。譬如，“这杯咖啡真正是咖啡！”这句话在特定的语境中，可能并不表示对“咖啡”真伪的判断，而是表达对它的美味的赞许。语言符号本身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在具体的言语活动中由于使用者及语境的“意义作用”，常常表现为非对等的关系。小说叙述语言也是如此，它交待背景、讲述故事、描绘画面，表达一种指称性的再现性语义，在这过程中，作家也在委曲地表现自己，表达自己的某种认识、判断、赞许、批评，表现自己的某种文化价值取向和喜怒哀乐的感情，对读者施加影响。小说是以客体的再现性语义为中心的，它的主体表现义常常隐蔽在指称再现性语义显现的经验世界的背后。阅读小说，只有联系作品的外部语境和内部语境，透过“述事之言”去把握“言之所为”，把握体会作品表层语义下的主体表现义，才能真正深刻理解作品的文本意义或主题内容。
下面仅以《祝福》中几个叙述语句试作分析。
一、背景概述与语境情景的酿造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鲁迅这样开始祥林嫂悲剧故事的讲述。这是一个肯定陈述句，叙述故事发生的背景。旧历的年底对于习惯使用夏历（俗称阴历）的中国人来说，当然是正儿八经的年底，“洁祀祖祢，进酒降神”，按传统习惯，“冬至后三戊腊祭百神”，送旧迎新，祷神祈福的盛大活动便开始了。然而，鲁迅为什么说“毕竟最像”呢？也许这句话应当这样说：
①旧历的年底到了。
②旧历的年底是热闹的。
③旧历的年底终于又到了。
④旧历的年底毕竟是最热闹的。
但鲁迅不这样说。鲁迅开始讲述故事的这句话显得别扭、生硬，读起来拗口，听起来似乎也没有什么实在的信息。如果把阅读小说视为一种会话方式的话，这就违背了语用学的会话合作原则：如果从语义学的角度分析，则可以认为这句话几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鲁迅先生自然不会说一句毫无意义的话。
我们不由联想到类似的一些话语：
①战争就是战争。
②雷锋就是雷锋。
③正宗毕竟是正宗。
④伪劣产品毕竟是伪劣产品。
这些话语显然都不能从表面意义去理解，它们都是故意对会话合作原则的某些准则的违反，然而，却因此产生了一种言外之意或表达了某种特定的情感态度。句①表示强调，是说战争必然是严酷的，言外之意是说悲痛无益，表示告诫或慨叹；②③句并不表示对对象的真假判断，而是表示褒扬和赞许；句④则表达了一种愤慨的态度，表示批评或指斥。这些句子在一定语境中，都表现出一种鲜明的情感态度，产生一种言外的语用含义，完成某个具体行为。
鲁迅讲述故事的开场白也是如此。旧历的年底是我国传统大节——春节。习惯上，春节并非单指夏历元旦这一天，而是从腊月初八就开始，一直延续到新正元宵节为止，其间包括腊八、祭灶、除夕过年等。此过程中诸多祭神祀祖的礼仪活动庄严而隆重，与之伴随的各种习俗充满喜庆而又热闹。祥林嫂便死在祭灶的夜晚，死在喜庆的爆竹声中。范成大《祭灶词》写道：“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上天欲言事。云居车马小流连，家有杯盘丰典祀……送君醉饱登天门，乞取利市归来分。”祭灶是送灶王爷上天祈福，以保下界来年平安。所以鲁迅讲述道：“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一年中的好运气的。”“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千百年来，传统的文化习俗少有变化。在鲁镇的芸芸众生祈禳神灵之际，已沦落为乞丐的祥林嫂发出了魂灵有无的疑问，“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她是企盼着神祗的降临，还是怀着希望破灭走向地狱的恐惧？她生于这浓厚的文化历史氛围，死于这文化历史氛围之浓厚，那些“钝响”的爆竹，“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的闪光，种种“新年的气象”，都成了祥林嫂悲剧命运对比鲜明的背景。
“旧历的年底”，不是辛亥革命后确定使用的公历的年底，从语义表层看，“旧历”的指称语义是“传统的”、“历史的”；“毕竟最像”，作为逻辑联系语，在这里具有强调的意味，联系作品内部和外部语境理解，它强调年终大典深深地浸淫着、厚厚地积淀着中国古老文化的传统和习俗，指向中国深遽复杂的历史背景。因背景深厚，更加顽固，因其久远，牢如坚冰。鲁迅的这句话以违反规则的形式流露出沉重的忧思，给全部喜庆气象的经验世界蒙上了一层冷峭深沉的灰色，故事语境情感的基调也因之悄然确定下来。
