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5年立法历程，如同一部跌宕起伏的历史画卷，展现着“正反和”的深刻轨迹[2]。早期的立法活动在1949年9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拉开序幕，通过《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央与地方的立法积极性相结合，形成了我国第一次立法高潮。1954年，随着全国人大通过“五四宪法”，确立了高度集中的立法体制，地方立法权力受限，但国家法律体系的空白在特殊时期由国务院填补。
1979年以后，立法进入新的阶段，全国人大通过了大量法律，如《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标志着立法的第二次高潮，法律数量激增，体系初步建立。1992年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立法第三次高潮来临，以规范市场行为和宏观调控的法律为主流，法律体系不断完善。1982年宪法的修订，确立了多元立法主体和形式，法律数量和质量均有显著提升，形成了包括宪法、行政法等基本法律部门的体系。
在建国29年的“阶级斗争”背景下，立法活动受到严重影响，法制建设严重滞后。而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法治理念的深入，立法逐渐走向成熟，从单纯的计划经济工具，转变为体现人民权利、平等和自由的法律框架。如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初步形成，立法程序科学民主，指导思想日益先进，尽管还有许多改进空间，但总体上，立法从缺失到完善，见证了新中国法治建设的坚实步伐。
权力进化论（Authority theory of evolution ；Power evolution）。权力进化论引是指我国和世界其它国家一样，国家的最高权力就像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一样，也在随着国家繁荣、社会发展、人类进步和民权意识的提高而发生规律性的演变，从建国至今，国家权力书写了立法权力进化史，如立法权力从行政向人大转移，再从人大向民众转移，正是立法权力在中国的进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