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与光武镇的历史 文 / 肖冰
——追溯历史悠久的光武镇系列 在界首采访的报道“石人一出天下反”系列虽然已划上了句号，但在界首却成了街头荼余饭后人们的谈资，已掀起了一股寻找追忆慷慨悲歌英雄刘福通的热潮。刘福通的报道不仅得到了史学界的公认，也得到了当地市民的欢迎。在当地的电话亭报摊上，颍州晚报一时成了洛阳纸贵。摊主告诉记者，每个星期二登载的关于界首刘福通报道，当天上午就卖完了，有几位老年人还留下一元钱预先购买。末了摊主笑笑说，他们主要是怕我不给留报纸，担心卖完买不到。还有一位界首市民打来电话说，他与刘福通第三十六世后裔刘飞在一起相处十几年，从来不知道他这位好友竟是刘福通的后裔。看了颍州晚报的报道才知道，他为拥有刘飞这样的朋友很高兴。
在我做完最后一期刘福通时，接到了在太和退休60多岁的刘言闻老人电话。他说自己是跟随父亲从界首搬出去的，当时年龄小对先祖的情况什么都不知道。看了关于刘福通的报道，他也不知道与刘福通后裔是否同祖。他父亲叫刘秉乾已去世多年，父亲在世时一直没有向他说过祖上的事，但却给他留下一件龙凤瓷坛，系明朝文物。这件文物当时父亲什么也没说，不知道是祖传的还是父亲购买的。如果是祖传的是不是刘福通拥立小明王韩林儿留下的文物，这些刘言闻老人都不清楚。为此，我与摄影记者商量让给拍一张照片，得到了老人的同意。但由于我没有在手机上储存，仅把电话号码告诉了摄影记者，后摄影记者不慎将电话号码遗失便失去了联系，以至没有拍成这件带龙凤图案的瓷坛文物，时至今日还引为遗憾。
而更让我感动的是在做刘福通系列报道时，得到了界首史学界人士的大力支持。界首地志办史云桂、曹挺、刘华？马文娟、赵冰等人不辞辛苦地奔波帮忙并赠送资料，让我感激不尽。这些资料弥补了许多历史的不足，尤其是关于七八十年代刘福通家史及出土文物的记载资料，多是已逝世的原界首县副县长丁香甫和原界首县政协副主席郝心恒两人所挖掘并进行整理的。
而界首县政协副主席郝心恒整理编撰的《界首县文物志》一书让我受益匪浅，其中就有他本人收集的关于刘福通籍贯传说等宝贵资料。同时，还感谢界首市人民 *** 及界首市政协1996年联合编撰的《红巾军领袖刘福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这本汇聚了元史、明史专家研究的成果给我们带来了关于刘福通的许多新观点，对阜阳人刘福通重新给予了定位，这些客观而新颖的史料令我耳目一新，也是我写刘福通所要表达的宗旨。
在“石人一出天下反”系列还没有结束之际，又接到了界首史学家电话，建议我写一写界首市的光武镇。建议写作的理由是界首10处县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光武镇有其四，其中一处新阳城遗址还是省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同时，光武镇也是全国惟一一处以皇帝年号命名的城镇。闻之也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初步翻阅关于界首市的县志资料，发现位于界首西北部的光武镇境内确实明不虚传。界首市许多历史上的古迹遗址几乎都在其西北部的光武镇及其附近相邻的地带，不仅是古迹遗址丰富，而且这地方出土文物也占界首市的四分之一。
2005年8月10日，我们一行来到了闻名遐迩的光武镇。在一天的采访中，得到了光武镇领导的支持，并安排了一辆汽车给我们使用。同时镇 *** 办公室的徐良则全程陪同我们采访，对各处遗存的古迹遗址以荡然无存的遗址传说地也进行了初步考察。
历史悠久的光武镇
光武镇历史充斥着太多的金戈铁马，细细翻开，几乎每一个故事都回荡着惊心动魄险象环生的血腥杀戮。西汉末年天下大乱，王？部将一路追杀刘秀，汉光武帝刘秀逃难至界首，在每一次危极关头总能化危为安。险象环生的情节成为人们追求 *** 阅读的 *** ，而真正给人们带来兵焚的灾难常常被人们所遗忘。遗忘了，历史就变得狞厉、粗糙。今天带你走近的光武镇，曾让我们痴迷了1900多年前的传说故事，就是西汉末年曾经给我们先辈带来灾难的那段历史。在远古阜阳大地上演的那段历史，从东汉刘秀建国建武元年开始（公元25年），至今天已达1980年之久。贴吧找的答案，采纳吧！