二、讲述评议与主体表现的价值取向
小说免不了“讲述”，正如瓦尔特?司各特所言：“行动、语调、手势、恋人的微笑、暴君的怒容、小丑的怪相——一切都必须在小说中讲述”（[美]W.C《小说修辞学》）。小说总要向读者讲述发生了什么，甚至委婉地告诉读者怎样看待人物，也许还要插进几句相关的评议。作家的思想观点即使是隐蔽的，倾向性也会“在故事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恩格斯）”。细心推敲作品“以言述事”下的“所为”，体会话语隐含的语义，总能揭微显幽，把握住主体表现的价值取向，进而感受作品的主题。
《祝福》一开头便讲述到鲁四老爷。这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主”，叙述者“我”讲道：“他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但也还未留胡子，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这段叙述是平实的，叙述者介绍了鲁四的身份，通过其言行的概述，反映出人物的立场和政治态度。“监生”在清王朝是凭祖先“功业”或捐钱取得的，可见鲁四并非货真价实的“科班”出身；“讲理学”暗示了人物维护封建道统，注重封建礼教的道德观念；“大骂其新党”更暴露了他维护封建统治的顽固政治立场。联系后文对鲁四书房的描写，那“脱落”的对联，“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摆在案头的《近思录集注》和《四书衬》，一个不学无术信奉宋明理学的、没落腐朽的乡村地主的形象便鲜明地呈现出来了。最有趣最深刻的是这里插入的一段叙述者的评议：“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骂的还是康有为”。这是一个表认知行为的单句，宾语是一个复句结构形式。话语字面的指称语义是清晰的，骂的是康有为。之所以骂康有为，是因为康有为是戊戌变法中改良主义的领袖，有违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由此更进一步揭露了鲁四的政治立场。但这句话还蕴含了一个言外之意。“还是”，仍然是，竟然是。时值辛亥革命前夕，清王朝已知大厦之将倾，“新党”的内涵早已发生了变化，用来指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党人。鲁四所骂的竟然还是、仍然是康有为，其不谙世事变迁和社会进步的落后腐朽性便昭然弥彰了，而中国农村笼罩在封建统治之下死水一潭的社会状况也可想而知了。这段平实的叙述和简洁的评议入木三分地刻画出鲁四的形象特征，平实之中寓深刻，言近旨远，辛辣地对形象进行了嘲讽和鞭挞；绵里藏针，含蓄之中，闪烁着尖锐的批判的锋芒。面对这样一个人物，“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叙述者“我”与鲁四立场的对立，其民主进步的倾向也清楚地表现出来。
叙述者“我”当然不能等同于作家本人。但以第一人称为视角的叙述语言，却清楚地反映出作品的主体倾向性，对人物的嘲讽批判，正隐约地表现出主体的价值取向和立场。在冷静的没有直接表露情感态度的叙述语言中，主体的思想情绪仍然曲折地流露出来，作品的主题亦如深藏在水面下的八分之七的冰山，在情节的波光中渐渐被映射出来。
三、过渡衔接与情节发展的意蕴
过渡衔接的叙述语言有时不只起承上启下或前后照应的结构作用，还能推动情节的发展，概括故事的意蕴，收到“以言做事”的效果。
祥林嫂两次到鲁镇做女工，小说讲述人们对她的称呼，先后出现过三个结构相似的句子：
①大家都叫她祥林嫂。
②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
③镇上的人们也仍然叫她祥林嫂。
三个句子都是普通陈述句，句子的表层语义没有什么变化。①②句主语相同，主要指称鲁家上下人等，第②句仅增加了一个副词状语“仍然”；②③句比较，只是主语变了，多了一个连系副词“也”。表层语义似乎仅仅交待了人们对祥林嫂的称呼未曾发生变化，但只要回到情节的发展中，回到具体的语境中，细一咀嚼，便能体味出三个句子不同的丰富意蕴。
