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学科视野下的妇女史，首先是在妇女学的基本理念框架下寻找自己的学术定位，引进被证明有用的基本概念、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另外她也要在历史学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继承基本的史学实证的传统和前人积累的优秀的成果，作为建设妇女史学科的起点，拓展新的领域视界，为史学发展做出贡献。学科视野下的妇女史与以往的研究不同之处在于，她不是孤立地写个别的妇女人物去褒贬倡导，也不是单纯将妇女作为问题群体成为现代性的标志去论述呐喊，也不是社会史视野下的一个小的弱势群体，而是在一定学理指导下的关于妇女的（on women）、为了妇女的（for women）、与妇女在一起(with women)研究的历史学和妇女学交叉的学科。这里的“妇女”又不是本质主义和普遍的妇女，而是具有特定的多元身份的具体的妇女；而对妇女的研究又是与另一性别的关系中双重关照显现其活动与状态的。
这里将从学科视野从外到内简单回顾妇女-社会性别史走过的历程，从而为确定我们的方向、目标和议题提供借鉴。 ：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与探索
1、理论和概念：添加妇女--社会性别作为分析范畴--注重差异和多重身份分析
国外从70年代兴起的妇女史是在传统历史中添加妇女的历史，刚刚从运动的前方来到校园，妇女主义史学学者决心为历史上的妇女补缺、纠偏已经形成对传统史学的巨大挑战。著名的妇女史学者杰达?勒纳指出了妇女史对史学有七个方面的挑战：
（1）断言妇女有自己的历史；
（2）妇女不是一个少数群体，而是一个性别整体，与阶级种族相联系；
（3）需要在传统史学中增设新的议题以便把妇女引入历史；
（4）对妇女史来源的革命，正史中记载的缺乏可以由人口统计，教区、教堂教育机构、警察和法庭的记载，个人的书信日记等弥补；
（5）对传统的历史分期的挑战，像著名史学家琼?凯利的妇女有文艺复兴吗？就指出传统的史学分期并不适合妇女的经历；
（6）重新界定分类和价值的必要性；
（7）要求模式的更新。10
添加妇女史的核心理论是“父权制”。“父权制”是用来解释妇女从属地位的内容丰富的概念，包括社会和家庭一整套制度秩序和系统。正如里奇指出的，“父权就是父亲的权力。父权制指一种家庭—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有机体系，在此体系中，男人通过强力和直接的压迫，或通过仪式、传统、法律、语言、习俗、礼仪、教育和劳动分工来决定妇女应起什么作用，同时把女性置于男性的统辖之下……”11 添加史的关注领域，精英妇女（包括妇女运动和各种社会运动的领袖等）、父权制对妇女的压迫和规范，还有“妇女领域”，如日常的性生活、身体、怀孕、堕胎、生育、家庭人际关系、情感、家庭暴力、家务劳动、交游等这些不入史的内容添加进来了，这受当时女权运动“私（个）人的也是政治”的口号的影响，分享妇女经验以提高女性的觉悟也是妇女史的一个重要任务；一些妇女史学家甚至认为不但有独特的“女性文化”存在，而且在道德上优于男性。强调受压迫、寻找精英女性和关注妇女领域是当时妇女添加史的重要特征。
80年代，社会性别成为历史分析的有用的范畴，这是社会性别史成为一种主流。
自1975年盖尔?鲁宾在《女人交易》中提出性/社会性别制度（sex/gender system）的概念，试图回答妇女普遍受压迫的根源，她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这三个方面联系起来看，不仅把性别制度看成是精神的、人际关系的，也是政治经济制度和历史的产物。很快得到女性主义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并不断发展并广泛运用于各门学科和社会运动。后结构主义史学家琼?斯科特(Joan Wcott)1988年发表著名的《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一文中又作了进一步的界定, 她认为: （1）.“社会性别是基于能观察到的两性差异之上的” “诸多社会关系中的一种成分”; （2）. “社会性别是表示权力关系的一种基本途径”。
