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资料

就是有的诗人是什么文学家思想家什么的!那白居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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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7-10-22
古代山西诗人中,名气最大的要数白居易了。他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唐代又一位大诗人,世称李杜白为唐代三大诗人。

白居易,太原人,出身于仕宦之家,高祖、曾祖、祖父俱为官,父亲为朝奉大夫、襄州别驾、大理少卿,累赠刑部尚书右仆射。因其祖、父俱在河南作官,所以居家河南。白居易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日生干河南新郑县东郭宅。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享年75岁。

白居易出生时,李白已逝世10年,杜甫也去世2年。时代需要大诗人,白居易适逢其时。他因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又绝顶聪明,五六岁便学写诗,9岁便能够辨别声韵,加之家庭和社会给予他很大的刺激和督促,他青少年时代读书特别刻苦。后来忆及当时读书情况,他说:“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生疮,手肘成胝。”少年时代又曾经过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活,对社会各方面都有所了解。这些原因,造就了白居易这位杰出的诗人。

白居易出生不久,河南一带发生了战事。蒲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眼看还要继续乱下去,由彭城县令升任徐州别驾的白季庚,便送儿子白居易到南方避乱。小小年纪就离家避难,随后南北奔走,备尝艰辛。所以他15岁时便写下了记录当时真情的一首绝句;“故园望断欲何如?楚水吴山万里余。今日因君访兄弟,数行乡泪一封书。”后来又一首寄兄弟与妹妹的七律,也写得较好,历来为人称道,诗云:“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从这些诗中可见白居易当时的生活状况和心理感受。从他家骨肉分散的情况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的程度。白居易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

白居易16岁时,已经写出不少可以传世的好诗,其中最有名的是五言律诗《赋得古原草送别》。据说白居易初到长安,去拜见老诗人顾况。顾况闻他名居易,便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恐不易。”及读到这首诗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大为赞赏,说有这样的文笔,居长安不难。这首诗,确见白居易才情非凡。

自到长安,顾况为之延誉后,白居易有时居长安,有时在别处,曾去过徐州、襄州、杭州等地,交结了一些诗人,真正开始了他的诗人生涯。他27岁方从乡试,次年为宣州刺史崔衍所赏识,送往长安应试,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以第四名及进士第,31岁时,试书判拔萃科,与元稹等同时及第,与元稹相识,从此成为莫逆之交。在32岁那年春,白居易被授校书郎,算是步入了仕途,33岁时自洛阳徙家于秦,卜居渭上,距长安约百里,到35岁时,罢校书郎,随后又授周至县尉。次年,他由周至县尉调充进士考官,补集贤院校理。这年冬季,授翰林学士,就在授翰林学上这一年前后,娶杨虞卿从妹为妻,元和三年(808年)拜左拾遗。

当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指斥朝政的牛僧孺等人不满,或黜或贬。初任拾遗的白居易上《论制科人状》,极言不当任意贬黜,因此得罪了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不幸陷入当时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在此后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始终为李德裕所排挤,由此决定了他一生仕途不顺利。他任拾遗期间,克尽职守,屡陈时政,难免使得皇上或权臣不满。

元和六年(811年)四月,因母亲去世,白居易丁忧居渭村,而他的爱女金銮子也在这一年夭折。居渭村三年多,白居易又贫又病,好友元稹时常分俸济其困难。元和九年(814年)冬,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后因上疏请急捕刺武元衡者,为宰相所恶,被贬为州刺史,又为中书舍人王涯所谗,追诏再贬为江州司马。此次连续被贬,对白居易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和教训,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为避祸远嫌,“不复愕愕直言”,“世事从今口不言”。在江州,他自称为“天涯沦落人”,以游历山水、作诗为事,慕起陶渊明来,希望作个隐逸诗人,并转而事佛,企图从佛教中求得解脱。总之,被贬江州司马,是白居易人生道路的一大转折。

