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从内容上可划分为殷周、春秋战国、秦汉到鸦片战争以前等 3个时期。 商鞅、韩非主张富国强兵，提倡耕战；尊崇暴力，强调法治，认为治理国家应该任法不任智，提出了“刑无等级”、“以刑止刑”的观点，否认一切伦理道德，主张用武力进行统一；要求强化社会组织，对人民实行严格的控制和监督。他们还主张绝对君权，宣传独裁政治。
以《老子》书为代表的道家，主张一切顺乎自然，提倡无为而治，向往小国寡民的社会生活，反对一切法律制度和物质文明。道家要求人们谦虚退让，以退为进，“柔弱胜刚强”。它赞美“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道，反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道。
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主张尚同，强调把天下的思想统一于天子，统一于天；主张尚贤，即用人唯贤；提倡兼爱，非攻，揭露不义之战的罪恶。
农家学派的党徒们主张君民共耕而食，无上下等级的区别。 这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并吸收其他各家思想而形成的“三纲五常”说发展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可分以下3个阶段：
① 儒学独尊和儒学神学化，即“三纲五常”说神学化阶段。秦王朝实行法家政治统一了六国，但把法家学说绝对化，迷信暴力，导致速亡。汉代君臣和思想家们认为，秦的速亡是因为“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针对当时民生凋敝的情况，他们主张实行较为宽松的政策，借以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于是博采道、儒、法诸家之长的黄老之学便应运而生。黄老之学主张清静，倡导无为而治，对人民的事务实行不干涉或少干涉的政策。但道家思想在本质上是消极的，只能在大的政治动乱后起暂时缓解作用，不能作为长期的政治指导方针。由于秦王朝速亡的教训，统治者虽然不肯完全放弃法家的政治学说，却不愿公开采用法家的主张，因而以温和、稳健、文雅为特征，强调入世的儒家学说便成为政治家和思想家推崇的学说。经过陆贾、贾谊等人提倡，到汉武帝时，董仲舒适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为汉武帝所采纳。董仲舒的儒学不完全是孔孟之道，是经过改造的，以儒家学说为骨干，吸取了阴阳家、道家、法家某些思想的新儒家学说。它在哲学上宣传“天人相与”，政治上宣传“君权神授”，伦理上提出系统的“三纲五常”说，并认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到了东汉，新儒学发展成为谶纬神学，蜕化成预卜吉凶的迷信。
② 儒学玄学化阶段。晋初，国家暂时统一，不久又出现“八王之乱”，随后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民族南北对峙，征战无已，社会非常黑暗。由于社会动乱，统治阶级内部的自相残杀，知识分子常因言语不慎而遭大祸，社会上形成恐怖气氛，人们不敢鲜明地表达政见，因而出现了提倡道家学说，宣传虚无，主张无为而治的玄学。何晏、王弼等玄学家通过注释《老子》、《庄子》、《论语》、《周易》等诸子经典，建立起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利用道家思想中的道和“自然”等范畴来论证三纲五常的合理性，宣传“名教本于自然”，实行儒道结合，儒学被玄学化。此外，以曹操为代表的法家思想，鲍敬言的无君思想，傅玄的务实思想，《列子》书为代表的纵欲思想等在这一时期也有一定影响。
③ 儒学哲理化阶段。隋、唐和两宋仍奉儒学为官方政治哲学。为了强化儒学的吸引力和控制力，唐朝的韩愈著《原道》，把儒学提到“道”的高度来认识和宣传，给儒学蒙上了一层哲理的色彩。宋朝的统治者和一些知识分子总结了历史经验，又吸收当时流行的佛教、道教的某些内容，把儒学和佛道结合起来，使儒学哲理化，形成理学。以北宋程颢、程颐和南宋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是理学中的客观唯心主义派别，而以南宋陆九渊，以及明代王守仁为代表的陆王心学是理学中的主观唯心主义派别。尽管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哲学观点不同，相互攻讦，但它们的思想核心都是为了维护“三纲五常”，论证皇帝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把君权和君主统治秩序天理化。他们认为凡是同“三纲五常”教条相违背的便是“人欲”，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以此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限制人民的合理要求。他们还夸大人的精神作用，大讲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认为只要人的意诚、心正，天下便太平了。程朱理学在南宋中后期，取得了统治阶级官方哲学的地位，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支配宋、元、明、清四个朝代达六七百年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