斯科特关于社会性别的的第二个定义是从理论上作出概括------社会性别是一种代表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不仅是权力形成的源头和途径,而且还是维护权力的方式。12 斯科特的社会性别的概念正是根植于西方社会两性关系基础之上，总结了西方特别是美国妇女史研究的经验和西方女性主义发展的成果, 以至吸收整合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人的社会关系(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等诸种关系，表现在性别上就是两性的分工和组织)和后结构主义关于“话语”、“权力”的结构理论(福科)以及精神分析学派的象征主义(拉康)，将这诸多的学派中关于两性的理论集于一体，其核心就是将男女两性视为社会权力关系的制度规范的历史生成而非自然本质的造化。这样的分析远比父权制分析深刻和全面，不只是资本主义父权制和家庭中的男权形成对妇女的控制，而是一种无所不在的社会性别话语的社会文化建构形成的权力和紧张表现在所有场所。另外，社会性别概念作为一种维度和视角从固有的各种专史中分别进行重新审视，分离出性别范畴和妇女存在，大大丰富了历史的内涵。 企图从历史角度解释妇女处境和两性关系结构的全面根源，是社会性别概念出现并成为历史重要的分析范畴出现的变化。
80年代末期，由于社会性别广泛运用于历史研究，性别研究成为历史随着“社会性别”（gender）的概念在史学越来越普遍的运用，因而妇女史一度被性别史的“社会性别中立话语”所冲淡，当时一些人认为既然两性共同构成了历史，妇女也已进入了历史，只研究性别就可以了，不必特别凸显妇女。吉拉斯?鲍克的《妇女史和社会性别史：一场国际争论的多个方面》就是对这场争论做的一个总结，文章对“生物决定论”和“性别中立话语”进行批判，指出在用社会性别研究历史的时候不能丢弃妇女，“要用包含社会性别的方法去做通史”，而“妇女史就是出色的社会性别史”这可称之为“妇女—社会性别史” 随即而来的理论问题是：社会性别是史学研究中唯一的分析范畴吗？换句话来说，所有的妇女的经历和处境是一样的吗？进入90年代，西方以白人为代表的女权主义理论遇到黑人、有色人种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严重的挑战，当年提出发现妇女历史的杰达?勒纳曾将妇女史定义为“一个多数群体发现她们的过去”？这个“多数”的“妇女”是铁板一块的吗？如何表达妇女身份差异和多元，打破妇女史研究中单一的“社会性别”分析范畴，成了妇女-社会性别史重点探讨的问题。1996年，又是斯科特撰文强调研究妇女中 “差异”（difference）的重要性，对将妇女视为铁板一块的统一体的另一种 “本质先于存在”的认识论表现提出了挑战，强调社会性别不是单一的分析范畴，应该与其他的身份、位置诸如种族、民族、阶级、教育、年龄、性向等不同结合起来审视与分析，单纯用社会性别视角是不够的。观察分析视角的复杂化是为了更好的观察“妇女”的具体的生存身份处境，增强鲜明的主体性、认识自己的位置利益和行动策略。14
90年代末，斯科特同事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苏珊? 弗里德曼进一步提出“超越社会性别”的命题，她认为在面对全球化的浪潮，跨国界的移民迁移和永不停息的电子信息网络的流动，社会性别+差异的社会身份的分析方法遇到的挑战是：每个人的社会身份、主体构成及其认同都不是单一固定僵硬的，而是多元流动变易的，于是她用“社会身份新疆界说”来包容这种复杂多元变易的关于社会身份、位置的新社会论地理论概念，她将新社会论地理论包括6种相关的不同的社会身份话语表现——多重压迫论、多重主体位置论、矛盾主体位置论、主体社会关系论、主体情景论、异体合并杂交主体论。15 这一理论在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历史研究等学科领域得到响应和应用。