白居易在江州四年,后移忠州,元和十五年召还。宪宗崩,穆宗继位,授中书舍人,后又拜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转上柱国。白居易精神重又振奋,诗云“得水鱼还动鳞发,乘轩鹤亦长精神。”但因当时朋党之争仍很激烈,他不但不能有什么作为,而且“终日多忧惕”,惊叹“高有罾缴忧,下有陷阱虞”。很快又感到失望。他恐再遭权幸谗害,不敢久留朝中,便请求外任,于长庆二年(822年)出为杭州刺史,避开了朋党残酷倾轧的朝廷,从此思想进一步消沉,诗云: “谁知名利尽,无复长安心。”“敢辞官远慢,且贵身安妥。”荣枯任之,听天由命,颇有些与世相忘的意思了。为了涤除人生烦恼,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情自娱。他蓄妓与嗜酒无厌,直到暮年。蓄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而在白居易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嗜酒,据他自己说, “唯以醉为乡”,“往往酣醉,终日不醒。”宋人统计白居易诗,说他“二千八百首,饮酒者九百首。”所以如此,都是为了逃避现实,自我麻醉。他还进一步从佛教中寻找精神倚托,寻求解脱之法,用佛家消极出世思想麻醉、安慰自己。《大宋高僧传》所载白居易向名僧致礼稽问佛法宗意,与名僧探讨佛理妙义,多在出守杭州后。白居易进而持斋坐道场,并且从此后一直好佛,经常持三长月斋,即在一、五、九月在家坐道场。所以白居易又为古代文人中崇佛、达观的代表,历代不少人对他称赞备至。其实,他之崇佛,并非真心事佛,而是为了解除烦恼,寻求解脱,是对社会的消极反抗,是一种退缩,也是在当时社会环境中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是仕途坎坷,感到失望所致。饱经忧患后,才潜心释氏以寄托。白居易晚年所撰《醉吟先生传》自我表白云:“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友多与之游,游之外,栖心释氏”。可知他是先酒乐而后佛的。他甚至怀疑真有佛否。同时又炼丹学道。从严格意义上讲,白居易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佛教信徒。同时,他之崇佛,还出于健身的原因。这便是他有时一边持斋、坐道场,一边又在心中想着妓乐美酒的原因。

虽则消极、蓄妓、耽酒、信佛,但在杭州刺史任上,他政绩斐然,关心民间疾苦,最为人称道的是修筑杭州湖堤蓄水灌田。人们为了怀念他,名所筑之堤为“白堤”,此外,还浚城中六井,以供市民饮用。

长庆四年(824年)五月,在杭州任期满。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于是,他卜居于洛阳履道里。至此为官20来年,竟然凑不足买房钱,只好以两匹马抵偿,于此可见他为官之清廉。第二年,他除苏州刺史,在苏州刺史任上只一年多,便因病免郡事。刘禹锡罢和州刺史,刘、白二人结伴归洛阳。一年后,白居易又转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58岁那年,即大和三年(829年)春,白居易称病,免归,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不复出,后除河南尹,寻以病免,64岁那年,除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因心境消极和健康原因,他不愿再为官了。60岁时,儿子阿崔夭折,这对诗人又是一打击,73岁时,曾施家财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揖。卒年75岁。

从白居易一生仕途看,虽多为官,但总不顺利,老是处于一种忧愤不安的状态中。作为一个诗人,却成就极大,可以说名动朝野,甚至妇孺皆知。大概因为他青少年时期的颠沛流离和以后的数次被贬,多为外官,经历极广,对社会有较深刻的了解,才使他得以成为千古不朽的大诗人。

白居易的诗,前面已讲到,自少年时代便写得很好。16岁时“野火春风”之句,已成为千古名句。最为出名,堪称中国古代诗歌杰作的叙事长诗《长恨歌》,是他 35岁为周至县尉时作。该诗以民间流传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为题材,加以虚构,写得有声有色。生动动人,被评论家认为是唐代歌行体长诗中最好的一首,在我国诗歌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在这首诗里,他敢于批评唐玄宗的荒淫。至有“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等语。后面描写两人之深情,既微有讽刺,又饱含哀怜。说及生离死别的情形,笔锋颇常感情。全诗从曲曲折折的故事中兴起层层波澜,感情充沛复杂,读之给人以极大的感染力。

