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建立中国特色取得时效度是非常必要的
我国1986年颁布《民法通则》，规定了诉讼时效，未规定取得时效制度。虽然《民法通则》第138条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这也说明，时效期间届满后，权利人的实体权利并没有消灭。义务人自愿履行义务以后，如果又以自己不知道关于时效的规定为理由向法院起诉要求返还的，法院也不予支持。这样，在理论上仍没有完全解决诉讼时效届满后权利、义务这对矛盾，在实践上也难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理论上的权利，是权利人依法为或不为一定行为或请求他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可能性。权利的最根本特征是受国家强制力保护，如果权利失去了国家强制力的保护，那么这种权利就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从义务方面讲，时效完成后，义务人是否要履行义务，不再受法律约束，可以全凭自愿。这种任凭自愿的义务，也不再是法律意义上的义务。
在实践上，由于诉讼时效制度没有彻底解决时效完成后争议财物的归属问题，权利人向法院请求义务人履行债务或返还所有物，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义务人反诉要求确认其所有权，法院也不予支持。权利人无权请求法院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义务人占有财物也不是合法占有者，从而使争议财物在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这样，就大大削弱了民事时效制度的作用。例如：某乙占有了某甲的一台手提电脑，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某甲向法院请求返还，被驳回诉讼请求，某乙反诉要求确认其所有权利，也被法院驳回。某甲想，法律不保护，我凭自己的能力还可以保护。于是乘某乙不备时公开拿回了手提电脑。在这种情况下，对某甲的行为如何认定呢？认定某甲犯抢夺罪吗？“抢夺”的是自己的手提电脑，不是他人所有的财物；认定某甲非法侵占他人财物吗，虽然某甲的行为是非法的，但他侵占的不是他人财物，而是自己失去法律（强制力）保护的财物。如果某乙向法院起诉，要求某甲归还电脑，法院是否将手提电脑判归某乙呢，判决的依据又是什么呢？又如某甲父亲祖籍的两间房屋被某乙占用20多年，某甲发现后，要求某乙归还（由于诉讼时效已过，某甲不敢向法院起诉），某乙不但没有归还，还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过户手续，而房地产管理部门因其没有合法取得所有权的依据，不予办理。这起纠纷该如何处理呢？
综上原因，笔者认为，当前，在规定诉讼时效的同时，在《物权法》中规定取得时效制度是非常必要的。当然，这个取得时效制度不是照搬法国、德国、日本或台湾的，而是有中国自己特色的制度。虽然《民法典草案》采纳学界大多数学者的观点，规定了取得时效制度，《人民大学建议稿》和《社科院建议稿》都提出取得时效制度的构想，但与笔者构想的中国特色的取得时效制度有根本性的差异，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的取得时效制度应该是“非所有权人善意地、公开地、和平地、不间断地占有他人所有物。国家专有的自然资源财产不适用取得时效”。只有建立这样的制度，才能使我国的时效制度更加完善，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由于笔者知识浅陋，经验有限，观点不一定正确，借此以抛砖引玉，敬请和各位同行指正批评。
2、建立中国特色取得时效制度是完全可行的
对于取得时效，法学界的两种对立观点都有一定的理由。（上面已阐述，这里不再赘述）但笔者认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取得时效制度，尤其是明确“对超过诉讼时效而又未达到取得时效法定期发生争议的财物收归国家所有，国家专有的财物不适用取得时效”的取得时效制度，就能弥补建立或不建立取得时效的不足。
建立中国特色取得时效制度是完全可行的。虽然法学界很少提出，但还是有充分依据的。首先，1922年的《苏俄民法典》，虽然未建立取得时效制度，但规定占有人不能得到所有权，对占有物可视为无主物收归国有。第二，《民法通则》第79条规定：“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继承法》第32条规定：“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财产，归国家所有。”法律可以规定无主物或无人继承及无人受遗赠的财产归国家所有，那么，对权利人丧失诉权，占有人又不能得到所有权的占有物，法律难道就不能规定收归国有吗？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第118条规定：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公告之日起半年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所以，《物权法》也完全可以规定。第四，建立中国特色的取得时效制度，与我国民法的公平、平等原则并不矛盾。