至此可以看到一条比较清晰的理论发展脉络，从添加的妇女史到关注两性关系及这一关系和其他各种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关系甚至私密生活的关系的社会性别史；同时也警示研究者，社会性别史不是冲淡妇女史，不是抛开妇女只关注性别，也不是如一些学者所理解的只谈妇女显得偏激，只有谈女又谈男才显得客观、全面，社会性别史仍然把妇女置于中心位置，而又不把性别作为唯一的分析范畴，就是要破除虚假的普遍、本质的大一统的“妇女”，而存在的只能是具体而流动的多元社会身份的“妇女”。
2、方法论革命：质疑“二元论”与走向跨学科
二元思维模式一直是困扰西方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羁绊。在性别论述中，以往是男/女二元对立，自从创造出“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后结构主义的方法文化建构和意义的追索，权力的分散性。事实上，斯科特就是深受后结构主义影响的女性主义史学家，她在提出把社会性别作为历史分析的有效范畴时，就是在打破西方传统的关于性别的二元论定势，特别强调话语运作、语境分析和意义的挖掘。后结构主义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指出，把性和社会性别截然分开，实际上又建构了一个“先验、自然、天生的性/身体”的神话；她追究这个神话源于波娃的女人变成的说法，这种无限制的社会决定论，反而预设了“生物/社会、自然/文明的二元对立，不过女性主义者是要提升自然、感情和身体的价值，也是一种生物决定论。斯科特沿着这一思路，在《对社会性别和政治进一步的思考》（1999）进一步指出这种二元划分的困境。事实上，当把社会性别界定为社会文化建构时，无法排除其所有的自然的内涵；同样当把sex定义为自然、生理范围内时，事实上与文化因素难以分开，何况还有处于sex 和gender中间的如性欲（性观念、态度、行为、感受等，sexuality）就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建构而不是生理因素。sex 和gender二者都是知识的形态，既然是知识，“自然”也不是透明的；二者又都是具有历史背景的概念，都是用语言表达的，其含义据时而变，随不同的文化而异。因此，应该改变提问题的角度，赋性别以历史意义：（1）要抛弃对男人、女人的固定的看法和预先知道的知识的观点，要在具体的上下文看这些词是怎么运用的，在两性之间设置的界限都涉及到什么，体现的是什么样的差别？（2）对男女规定和引导行为的理念和真人的经验描述的差距，性别认同与各种权力的关系进行揭示。看到描述性别差异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角色的不一致，不用诸如“进步”和“倒退”这些简单的概念去估计“女人”的地位。这些给我们的最大的启示是，在思考妇女和两性议题时，必须摒弃将自然/文化、生物/社会、公领域/私领域、压迫/解放、进步/落后、地位高/低……等截然分离和对立的做法，需要将妇女状态和性别关系语境化、情境化和具体化，更需要一种联系、综合和变化的思维模式。16
与理论上新概念范畴的推陈出新相伴随的是方法上的革命——多学科和跨学科在历史研究上的运用。新社会史是女性主义史学发展的重要动力，而文化史的介入引起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70年代、80年代前期的妇女史从60-70年代关注下层大众历史的社会史研究趋势的影响，自下而上的社会史书写与添加处于弱势的妇女群体的填补相吻合，社会学、人类学和人口学的方法运用到妇女史研究，不过是下层的男性换成了妇女的群体。90年代以来的文化史的妇女史研究主要建立在两种理论的基础上——一是文学批评的理论，一是后结构主义的人类学，后结构主义解构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宏大理论和普遍方法（如唯物史观和进化史观），强调情境化的话语构建和分析；对语言文字的中立质疑，认为任何再表现都难免有立场和价值观渗透其中，因此应侧重于对收集来的史料进行文本解读与分析。在具体的方法上，一是注重寻找文字以外的史料如物质的、口述的材料等，二是注重文本的解读，三是对资料真实性的看法与处置——一方面不承认历史的透明性，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对资料背景的还原后再处理真假的可能和必要。