他45岁时所作另一首歌行体长诗《琵琶引》,也是同样受到人们高度评价的诗。他被贬作江州司马后,在浔阳江头和友人话别,舟中离别酒筵上,感伤之中,忽听邻船有弹琵琶声,移船相邀,原来是一位年老色衰、独守空船的歌妓,也有无限愁绪,借琵琶寄托幽怨。白居易听了她的身世,不仅深为同情,而且因之想到自己的不幸,因而产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便作了这首可与《长恨歌》媲美的长诗。前面叙歌妓的生平状况、可悲身世,后面以“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转而写己,最后云“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司马青衫”,因此也成典故。这首诗在艺术手法上,有很多优点,描写细致,音节和谐,尤其描写琵琶声音那一段,真是令人一唱三叹。而最重要的,还是感情的真挚。这两首长诗,是白居易留给后人的无价瑰宝。

白居易其他诗歌中,价值很高、为人称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讽谕诗,尤以《秦中吟》和《新乐府》出名。刚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为正义而大声呼喊,“不识时忌讳”的勇气是非常令人钦佩的。《秦中吟》10首,首首如利剑,《重赋》谴责官府进奉羡余物,残酷盘削百姓,“夺我身上绫,买尔眼前恩。” 《轻肥》写权贵赴宴会的气概和酒食的丰美,最后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歌舞》写公卿们日中乐饮、夜半歌舞的享乐生活,结句是“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买花》写长安城中有钱人竞买牡丹、以豪奢相夸耀,最后说:“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议婚》同情贫家女难以出嫁,《伤友》慨叹苦节之土的凄惨生活,《伤宅》讽刺豪门大兴建筑,“一堂费百万”。《不致仕》嘲讽八九十岁不肯退休的贪权者。《立婢》对不为好官立碑而虚伪地为某些人歌功颂德表示不满。《五弦》对当时不少人不懂传统文化而表示惋惜。可知全是批判、鞭挞和发牢骚者,是对德宗贞元到宪宗元和初黑暗政治的有力揭露,刺疼了统治阶级,难怪 “闻《秦中吟》则权豪遗近者相目而变色矣。”白居易对自己的《秦中吟》也甚为自负,在编其诗集15卷完成后题的一首诗里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

《新乐府》是与《秦中吟》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写出来的,是白氏讽谕诗中重要的另一组诗,共50首,写的是高祖武德至元和之间的事,时间跨度较《秦中吟》大,内容也更广泛。白氏在《寄唐生》诗中说他的乐府诗:“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推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可以说是他写《新乐府》的宣言和对《新乐府》的最好说明。被人们广为传诵的著名之作《卖炭翁》、《杜陵叟》、《缭绫》、《新丰折臂翁》等,即为《新乐府》中篇章。每首诗都有明确而强烈的中心思想,即序中所明言的“苦宫市也”、“伤农夫之困也”、“贪女工之劳也”、“戒边功也”、“忧蚕桑之费也”、“念寒隽也”、“戒求仙也”、“刺佛寺浸多也”、“疾贪吏也”等,鞭挞、讽刺,辞激情真,毫不留情,乃至大声疾呼。这些诗篇爱憎分明,除讽刺外,也有歌颂。这些诗篇,充分说明了白居易反对什么,赞美什么,是作者心迹的真实表露。他在《新乐府序》中明确宣布,这些诗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其事核而实”,宣称自己写的都是真实事件,更表现了一个中青年诗人扶正疾邪的战斗精神。在诗风上,继承了《诗经》、乐府古诗和杜甫歌行的优良传统,又采用了当时民歌的自由句法,形成了自己带有创造性的风格。

