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刘子玄传》对于刘氏所云史学三才论，有详细的解说：“礼部尚书郑惟忠问子玄曰：‘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至于货殖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古以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时人以为知言。”
“三长论”指的是史学家的知识结构。知识结构作为各种知识合理有序的搭配，是史学家能否胜任其研究和编史工作，尤其是其能否创造性地推动史学进步的关键条件之一。
唐代大史家刘知己提出“史学三长论”的观点，认为史家须具备三个条件：“才、学、识”，而其中又以史识为灵魂。换言之，以旅美作家林达的通俗表达即是：“记录和呈现历史当然是重要的，而树立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可能是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
所谓史才，是指对史料的搜集、鉴别和组织能力，叙事载言和撰写文章的能力以及运用体例编次内容的能力。
所谓史学，是指对史料、对历史知识及其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比如要求史家应熟知著名的历史人物与事件等。
所谓史识，是指有自己对历史和史书编撰的独立的见解和观点，以及秉笔直书，忠于史实的品质和献身精神。清代章学诚曾在“三长”的基础上，加上“史德”，实际上已包含在“史识”之中。
历史的问题许多是无法用善恶概念来区分的，把史识简单地理解为区分善恶，自然是刘知几认识的局限所在。有人说刘知几的才不过是辞采，学则不过是记诵，仅就上文刘知几所言来看。再说，刘氏把才看作文才，把学看作一个人掌握知识的多少，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不妥之处。
对历史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既是一种天分，很大程度上也由于史家在现实生活中的历练。一个史家如果亲身参与实际的生活斗争，有了现实的经验，对历史的理解就深刻了。
史识是史家、史著的灵魂，也是学术研究的根基。这是古今中外学问大家之共识。史识是个人参与社会历史活动行为的思想主导，是史家认识、评价历史的理性判断的根据，是史著的灵魂；惟有识，则是非明：是非明，则取舍定。不但不随世人脚跟，并亦不随古人脚跟。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讲如何研究通史六》：“一、史才：贵能分析，又贵能综合。须能将一件事解剖开来，从各方面去看。如汉末黄巾之乱，可以从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以及学术思想民间信仰种种角度去看，然后能析理造微，达到六通四解，犁然曲当的境界。另一方面要有综合的本领，由外面看来，像是绝不相同的两件事，或两件以上的事，要能将它合起来看，能窥见其大源，能看成其为一事之多面，这种才智即便是史才。”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讲如何研究通史六》：“二、史识：须能见其全，能见其大，能见其远，能见其深，能见人所不见处。历史是一全体性的，并非真个有一件一件事孤立分离而存在。只是我们分来作一事一事看。如一块石的坚与白，并不能分，只是我们自己的看法与把捉法把它分了。若我们能如是来看历史，每件事便都能见其大。而且历史只是通体浑然而下，无间断、无停止地在向前。我们若能如是来看历史，自然能见其远。又要能看出每一事之隐微处，不单从外面看，须能深入看。这样的见识即便是史识。要之，果尚专业，务近利，则其人决不足以治史。能崇公业，图远利，其人始得入于史。中国人自上古即发明史学者在此，西方人近代始有史学亦在此。”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讲如何研究通史六》：“三、史德：有了史才与史识，又更须有史德。所谓德，也只是一种心智修养，即从上面所讲之才与识来。要能不抱偏见，不作武断，不凭主观，不求速达。这些心理修养便成了史德。”充分肯定史家直书史事的品质与惩恶扬善的社会责任感。
此为读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的笔记。买钱穆的这本书，主要是看看倒底怎么样去研究历史。比如我如果要为很喜欢的某历史人物写传记，我应该怎么去搜集资料。以前读历史总是随兴所至，从不做深入思考。而且我几乎不读原版的古文史书。所以对历史只能说徒有兴趣，而缺乏自己的见解和具体的框架。
钱穆的这本书是演讲集，讲了很多他对历史的见解和研究历史的方法，但是过于抽象和概括化。因此要从操作层面上来具体学习，恐怕是痴心妄想。也许应该略有感悟之后，老老实实读一些史书之后，再来读他的这本演讲集，才能有更深的体悟。