另外，文化史的另一个重要的启示是关于历史主体性问题，对社会史的“人”的主体、妇女史的“妇女”的主体，文化研究都进行质疑，认为没有普遍的“人”和“妇女”，也没有与生俱来的本质的“男”和“女”，只有具有差异性的和在多种情境下形成的复杂的多重的甚至流动的社会身份及其认同，而这些都是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这些足以动摇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实证主义史学传统，这一传统在中国史学界根深蒂固，至今仍被奉为金科玉律，不可动摇。既然“经验”也是“主体”被“建构”的结果，语言也不是中立的，至于发现真理寻找规律也变得更加困难，那么，这就给历史学家带来空前的挑战。
由上简介可以看出，国外的妇女史发展历程是与具体时地的社会思潮（运动，如女权主义思潮和运动）、学术发展（如新社会史、“后学”、女权主义学术发展和跨学科的趋势）的背景息息相关。从添加的妇女史到将社会性别作为联系观察的分析的重要范畴，再到考察具有差异的、不断变化的、多种社会身份之间的交叉流动，又不迷失妇女作为社会性别身份的考察重心，这种历史视野和维度不但是一种新的史学理论，范畴，更是观察分析解决性别议题和当今世界一系列问题的视角，也是当今学术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汉学领域的妇女史研究从70年代中期开始兴起，还是非常弱势的，无论在学术主流和汉学都处于边缘的地位，但近年来汉学界的妇女史越来越声势浩大，在亚洲学和历史学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汉学界的妇女史学家一方面吸收西方新的理论成果，不断在西方的学术背景下开展学术对话，运用新的理论方法，一方面不断警惕自己的西方中心和东方主义，表现很大的学术自觉，甚至对西方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假设提出挑战；同时对中国国内史学界因长期封闭状态造成对妇女史的漠视、停滞至今急切寻求发展提供有用和直接的借鉴。 如果按照发展过程考察，可以分成两个阶段：17
1、70、80年代：接受西方汉学和女权主义的观点——侧重现当代研究，内容多为革命（断裂）、父权制（家庭和国家的），一些人经历了对“理想”中的“妇女解放”的破灭，反弹为中国妇女“双重压迫”和被动的“受害者”（杜芳琴，1998，P172）；婚姻家庭这些传统的妇女领域特别是前近代妇女史关注的重点，也有将妇女作为一个新的变项单独抽取出来进行女性主义分析，正如苏删文章所说属于一种“旧题新解”，不出添加的范畴。18 父权制自然也是这一时期的核心分析概念，压迫-解放模式表明受到陈东原著作的深深的影响，而人类学家马杰里?伍尔芙对台湾农村妇女考察提出的“子宫家庭”——母亲的权力是对传统的父权制一个惊世骇俗的挑战，尽管它带有生物决定论和本质主义等缺陷。
社会性别提出作为性别的分析改变了旧题新解和填补，改变了方向，如曼所说“目的不在于证明妇女是否扩大了那些领域，重新考察社会结构组织和妇女-性别的关系”。19
2、90年代对西方女权主义挑战和对东方主义的警觉，深入到中国的语境，改变了哪些议题的改变（能动性、复杂性，见高彦颐、苏珊?曼著作）、领域的扩展（见费侠莉的医学史著作，以及科学技术、物质经济、法律、和妓女的著作分别见贺萧等人的著作）、方法和材料的多样（贺萧——后结构主义方法、王政——口述和文本分析的结合），推出一批在国际汉学界非常有影响的成果。20
方法上的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研究，如文化、经济、法律、物质生产流通与文化通观研究，如高彦颐进行妇女缠足研究时，不但考虑到社会文化因素，还从物质文化角度联系到小鞋制作地区特点、生产、流通与消费环节与妇女的关系。21
在研究方法上另一个突出的是文史哲的打通，文学的材料作为特定时代具体身份男女的再表现的，用审慎的文本分析的方法进行解读，大大补充了妇女史料的匮乏；除了文字的文本，还有绘画、图像，都可以视作表现妇女的史料。像苏珊?曼《亚洲妇女的神话》就是这种泛文本解读成功的范例。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