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个回答 2011-02-14
杨朔
写的三千里江山曾获朝鲜二级国旗勋章，终身未娶，炭过多次恋爱。给你看一段介绍他恋爱史的文字吧。
杨朔(1910—1968)是山东蓬莱人，在海滨长大，从小就喜欢海，对海的眷恋之情很深，他到海边拾贝壳、海螺，跟着渔船闯海。“九一八”后，流浪到哈尔滨，学英文、自修诗词、古汉语，颇有功力。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人民解放军，踏遍了太行山及陕北；解放战争期间，转入晋察冀野战军，任新华社特派记者；五十年代初，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后来，他还穿过印度洋、地中海，奔波于亚非欧三大洲，多次参加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他凭借深厚而广阔的生活阅历，写出了数百万字的优秀小说和散文，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散文家、小说家和社会活动家。 五十年代后期，我调到中国作家协会的外国文学委员会(简称外委会)，在萧三(作协党组成员、外委会主任)、杨朔(外委会副主任、后任主任)领导下，任办公室副主任。他们是著名的诗人、作家，在他们领导下工作，我感到非常荣幸。萧三早年参加革命，是毛泽东的同乡、同学，又在苏联长期学习工作过，俄文很好。而杨朔去延安之前就当过翻译，英文也很流利。这期间杨朔还兼任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的副主席、党组成员、亚非人民团结理事会书记处中国书记，与朱子奇轮换担任常驻开罗的中国代表，并多次出访参加国际活动。 作协外委会工作，可归纳为：研究、推动中外优秀文学作品的相互译介；执行“中外文化协定”（国家文化部同建交国之间签订双边文化往来协定)中，有关文学交流的项目；中外 作家互访；以及“纪念世界文化名人”等活动。任务相当繁重。同时，由于他身兼“亚非作家常设局中国联络委员会”的秘书长工作，就需要紧密配合并开展“亚非作家常设局”的工作。这方面的工作特点是政策性、时间性非常强。那几年，杨朔的工作太重了，我们向他汇报工作时，他常常向我们抱怨神经衰弱、睡不好觉，简直无法创作。但他毅然挑起了那副沉重的担子向前走。 杨朔对工作严肃认真。外事工作授权有限，强调请示汇报，纪律第一。由于他不坐办公室，我和林元(散文家、办公室主任)常去他家，向他汇报请示工作。他谈吐文雅，精明谦逊，和蔼可亲，每到他家，就匆匆敛起摊放在写字桌上的书刊和稿纸，寒暄几句，习惯地说他近来又睡眠不好、头痛，离不开安眠药。边说边无可奈何地指指脑袋。接着，正襟危坐地同我们谈话，倒茶，请吃糖果。听汇报时，他注意力有时不够集中，眼神发直，边点头，边哼哼作答，给人感觉他脑子里似乎在想什么。等我们说完，他离开谈话主题，说出他想要说的问题。这可能是某些爱“走神”的人的一种习惯。 杨朔在工作中，留给我印象较深的有两点：一是派作家出国访问，或参加某一国际会议，他对人选、任务(包括发言稿的准备)考虑甚多，要做好充分准备；另一个是很重视“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通过的“纪念世界文化名人”的活动，对于被纪念者的生平、著作、影响，进行认真研究和准备。如果是中国古代文化名人关汉卿、杜甫或其他人，影响和知名度较大，纪念的报告稿就容易写；如果是外国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化名人，也比较好办；但若是外国古代一位影响不太大的文化人，那就困难了。譬如，有一年要纪念亚洲某国一位古代名人，我们找了几个文学团体，才找到一位了解这位作家的学者，请人家写出报告稿来。后来，在北京文化知识界纪念该作家的大会以后，该国驻华使馆文化官员认为中国学者对于这样一位不太为人所知的古代作家都有研究，向我们表示感谢。这说明杨朔工作态度的认真。 在外事活动中，宴请外国作家，是为在轻松的气氛中便于互相交流和做工作。这些场合，杨朔表现了灵活的姿态。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爱开玩笑，在一次宴请日本作家时，他对几位女作家说，“你们看杨朔先生Handsome，而且身材魁梧，眼大有神，风度翩翩，可是到现在，他还是位单身汉，请你们给他介绍一位日本漂亮姑娘好吗？”大家哈哈一笑。杨朔面不改色， 4 笑迷迷地说：“好啊，好啊!我愿意„„”席间一片笑声。这样的调侃，我遇到多次，而且碰到哪国女作家，就找哪国的姑娘给他作妻子。所以，杨朔的单身，成了玩笑的把柄。据我所知，他在年轻时，曾有过山盟海誓的恋人，不知什么缘故，恋爱未成，终身未娶。据一位熟悉他的东北籍作家五十年代这样说过，“杨朔已经四十多岁了，鬓角上露出丝丝白发，眼角出现了皱纹，每天却孜孜不倦地进行创作，他好像分不开心，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私生活问题，朋友们都很替他着急。有一次我和他谈心，他提到有一位女同志常来找他，给他写信，信里有这样两句惹人注意的话：‘一个人的最大幸福，就是为别人创造美好的生活。’