钱穆讲历史有三个特征：变异性，特殊性，传统性。变异性很重要，正因为有变异，才有不同之处，才值得书写，才成为历史。正如人若无变，每日都是碌碌而过，波澜不惊，这样的人生哪有精彩，哪能成为历史呢？我喜欢的历史也恰是大分裂时代。如春秋战国和三国时代。这些历史都是风云剧变，英雄辈出。其间，谋略，军事，个人成败，国家兴衰，都精彩无比。但这样的偏好是如何产生的呢？可能只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所处时代相对平庸的缘故。但这种偏好可能会随着我对现实社会和历史理解得更深入时会有所改变。其二，特殊性。正因为有特殊，所以每段历史会吸引不同的人去关注和研究，比如有人喜欢汉唐气象，有人喜欢魏晋风度，有人喜欢晚明风云叠起。但关注变异性和特殊性，不能忘了传统性，忘了中国历史的大趋势和大动向。钱穆认为中国史的趋势，是向团结融和的方向走。所谓分久必合。但这个结论的含意不多，仅仅只是一个简单事实陈述而已。中国史内在变迁的路径是什么，还没有看到有人能给出答案。
钱穆讲到研究历史的三个方法：由上而下，自下溯上，依兴趣作为研究历史的肇端。在这三种方法中，我感兴趣的是第三种。钱穆说：要学历史，只要能知道了某一代，某一地，某一事，或某一人物，都可即此为据点，来开始前进作研究。但难点在于搜集史料和阅读史料。
钱穆又提出先略知通史大体，再深入研究某一断代史，然后回过来再治通史，接着再研究一部新的断代史，如此循回往返，则终能贯通上下古今，而获得历史大全。思路不错，但操作难度太大。就算真有人想这样去做，穷其一生也未必能完成这个宏伟目标，达到大而化之的境界。我认为可将目标降低。每一断代史都研究到，几乎绝无可能。因此上述方法循环两三次足矣。最后达到的境界是对通史粗略了解，对某一部或几部断代史则了如指掌。也就成为断代史专家而不是通史专家。
最后，钱穆也主张新人写旧史，以实现历史古为今用的作用。并举出资治通鉴作为例子。在各断代史都有的情况下，仍产生了这样的编年体历史巨著。而钱穆自己本人也曾写有《国史大纲》一书。我所知道的还有台湾的柏杨也是重写了资治通鉴。钱穆所提出的新人写旧史的主张，有其现实意义。但在今天这种快节奏的时代，来完成这种工作，不但找不到合适的人，也没有读者。没有人接受，就不能传世，也没什么价值。因此个人认为这种做法也没有必要。理想的著作就是结合现实写的历史学术性著作。比如万历十五年。有这样的作品出现，就够了。
《旧唐书·刘子玄传》对于刘氏所云史学三才论，有详细的解说：“礼部尚书郑惟忠问子玄曰：‘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
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至于货殖矣。
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
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
自古以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时人以为知言。”
“三长论”指的是史学家的知识结构。知识结构作为各种知识合理有序的搭配，是史学家能否胜任其研究和编史工作，尤其是其能否创造性地推动史学进步的关键条件之一。
唐代大史家刘知己提出“史学三长论”的观点，认为史家须具备三个条件：“才、学、识”，而其中又以史识为灵魂。换言之，以旅美作家林达的通俗表达即是：“记录和呈现历史当然是重要的，而树立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可能是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
所谓史才，是指对史料的搜集、鉴别和组织能力，叙事载言和撰写文章的能力以及运用体例编次内容的能力。所谓史学，是指对史料、对历史知识及其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
比如要求史家应熟知著名的历史人物与事件等。所谓史识，是指有自己对历史和史书编撰的独立的见解和观点，以及秉笔直书，忠于史实的品质和献身精神。
清代章学诚曾在“三长”的基础上，加上“史德”，实际上已包含在“史识”之中。 历史的问题许多是无法用善恶概念来区分的，把史识简单地理解为区分善恶，自然是刘知几认识的局限所在。
有人说刘知几的才不过是辞采，学则不过是记诵，仅就上文刘知几所言来看。再说，刘氏把才看作文才，把学看作一个人掌握知识的多少，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不妥之处。
对历史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既是一种天分，很大程度上也由于史家在现实生活中的历练。一个史家如果亲身参与实际的生活斗争，有了现实的经验，对历史的理解就深刻了。
史识是史家、史著的灵魂，也是学术研究的根基。这是古今中外学问大家之共识。
史识是个人参与社会历史活动行为的思想主导，是史家认识、评价历史的理性判断的根据，是史著的灵魂；惟有识，则是非明：是非明，则取舍定。不但不随世人脚跟，并亦不随古人脚跟。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讲如何研究通史六》：“一、史才：贵能分析，又贵能综合。须能将一件事解剖开来，从各方面去看。