西汉的文景之治发生在西汉初年，刚刚统一之后的政权百废待兴，外有匈奴，内有生产的凋敝，所以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
东汉的光武中兴是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削平群雄，统一中国，为稳定、巩固王朝统治，首先致力于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对功臣厚予爵禄而禁止其干政；对诸侯王和外戚也予多方限制；行政体制，则仍置三公，事归台阁；减省地方官吏。
其次，安定民生，恢复经济，主要措施有重行西汉初年三十税一旧制；遣散军队还乡务农；九次下诏释放奴婢，或提高奴婢的法律地位；兴修水利等等。其三，比较适当地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
他本人也勤政节俭，遗诏薄葬。因此，在他统治期间，经济有明显的恢复，政治也相对稳定。
严桥人杰地灵。西楚霸王项羽曾在此地设帐招兵，至今仍保留霸王城的石圃遗址；近代爱国名将丁汝昌葬于境内的小鸡山；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七师司令部和皖江行政公署就在这里诞生；曾希圣、黄岩、李步新、严伟民、张恺帆、吕惠生、蒋天然、杨杰等老一辈曾在这里战斗和生活过；更有为国献身的沈斌万福民、沈辉勇等革命烈士。
在饱受战火洗礼的土地上，勤劳而智慧的老区人民致力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正向小康迈进。农村经济超常规发展。集镇建设像雨后春笋，方兴未艾。古镇正成为农业发达、工业先进、商贸活跃、辐射四方。
光武陈村历史上叫王家寨，与陈姓的渊源最早始于东汉初，东汉光武帝刘秀自南阳起兵后，与王莽军队在中原地区展开了拉锯战，汉军为扼守颍川，派将军陈俊在这里驻兵，刘秀稳定住政权后，便将陈俊驻兵的地方赐封为光武陈。
1271年，忽必烈进兵中原后，为同化汉族，派蒙古人驻扎到这里，并把名字改回王家寨。元朝末年，百姓纷纷造反，聚众赶走了蒙古王族，王家寨至明朝初数年没有人居住。
再次启用光武陈这个名字，已是明代的事了。元末时，陈永亮曾与朱元璋势均力敌，但最终战败，陈永亮的子孙为逃避朱元璋的“赶尽杀绝”改姓为“贾”。明初洪武元年，光武陈始祖陈遂迁居到新密西北40余里磨旗山东侧。陈遂的孙子是个石匠，一日他来到此地，得知此地原名为光武陈后，感觉此地便于居住，又与陈姓有渊源，就带着家眷在这里安顿下来。
朱元璋孩子众多，陈氏子孙中有一名叫陈仪的成为朱元璋第十七个儿子的女婿，自此以后，光武陈氏便开始兴盛起来，成为明朝时期的名门望族，后来又有陈邦定、陈奇策、陈孟、陈虞做了郡马爷，如今在陈氏宗祠内，还悬挂有“五尚皇亲”的匾额。
常德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远在3000多年前的夏、商时期，就已筑城设郡，是湘楚文化的摇篮之一。屈原、宋玉、陶渊明、刘禹锡等先贤曾留下许多名篇佳作；林修梅、蒋翊武、宋教仁、刘复基等近现代仁人志士在这里孕育成长，新中国的开国元勋林伯渠、文学家丁玲、史学家翦伯赞也诞生在这块热土上。
史书称常德为“风景之国，文物之邦”。境内湖光山色秀丽，名胜古迹繁多。人间仙境桃花源林壑幽静，人文荟萃，为古今游览胜地。壶瓶山原始次森林惊现华南虎踪迹，峡谷漂流有惊无险。花岩溪山水秀丽，风光迷人，数万只白鹭栖息其间。石门前唐古刹夹山寺为千年佛教圣地和日本茶道源头，寺旁奉天玉和尚墓被明史专家认定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兵败禅隐之终迹。澧县城头山古城遗址是7000年前远古人类的生活缩影。西洞庭湖国际重要湿地保护区、柳叶湖旅游度假区和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单位彭头山、八十垱、铁经幢等均闻名遐迩。