我妄加评论地说：‘我看这个女同志很有思想，她很了解你。’杨朔笑笑说：‘她也许了解我，也许不了解我。’半个月后，我又到杨朔家里去，他伏在桌子上写《洗兵马》，捏着钢笔，正在冥思苦想，精神非常集中，好像怕什么事情干扰他的样子。我关心地问他：‘那位女同志来了吗？’杨朔放下钢笔，表示歉意地对我说：‘那位女同志来是来过了，可是来的不巧。那天我正在写长篇，写得筋疲力尽，刚一打盹儿，她就走掉了，以后再也不来了。’”这真是一段有趣的对话。但我也听说过一个故事，约在1954 年，他调作家协会工作不久，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此人年轻但不貌美。这位小姐去看他，谈话间，杨朔竟在沙发上打起瞌睡来，弄得这位小姐十分尴尬，不欢而散。这个故事我仅是听说，不敢保证是否可靠。 杨朔没成家，却非常喜欢孩子。他弟弟杨玉玮说：“杨朔爱孩子，对孩子感情热情。小学生们送给他的红领巾，他都珍藏着。在家里一有空，就同我的几个孩子玩儿。我的第三个女儿生下来不满周岁，他就抱去作自己的女儿，喜欢得不得了，食必同桌，女儿吃不完的饭，他不嫌赃，拿过去自己吃掉，说这是爸爸应该做的„„”我们到他家时，经常看到有个小女孩儿在他身边嬉戏玩耍。他每次出国回来，都给娇生惯养的爱女带来好玩的洋玩具。我们也常常带她到机场去接爸爸，父女一见面，抱着就亲，女儿接过玩具爱不释手。可见杨朔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 杨朔的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不愧是一部歌颂英雄的诗篇，曾获得朝鲜二级国旗勋章。该书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不断再版，几乎同丁玲获斯大林奖金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样畅销。因此，稿费也相当可观。杨朔用稿费买了一幢平房小院——在东城禄米仓胡同，小院呈长方形，共约十来间房，他占了卧室、起居室、书房和客厅，其余给弟弟一家用，独门独院，环境幽静。雇了一位五六十岁的大娘，为他做饭、洗衣、照看房子。弟弟（军人，弟媳是医务工作者）一家另起炉灶。 杨朔的字很难认，说不清是什么体，不如他的文章漂亮、潇洒。他写的稿子、批改的公文、往来信函，乍一看，你真念不下来，慢慢看多了，也都认识了。同他共过事的人，都有这个看法。 杨朔说普通话，带有浓厚的胶东口音，说英语，语音也带有山东味儿，比如我们办公室的同志都学他打电话称呼对方“Mr AuAand„„”，尾音拖得又高又长。不过，他英语还是很流利的。 二 我和杨朔共事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1961 年春，在日本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东京紧急会议前后。这是亚非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民主和保卫和平而斗争的十分重要的国际会议。会前的筹备和会后的总结工作都非常繁重。杨朔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秘书长，是至关重要的人物，他熟悉并掌握会议的种种情况；我作为他的助手，被指定负责会议筹备的具体事宜，包括资料、经费、前后方联络等多项工作的准备。 这里还有一段插曲：六一年春节后不久，由于处在经济物资困乏时期，工作又繁重，我忽然患了肝炎，病得不轻。领导安排我到西山八大处的第八处（一座古刹，名“证果寺”，是中国作协的一个“创作之家”）去休养。在那里巧遇邵荃麟（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文 5 艺理论家）夫妇、侯金镜（《文艺报》副主编、文艺评论家）和女诗人、翻译家陈敬容等人也在休养。茶余饭后，读书消遣，听他们议论文艺问题，受益匪浅。那里每人每天还供给牛奶半磅、鸡蛋一个和少许肉类，这在当时已属上等享受了。然而，我呆了不到半个月，杨朔打电话来，抱歉地说：“工作太紧了，还是需要你赶快回来一块儿筹备东京会议，等忙过这阵子，你再去休养好吗？”我只好以工作为重，第二天就匆匆返回办公室上班了。 亚非作家常设委员会东京紧急会议是亚非国家一次非官方的民间性会议，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我国作家积极参加了这次会议，派出了以巴金为团长、刘白羽（中国作协副主席）、冰心为副团长的阵容强大的作家代表团，还有沙汀、杨朔(秘书长)、林林、李季（副秘书长）、叶君健、杜宣、韩北屏、李芒（秘书兼日语译员）和随团的新华社高级记者吴学文以及高级译员刘德有、李淼等人，同亚非作家代表欢聚一堂，唱出了被压迫人民的共同心声。在会议中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我因故未能与会，4 月初，会议结束，与会十八个国家的代表，分三路去日本各地参观访问。我收到电报，嘱我迅即去杭州，安排代表团回国在杭休息并总结。