总之,白居易的《秦中吟》和《新乐府》,是他全部诗歌中最富战斗力的作品,连同《长恨歌》、《琵琶行》,是白居易诗歌中最优秀的部分,也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最可宝贵的部分。

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之外,还有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也大都写得很好。总的来说,前期诗歌较后期诗歌更有价值。因为世途险恶,他后来的诗作再也没有了中青年时期的锋芒,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作为一个大诗人,一个天才的诗人,白居易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的诗歌不但在艺术形式上是多样的,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也是多样的。白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语言通俗易懂,明白晓畅,但同时又经过千锤百炼,作了许多艺术加工。诗坛曾流传老妪亦解白诗的佳话。明代诗论家胡震亨《唐音统签》中曾有宋朝诗人张文潜看到过白居易诗手稿的记载,说“真迹点窜,多与初作不侔”,可知白居易作诗、改诗之刻苦认真。他的诗达到这样的艺术水平,是作者付出了多少辛苦才获得的。

白居易的诗,在他在世时便已广泛流传,甚有影响,使他颇感自豪。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土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元镇也说白居易之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适。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一个人的诗作,在当代即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在古代是极少见的。不但如此,白居易诗当时还获得了很大的国际名声和众多的国外读者,日本、新罗(今朝鲜)、日南(今越南)等国,都有传写。据史料载,当时日本嵯峨天皇就曾经抄写过许多白居易的诗,藏之秘府,暗自吟诵。契丹国王亲自将白诗译成契丹文字,诏番臣诵读。

不言而喻,白居易诗对后代诗歌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白诗将永远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喜爱,流传千古。
第2个回答  2007-10-31
苏轼
〖人物简介〗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山)人,是宋代(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 且苏轼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黄庭坚、米芾、蔡襄被称为最能代表宋代书法成就的书法家,合称为"宋四家"。苏氏四门生为: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 。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仕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就又升翰林学士。
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佑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
〖苏轼的文学艺术成就〗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黄、秦、晁、张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古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也系他的作品。
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均取得了在才俊辈出的宋代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苏轼生平年表〗
北宋仁宗天圣元年--嘉佑八年(1023-1064)
1036 苏轼降生
1054 娶王弗
1057 中进士;母丧;服孝(1057.4-1059.6)
1059 举家前往京都
1061 任凤翔判官
英宗治平元年--四年(1064-1068)
1064 任职史馆
1065 妻丧
1066 父丧;服孝(1066.4-2068.7)
神宗熙宁元年--元丰八年(1068-1086)
1068 娶王闰之
1069 返京;任职史馆
1071 任告监管;任杭州通判
1074 任密州太守
1076 任徐州太守
1079 任湖州太守;入狱
1080 谪居黄州
1084 往常州
1085 往登州;任登州太守;往京都;任中书舍人
哲宗(1086-1100)元佑年间太后执政(1085-1093)
1086 以翰林学士知制诰
1089 任杭州太守兼浙西军区司令
1091 任吏部尚书;往京都;任颍州太守
1092 任扬州太守;兵部尚书;礼部尚书
1093 妻丧;太后逝世;调定州太守;河北军区司令
1094 往惠州贬所;谪居惠州
1097 往海南;谪居海南儋州
徽宗(1101-1126)太后执政(1100)
1101 北返;往常州;逝世
1126 北宋亡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吉水县)人。南宋杰出的诗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进士。授赣州司户,后调任永州零陵县丞,得见谪居在永州的张浚,多受勉励教诲。孝宗即位后,张浚入相,即荐万里为临安府教授。未及赴任,即遭父丧,服满后改知奉新县。乾道六年(1170)任国子博士,开始作京官,不久迁太常丞,转将作少监。淳熙元年(1174)出知漳州,旋改知常州。六年,提举广东常平茶盐,曾镇压沈师起义军,升为广东提点刑狱。不久,遭母丧去任,召还为吏部员外郎,升郎中。十二年(1185)五月,以地震应诏上书,极论时政十事,劝谏孝宗姑置不急之务,精专备敌之策,坚决反对一些人提出的放弃两淮、退保长江的误国建议,主张选用人才,积极备战。次年,任枢密院检详官兼太子侍读。十四年(1187),迁秘书少监。高宗崩,万里因力争张浚当配享庙祀事,指斥洪迈“指鹿为马”,惹恼了孝宗,出知筠州(今江西高安)。光宗即位,召为秘书监。绍熙元年(1190),为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兼实录院检讨官。终因孝宗对他不满,出为江东转运副使。朝廷欲在江南诸郡行铁钱,万里以为不便民,拒不奉诏,忤宰相意,改知赣州。万里见自己的抱负无法施展,遂不赴任,乞祠官(无实际官职,只领祠禄,等于退休)而归,从此不再出仕,朝命几次召他赴京,均辞而不往。开僖二年(1206),因痛恨韩胄弄权误国,忧愤而死,官终宝谟阁文士,谥“文节”。