祥林嫂是死了男人的寡妇。初到鲁镇，鲁四“讨厌她是一个寡妇”，只是因为“她模样还周正，手脚都壮大，又只是顺着眼，不开一句口，很象一个安份耐劳的人”，四婶看中了她的能做，看中了她的驯顺，勉强将她留下了。于是“大家都叫她祥林嫂”，从其夫名而呼之。封建时代，“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仪礼.丧服传》），妇女只能依附于男人生存，是不能自由主宰自己的命运的，出嫁之后，甚至姓氏也得“从夫”。祥林嫂夫家是卫家山人，“那大概也就姓卫了”，“大概”，不确切之谓 。丈夫姓氏尚不甚了了，更不必说祥林嫂本人了。小说未言及祥林嫂的姓字，这不是作家的疏忽，正是为了表现妇女低下的地位。这句话作为过渡句，通过一个称呼语交待人物的身份及其深蕴的文化历史内涵，也表明她终竟被鲁镇社会暂时接受和承认了，开始了她在鲁镇新的生活。故事由此逐渐把情节展开。
决定祥林嫂悲剧命运的并非因为她是寡妇，而是因为她的被迫再嫁。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观念占统治地位的明清两代，妇德的核心是必须遵守“从一而终”、“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伦理信条的，寡妇倘若再嫁便是“败坏风俗”、“父母、国人皆践之”（《孟子.滕文公上》）。祥林嫂再嫁是不情愿的，然而，“她有小叔子，也得娶老婆。不嫁了她，哪有一注钱来做聘礼？”社会的贫困逼得穷苦的农家不顾社会普遍的伦理观念，强制她再嫁。祥林嫂似乎努力想保持自己的名节，她“真出格”，“闹得厉害”，“大约因为在念书人家做过事，所以与众不同”，看来她是深受“讲理学”的鲁四的影响，深受封建礼教观念的毒害，是恪守妇道的。然而，她终于还是再嫁了，夫死子亡，不得不再到鲁镇做女工。
“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
称呼依旧。“仍然”，副词，表示情况继续不变或恢复原状。但祥林嫂的生活和命运已经改变了，故事情节已经发展了，再嫁的一段遭遇绝不是虚无的梦幻。她自身的改变姑且不论，“四婶的口气上，已颇有些不满了”。四婶的不满也许只是因为她“没有先前一样灵活”，做活已不如从前。鲁四则“暗暗告诫四婶，祭祀时候用不着她沾手”，“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于是，往常最忙的祭祀时节，现在却轮到祥林嫂清闲了。祭神祀祖的典礼礼节原本有极严格的讲究，范成大《祭灶词》云：“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可见祭拜的典礼凡女人都是不能参加的，所以《祝福》写道：“拜的却只限于男人”。现在，祥林嫂连“一切饭菜”都不能做了，“败坏风俗”，“不干不净”，就因为她是寡妇而再嫁。然而，“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这一淡淡的似乎不经意的过渡语，在具体语境中却隐含着深刻的蕴涵，反映出鲁四一家对祥林嫂的第二次婚姻冷酷而坚决地不予承认的态度。“仍然叫她祥林嫂”，而不是“贺六嫂”，绝不是习惯使然，而是反映了封建礼教观念对寡妇再嫁的完全否定。
“镇上的人们也仍然叫她祥林嫂，但音调和先前很不同；也还和她讲话，但笑容却冷冷的了”。整个鲁镇社会在伦理观念上与鲁四仿佛是形成了共识的，音调的变化，笑容的冷冷，反映出人物关系的变化，充分表现出社会环境与祥林嫂的严重对立。“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最终被人们彻底地抛弃了。故事循着三个句子描画出的坐标曲线逐渐发展到高潮。
这三个句子如祥林嫂命运轨迹上的三个点，深刻地呈现出人物的遭际变化，是人物与社会矛盾撞击出的三朵火花，像三个聚光点照亮了人物一生的悲剧。这三个句子是对情节的三次概括，其隐蔽在称呼语后的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表现出主体批判的锋芒所向正是要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向人们暗示彻底反封建的必要性。在这里，作品通过“以言述事”实现了主体的“言之所为”，完成了主体的语言行为，而作品的文本意义也渐渐被显现出来被我们所读解。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