如汉末黄巾之乱，可以从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以及学术思想民间信仰种种角度去看，然后能析理造微，达到六通四解，犁然曲当的境界。另一方面要有综合的本领，由外面看来，像是绝不相同的两件事，或两件以上的事，要能将它合起来看，能窥见其大源，能看成其为一事之多面，这种才智即便是史才。”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讲如何研究通史六》：“二、史识：须能见其全，能见其大，能见其远，能见其深，能见人所不见处。历史是一全体性的，并非真个有一件一件事孤立分离而存在。
只是我们分来作一事一事看。如一块石的坚与白，并不能分，只是我们自己的看法与把捉法把它分了。
若我们能如是来看历史，每件事便都能见其大。而且历史只是通体浑然而下，无间断、无停止地在向前。
我们若能如是来看历史，自然能见其远。又要能看出每一事之隐微处，不单从外面看，须能深入看。
这样的见识即便是史识。要之，果尚专业，务近利，则其人决不足以治史。
能崇公业，图远利，其人始得入于史。中国人自上古即发明史学者在此，西方人近代始有史学亦在此。”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讲如何研究通史六》：“三、史德：有了史才与史识，又更须有史德。所谓德，也只是一种心智修养，即从上面所讲之才与识来。
要能不抱偏见，不作武断，不凭主观，不求速达。这些心理修养便成了史德。”
充分肯定史家直书史事的品质与惩恶扬善的社会责任感。
钱穆宾四先生出身书香，自祖父即精勤国学，父爱而教子，委婉不择，循循善诱，任其自悟。
先生天赋聪悟，强于记忆。少习古文，及七岁入私塾，启蒙于诸乡里宿儒，皆兼修中西，尤得阅蒋方震所译《修学篇》，所载西欧不经学校正规教育而自诩成名者苦学情事，于后事先生自学成见著，不无获益。
年及十六，为梁任公文《中国前途之希望于国民责任》激励，爱国思想和民族文化意识由此萌芽，又及为梁公历史论证之厚积广博而吸引，遂志向国史之学，倾毕生之精力和心魂，著国学，以存国魂、救国家。钱穆先生志学，初由子学入门，至壮年，得显著成绩偏在考证，而立之年著《先秦诸子系年》见称于世；中年以后，以通识性论论著为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立为扛鼎。
先生著述重于考据，且卓于提纲挈领，点睛之华彩，是以其考证全为一目的——从历史寻找中华文化之根。为学志在主张中华民族文化意识中心论旨范式，砥砺激发民情，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乃书生报国之不二典范。
此书共八章，源自1960年代香港讲演八题，整理而成那个。通史一题，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六题，终以文化为其共通串联骨干，一以贯之。
其旨乃仍为先生多年所秉持之中国历史文化之大义，即历史为文化传承的载体。因此研究历史，“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以及至中华民族之文化精神。
这也正是钱穆先生一生矢志秉持的志学理念。 对于文化和历史的关系，窃以为是相辅相成的。
历史的发展是接续的，任何变革的形成和发生，在其时间序列上特殊社会物质发展因素的表象之下，都遵循了一以不变的文化沉淀的本因。历史研究的本质也是对文化的取向认识。
从兴趣到研究方向选取，到研究深入并获得一定结论成果的过程，就是对某一阶段文化状态的由认识到了结，并到达某种程度认同的过程。进而，这种建筑于个人理解的历史而形成的文化观念被内化为个人文化信仰，再通过历史研究作品的表达外化，推而广之于整个社会的文化定位。
历史并非简单地客观事物在时间序列上的空间变化，而是围绕人的交往互动产生的精神、思维等主观意念的 *** ，这就是文化。它于历史，既是因，也是果。
正如钱穆先生所言：“无史无以谈文化。”窃以为，无文化在其中勾旋，亦无从谈历史。
历史研究的路径亦可概括为对文化之流转、扩融，更新合一的发展历程的追寻。中国历史的发展常在于一乱一治，兴衰往替间是政治、经济、伦理教化的循序渐进，世事之人在其中扮演了承接文化的重要桥梁，即保持了历史接续不断的属性，是以说历史乃人的历史。
治乱之间，当世之人的流转、迁徙将文化带入新的疆域，文化得以在流转中不断通过冲突、交流达到融合和更新，方有其旺盛的生命力；而若文化仅囿于一隅，导致人的思想的局限、偏狭、极端，文化就会纠结于自我保护式的反复自我证明，固化、迂腐而亡。中国的历史曾经的浩荡即在于其形成的开放性的文化模式。
文化沿承一历史发展的姿态展现，实为其命脉之所系。 研究历史要以史料为依据，统之以哲学思考，而这种哲学之思的形成亦来源于文化的浸淫。
哲学是一种人对社会伦理的思考。这种思考源于建诸于文化的对生活、历史的反省、总结。
之于中国哲学而言，它更是实际的，所谓“致知在格物，切实言理”，以解决社会人群的人事问题的实际措施为目标。其思想路径必须与世事发展的历史脉络紧密联系，因而形成的统之以文化的思维方式、世界观、人生观必定是历史属性的。
文化的形成在于历史的发展，历史通过文化得以一脉相传。所以，研究历史必重其文化。
有言中国古代学术研究为“史外无学”，即在于经史子集皆出一体，谓之文化。余英时先生挽钱穆宾四先生，称其为“为故国招魂”者，所谓“国魂”即是中国传统自成一体、延承千年之文化。
无文化则国族危。今日国学之大兴，若承先生之志，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