杨万里一生力主抗战,反对屈膝投降,他在给皇帝的许多“书”、“策”、“札子”中都一再痛陈国家利病,力诋投降之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他为官清正廉洁,尽力不扰百姓,当时的诗人徐玑称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投杨诚斋》)。江东转运副使任满之后,应有余钱万缗,但他均弃于官库,一钱不取而归。他立朝刚正,遇事敢言,指摘时弊,无所顾忌,因此始终不得大用。实际上他为官也不斤斤营求升迁,在作京官时就随时准备丢官罢职,因此预先准备好了由杭州回家的路费,锁置箱中,藏于卧室,又戒家人不许买一物,怕去职回乡时行李累赘。后来赋闲家居的十五年中,还是韩胄柄政之时,韩新建南园,请他作一篇“记”,许以高官相酬,万里坚辞不作,表示“官可弃,‘记’不可作。”以止数事,可以想见其为人。诗人葛天民夸他“脊梁如铁心如石”(见《南宋群贤小集.葛无怀小集》),并非谥美之辞。

杨万里是南宋杰出的诗人,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各,称“南宋四大家”。他起初模仿江西诗派,后来认识到江西诗派追求形式、艰深蹇涩的弊病,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尽焚其力作诗篇千余首,决意跳出江西诗派的窠臼而另辟蹊径。他在《荆溪集自序》中曾回忆过自己走过的创作道路:“余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陈师道)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王安石)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戊戌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他在诗中也曾明确表白:“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庭坚)陈(师道)篱下休安脚,陶(潜)谢(灵运)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之三)正因为他不随人脚跟、傍人篱下,敢于别转一路,推陈出新,终于自成一家,形成了他独具的诗风,号为“诚斋体”。对当时诗坛风气的转变,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杨万里学问渊博,才思健举。他的作品不拘一格,富有变化,既有“归千军、倒三峡、穿天心、透月窟”雄健富丽的鸿篇巨制;也有状物姿态,写人情意,随手拈来,却能曲尽其妙的写景抒情小诗。诗风平易自然、构思新巧、幽默风趣、清新活泼,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他又十分注意学习民歌的优点,大量吸取生动清新的口语谣谚入诗,因此,他的作品往往“俚辞谚语,冲口而来”(蒋鸿翮《寒塘诗话》),给人纯朴自然的感受。如:“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愁钉人来关月事,得休休去且休休。”(《竹枝歌》)完全似脱口而出的一首山歌,反映了他向民歌学习的成就。