有人认为，对超过诉讼时效而又未达到取得时效法定期发生争议的财物收归国家所有，有悖于我国民法的公平、平等原则。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妥当的。从主体方面看，我国民法的公平、平等原则，只适用于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国家在民事活动中是一个特殊的民事主体，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不存在平等主体的关系。从分配制度方面看，我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国家的利益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国家作为超过取得诉讼时效的所有物的取得主体，取得财物后列为国民收入预算进行再分配，实际上是最公平的公平、最平等的平等。综上理由，笔者认为，建立中国特色取得时效制度是完全可行的。
建立中国特色的取得时效制度，也是有实际意义的。有人认为，如规定对超过诉讼时效而又未达到取得时效法定期发生争议的财物收归国家所有，所有人就会因请求权益的丧失而产生不作为的消极行为，其结果就等于默许无所有权人继续占有其所有物，收归国家所有的取得时效制度等于空设。笔者认为这种看法也是不正确的。从时效发生的因素看，占有人是否丧失请求权，往往要通过法院审理才能确认；因为诉讼时效期间往往会由于各种因素发生中止、中断、延长等情况，这些情况所有人往往无法确认；从我国的传统道德看，“拾金不昧”、“物归原主”毕竟是大家公认的美德，无偿地占有公私财物也毕竟为广大群众所谴责，大部分所有人对丧失请求权的财物，也往往是宁愿归国家所有，不愿为非所有人占有；从社会效果看，即使有少数所有权人不作为的情况而不愿诉讼，让占有人继续占有，或与占有人协商解决，也可以消除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利于财物继续发挥其效益；另外，从立法上也可以规定鼓励所有人对丧失请求权的财物提起诉讼的条款。比如，对丧失请求权财物，收归国有后再按比例返还所有权人，以促使所有权人对丧失胜诉权的财物提出诉讼，从而不使非所有权人占有财物，保证国家取得时效制度实际存在价值。
3、能使我国的时效制度更科学、更完善
我国《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同时《民法通则》第138条又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这也说明，所谓时效期间届满后，权利人的实体权利并没有消灭。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满后，丧失法律保护的权利，但权利人的实体权利并没有消灭，这个实体权利怎么行使呢？等占有人自愿履行；占有人占有他人权利，又不是合法取得者，会造成权利与客体的脱节，形成“权利真空”。实践上，由于诉讼时效制度没有彻底解决时效完成后争议财物的归属问题，司法机关对碰到一些实际争议的案件处理，无法可依（如上举例）。如果按照《民法典草案》的取得时效规定，将诉讼时效期间满规定为取得时效成立的必要条件，这样短的时效经过期间，不利于对财产所有权人的权利的保护，也有违社会主义道德；如果按照《人民大学建议稿》或《社科院建议稿》或照搬其他国家取得时效制度，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并行，也会产生不可解决的矛盾：一方丧失权利，另一方也不一定取得权利，也会造成权利与客体的脱节，形成“权利真空”期间。因此只有建立中国特色的取得时效制度，“对超过诉讼时效而又未达到取得时效法定期发生争议的财物收归国家所有”，才能彻底解决“权利真空”期间财产争议的矛盾，使我国的时效制度更科学、更完善。
4、建立中国特色取得时效制度，更符合社会主义道德精神
在法学界，有人认为建立取得时效制度有悖于社会主义道德精神，笔者虽不敢赞同，但也觉得有几分道理。那么，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取得时效制度后，这就另当别论了。首先，取得时效的构成要件是非所有人必须是善意地、公开地、和平地、持续不间断地占有他人财物达到一定期限，才能取得所有权；也就是说，凡是恶意地、用隐蔽、强暴手段，如贪污、盗窃强占等非法手段占有他人财物，不适用取得时效；其次，在确立取得时效的同时，又规定了对超过诉讼时效而又未达到取得时效法定期发生争议的财物收归国家所有，和国家专有的自然资源财产不适用取得时效。这样，将权利人丧失诉权而义务人（占有人）又未完成取得时效期间争议的财物收归国有，既消除了争议财物在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不确定的状态，又增加了国家的财富；第三，取得时效是在所有人丧失胜诉权，取得时效期间完成后开始，即使占有人能完成取得时效期间取得财物的所有权，也是极少量的，所有人长时间失去管理的财物；对于极少量的所有人长时间失管的财物，确认归占有人所有，可以充分发挥财物的应有效益，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体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说，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取得时效制度更符合社会主义道德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