鳌山卫是明代开始的海防工程，始建于明朝洪武五年，当初是为了抵御倭寇袭扰而修建的沿海军事重镇。它起源于明代特有的军民合一的管理体制。卫所制度是明朝的一种主要军事制度，为明太祖所创立，其构想来自于隋唐时代的府兵制。
按照明太祖朱元璋的设计，“跨府设卫，连县设所”，鳌山卫由当时的莱州府管辖，浮山所、雄崖所属于鳌山卫，往南就是青州府所辖的安东卫，下辖左所石臼所、后所涛雒所，右所安东卫本所。沿着中国东部沿海，东到鸭绿江口的丹东卫，南到广东的番禹卫，最盛时有58卫、89所，绵延4000余公里，构成了东南沿海的防御链条。这些卫均隶属山东都指挥使司，由都指挥使司直接指挥。沿海各地残留的卫所仍有很多，历经沧海桑田的变化，仍有许多遗址存世。
1372年（洪武5年）右丞相魏国公徐达，派遣指挥佥事来此建造土城，以防倭寇。历史上曾与天津卫、威海卫齐名。在山东设立宁海卫（牟平）、莱州卫、登州卫（蓬莱）、青州卫、鳌山卫、威海卫、成山卫（荣城）、靖海卫（荣城）、大嵩卫（海阳）、灵山卫、安东卫（日照）。构成了明代沿海防卫的链条。建成后，城周为三里，围墙高二丈五尺、厚一丈二尺五，东西南北各有城门，护城河深为二丈五尺，宽二丈。
第二次于永乐二年（1404年）指挥佥事郭崇又大兴土木，城池周长扩建为五里，外包以青砖，四门加城门楼，增铺所十余所。
第三次于弘治元年（1488年），分巡副使令檄指挥使再次重修，四方设门，四门加楼。
历经三次营建，鳌山卫城城池整齐，规模宏大。呈正方形，城墙两面转砌，中间以黄土夯实。城开四门，门洞上方皆有门楼。城中的十字大街贯穿所城东西南北，街面宽敞，形若棋盘，布局对称，以后随着人口不断增多，在城外又有了东街、西街、北街居住区。城中分东、西、南、北四街，建有卫署、学宫、经历司、仓廒等。城东有演武场，建有将台、厅堂。城外还有社稷坛、风坛、云坛、雷坛、雨坛、先农坛、城隍庙、关帝庙、玄武庙、三官庙、三司庙、马神庙、观音阁、福寿寺、朝阳寺等宗教教建筑；有文林坊、柱史坊等坊表建筑；有通济桥、长平桥、迎鹤桥、小石桥等桥梁建筑。
鳌山卫是一座海防城市，它集军、政、民于一身，既是沿海国防的重要卫城，又是沿海军政要地，按照当时的话说是：‘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其地位非常重要，品级也很高，卫指挥使为正三品职级，相当于军队的师职，地方的地级市。不仅各种军事职能齐备，而且民事管理职能也很完善，管辖的行政区域远大于今天的地级市，而且它还具备军屯、民屯制度，财政职能直属于兵部、户部管辖，建制上早于青岛开埠近三百年，直到清朝雍正十二年才降格成为灵山巡检分司，但职级上仍和当时的即墨平级。
到明永乐年间，在山东沿海设营，做为都指挥使司和卫的中间军事指挥机构。山东共设三个营：一是即墨营（即墨），二是文登营（文登），三是登州营（蓬莱）。三个营管辖山东全部二十四个卫所，即墨营管辖安东卫、灵山卫、鳌山卫、大嵩卫共四个卫和石臼、夏河、胶州、浮山、雄崖、大山（现归海阳市管辖）六个千户所；文登营管辖靖海卫、成山卫、威海卫、宁海卫四个卫和四个千户所；登州营管辖登州卫、莱州卫、青州卫三个卫和三个千户所。营中设把总（指挥使、正三品）、指挥同知（从三品）、指挥佥事（正四品）等武职官员。把总为各营长官，与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共同掌管总营事。这样在明初山东半岛东部先后设立完善了营、卫、所防御倭寇的军事体系。在当时交通通讯不发达的情况下，各营能就近快速地传达军令，便于各卫、所及时策应，以应对海上的突发侵扰事件。
始建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乾隆、嘉庆时多次扩 修，至道光十六年（1832年）全部建成，前后历时145年。东西宽105米，南北长158米，面积达12590平方米，占地20余亩。 清代文人高麟超在《洗凡文抄？陈游纪胜》中欣然赞：“关圣帝装塑威严，双石坊镂刻精妙，春秋阁飞檐建瓴，铁旗杆直插云霄，集公输之巧，荟冶炼之精……胜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