杨万里现存的诗篇,有一部分直接抒写自己的爱国感情及对时政的关怀。特别是他充金国贺正旦使的接伴使时,第一次横渡江、淮,去北方迎接金使,亲眼看到宋朝的大好河山沦于金人手中,淮河成了南宋的北部边界,两岸的骨肉乡亲,不能自由往来,心中有无限感慨,写下了不少爱国的诗篇,如:“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初入淮河》)他路经镇江金山时,看到风景如画的金山的亭台变成了专门招待金使烹茶的场所,愤慨地写下了“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雪霁晓登金山》)的诗句,深深地鞭挞了屈辱的南宋小朝廷。此外,如《过扬子江》、《读罪己诏》、《故少师张魏公挽词》、《虞丞相挽词》、《豫章江臬二首》、《宿牧牛亭秦太师坟庵》等诗章,或寄托家国之思,或呼吁抗战复国,或歌颂抗敌捐躯的将领,或讽刺卖国投敌的权奸,都是万里的名篇。

他也有一些诗作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表达了他对民生的关心及对劳苦人民的同情。如《悯农》、《观稼》、《农家叹》、《秋雨叹》、《悯旱》、《竹枝歌》、《插秧歌》等,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高。但上两类作品数量并不很多。

杨万里现存的诗篇,大部分是吟咏江风山月的写景抒情之作和应酬之作。这部分,作品有的题材过于细碎,缺乏高度的艺术概括,流于粗率浅俗。但他也有不少抒情写景的小诗,由于观察细致深入,描写生动逼真,感情真挚浓厚,因而意趣盎然,颇能动人。如“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闲居初夏午睡起》)“雾外江山看不真,只凭鸡犬认前村。渡船满板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庚子正月五日晓过大臬渡》)“春回雨点溪声里,人醉梅花竹影中。”(《除夕》)均写得圆转自然,清新活泼,极有思致,和那些专门描摹风云月露的诗人走的是不同的道路。
白居易(前772--前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到了其曾祖父时,又迁居下邽(音guī)(今陕西渭南北)。白居易的祖父白湟曾任巩县[河南巩义]县令,与当时的新郑[属河南]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山川秀美,民风淳朴,白湟十分喜爱,就举家迁移到新郑城西的东郭宅村(今东郭寺)。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2月28日)正月二十日,白居易在东郭宅降生了。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属河南],享年75岁。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
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

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二十六年(800)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还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做左赞善大夫陪太子读书,应驱逐出京。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谕诗。

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穆宗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满后任苏州刺史。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七十岁致仕。比起前期来,他消极多了,但他毕竟是一个曾经有所作为的、积极为民请命的诗人,此时的一些诗,仍然流露了他忧国忧民之心。他仍然勤于政事,作了不少好事, 如他曾经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他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并写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钱塘湖石记》,刻在石上,告诉人们如何蓄水泄水,认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时”, 就不会受旱灾之苦了。这就是有名的“白堤”。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父亲白季庚及外祖父都是诗人,在这种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读书十分刻苦,终成诗人。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样,也嗜酒成性。 张文潜在《苕溪鱼隐丛话》中说:陶渊明虽然爱好喝酒,但由于家境贫困,不能经常喝美酒,与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鱼、耕田的乡下人,地点也在树林田野间,而白居易家酿美酒,每次喝酒时必有丝竹伴奏,僮妓侍奉。与他喝酒的都是社会上的名流,如裴度、刘禹锡等。

他在67岁时,写了一篇《醉吟先生传》。这个醉吟先生,就是他自己。他在《传》中说,有个叫醉吟先生的, 不知道姓名、籍贯、官职,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处有个池塘、竹竿、乔木、台榭、舟桥等。他爱好喝酒、吟诗、弹琴,与酒徒、诗宇航局、琴侣一起游乐。事实也是如此,洛阳城内外的寺庙、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游过。

每当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来家,先拂酒坛,次开诗箧,后捧丝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诗,一面操琴。旁边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杨柳枝》,真是不亦乐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白居易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悬两只酒壶,抱琴引酌,兴尽而返。

又据《穷幽记》记载,白居易家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请宾客,有时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装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时,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为止
第3个回答  2007-10-28
白居易
古代山西诗人中,名气最大的要数白居易了。他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唐代又一位大诗人,世称李杜白为唐代三大诗人。