于是，我连夜乘车赶赴杭州，在浙江省作协的帮助下，住进了西子湖畔的花港饭店。次日下午，忽接北京来电，命我转去广州，代表团改在那里作总结。浙江省作协的朋友为我办好当晚赴广州的火车票，我急忙赶去广州。广东省作协安排，把离广州市不远的从化温泉疗养院，作为代表团休养和作总结的地方。省作协的同志送我到从化，陪我参观疗养院驻地，幢幢别墅式小楼建在青山绿水之间，古朴雅致，环境优美，确是个疗养胜地。 到达温泉的第三天，出乎预料，杨朔匆匆到来，他面带倦容，精神萎靡不振。住下以后，他说：“开会紧张，睡眠不好，身体不舒服，早回来几天„„”言犹未尽，似有难言之隐。第二天，一起用过早餐，外出散步，杨朔同我开始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谈话，就像开了闸的洪水，奔腾怒泻，令我大吃一惊，至今难忘。大意是：东京大会期间与×××共事十分不愉快， ×××作风专横跋扈，处处压制人，又时时利用他„„大会结束后，多国作家去外地参观游览，他没有去，途经香港先回来了„„我感到他受到了压制、打击，心中窝火，气愤已极。他一股脑发泄出来后，脸色青白。我安慰了他几句，要他保重身体。他的怨气似乎也已发完，接着对我说：“算了，按说我不该跟你说这些，可我心里实在窝得慌，难以忍受，才把你当朋友一样说给你听。希望你知道就完了。反正我也不想再留在作协了„„” 这件事使我困惑了很长时间，我尊重杨朔的嘱告，采取不打听、不传、不核对的不介入态度。但是，谁又能保证代表团里那么多人不外传呢？ 过了两天，代表团全体在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作家杜埃，省作协主席欧阳山等人陪同下来到从化温泉。巴老和大家的精神都好。老前辈谢冰心精神抖擞，爱开玩笑，听说我从杭州赶来，笑着对我说：“你辛苦了，一个人下雨天还游西湖，碰见白娘子了吗？人家向你借伞了没有？”把大家都逗笑了。 两天的总结会轻松度过。杨朔在会上少言寡语，避开矛盾。会后，巴金回上海，沙汀回四川，其余人员回到北京。从此，我感到杨朔和某某的矛盾渐渐深化，彼此避免接触。不久，作协外事单位又调来新的领导。1962 年初，杨朔离开作协，调到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工作，直到1966 年“文革”前夕。1962 年，亚非作家常设局在开罗举行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亚非作家间的交流非常频繁，遗憾的是，作为亚非作家常设局中国联络委员会秘书长的杨朔，却没有被邀参加，也就是说，中国作协的主要领导不再找他了。这难道是一个领导人的坦荡胸怀吗？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在中南大行政区文化部工作时，曾对文化交流工作有所接触，但正式搞外事工作，是在1959 年后。杨朔对我和林元经常进行外事工作任务、纪律和礼仪等方面的讲解与指导，因为他有经验，很重视外事工作人员该具备的条件和素质。他常常传达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精神，讲政策，讲策略，也讲工作方法。譬如，由于我们同许多国家没有 6 建交，所以派作家出去就是“民间大使”。民间外交能起到官方外交起不到的作用。杨朔说，我们所搞的一切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也是围绕着民间外交任务而展开的。根据国际形势，我们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进步力量，同黑暗势力做斗争。根据不同对象，多做工作，但要注意策略和工作方法，不可生硬地灌输，不可强加于人。要遵守纪律，谨慎从事，接触外宾要落落大方，礼仪、着装、宴请外宾的座次安排都马虎不得。我做外事工作多年，在工作方法、守纪律等方面，都习惯地沿袭杨朔的言传身教，他对我影响很大。 三 1962 年杨朔离开中国作协后，在一些外事场合我们见过几面。后来，他作为亚非团结委员会中国书记，在开罗驻过几年。直到“文革”天下大乱，他遭冲击，受到残酷斗争，我们一直没有见过面。有一次我去台基厂对外友协，碰巧杨朔在办公楼一层扫厕所，他猛抬头看见我，脸庞微红，尴尬地悄悄同我说：“他们说我里通外国，真是无中生有„„”我说了两句安慰他的话，为避免麻烦，迅即离去。第二年(1967)，在一个外事场合，我又见到他，知道他被解放，允许参加一些活动了，彼此相见，甚是高兴。但是，谁会想到，这竟是我们的诀别„„ 1968 年盛夏，“四人帮”搞“清理队伍”，忽然有一天，在我们办公楼——中国文联大楼门前的墙上，贴出大字报“打倒×××××××杨朔!”我感到杨朔又要倒霉了!过了两天，就听说8 月3 日晚，杨朔被“四人帮”迫害致死!他是个“士可杀，不可辱”的直性汉子，不能容忍对他人格的污辱。可惜，只走了五十八年的人生历程。令人悲痛万分。 一个好人，一个好党员，一个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就这样离开了我们。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