白居易,太原人,出身于仕宦之家,高祖、曾祖、祖父俱为官,父亲为朝奉大夫、襄州别驾、大理少卿,累赠刑部尚书右仆射。因其祖、父俱在河南作官,所以居家河南。白居易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日生干河南新郑县东郭宅。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享年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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莺歌燕舞 西湖春色天堂景
万紫千红 风流太守花间客
——白居易七律诗《钱塘湖春行》赏析

钱塘湖春行

白居易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新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白居易是在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的七月被任命为杭州剌史的,而在宝历元年(公元825年)三月又出任了苏州剌史,所以这首《钱塘湖春行》应当写于长庆三、四年间的春天。钱塘湖是西湖的别名。

中国历史上,在天堂杭州当剌史的可以说是不乏名人,不过,最有名的要算是唐朝和宋朝的两位大文豪白居易和苏东坡了。他们不但在杭州任上留下了叫后人缅怀的政绩,而且也流传下来许多描写杭州及其西湖美景的诗词文章与传闻轶事,所以又有人们称他们为“风流太守”。白居易的七律《钱塘湖春行》就是为人们所熟知的一篇,这首诗不但描绘了西湖旖旎骀荡的春光,以及世间万物在春色的沐浴下的勃勃生机,而且将诗人本身陶醉在这良辰美景中的心态合盘托出,使人在欣赏了西湖的醉人风光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深深地被作者那对春天、对生命的满腔热情所感染和打动了。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诗歌的第一句是地点,第二句是远景。孤山坐落在西湖的后湖与外湖之间,峰峦叠翠,上有孤山寺,登山观景,美不胜收。贾亭,又叫贾公亭,据《唐语林》卷六载,贞元中,贾全任杭州剌史时,曾在西湖造亭,杭人称其为贾公亭,未五六十年后废。贞元是唐德宗的年号,从公元780年到805年。白居易写此诗时,其亭尚在,也算是西湖的一处名胜。白居易一开始来到了孤山寺的北面,贾公亭的西畔,放眼望去,只见春水荡漾,云幕低垂,湖光山色,尽收眼底。“初平”所表达的是白居易对春日里西湖的一种特有的感受。由于连绵不断的春雨,使得如今的湖面看上去比起冬日来上升了不少,似乎眼看着就要与视线持平了,这种水面与视线持平的感觉只有人面对广大的水域才可能有的感觉,也是一个对西湖有着深刻了解和喜爱的人才能写出的感受。此刻,脚下平静的水面与天上低垂的云幕构成了一副宁静的水墨西湖图,而正当诗人默默地观赏西湖那静如处子的神韵时,耳边却传来了阵阵清脆的鸟鸣声,打破了他的沉思,于是他把视线从水云交界处收了回来,从而发现了自己实际上是早已置身于一个春意盎然的美好世界中了。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乳燕啄新泥。乱花渐欲迷人眼,野草才能没马蹄。”这四句是白居易此诗的核心部分,也就是最为抢眼的句子,同时也是白诗描写春光特别是描写西湖春光的点睛之笔。几处,是好几处,甚至也可以是多处的意思。用“早”来形容黄莺,体现了白居易对这些充满生机的小生命的由衷的喜爱:树上的黄莺一大早就忙着抢占最先见到阳光的“暖树”,生怕一会儿就会赶不上了。一个“争”字,让人感到春光的难得与宝贵。而不知是谁家檐下的燕子,此时也正忙个不停地衔泥做窝,用一个“啄”字,来描写燕子那忙碌而兴奋的神情,似乎把小燕子也写活了。这两句着意描绘出莺莺燕燕的动态,从而使得全诗洋溢着春的活力与生机。黄莺是公认的春天歌唱家,听着她们那婉转的歌喉,使人感到春天的妩媚;燕子是候鸟,她们随着春天一起回到了家乡,忙着重建家园,迎接崭新的生活,看着她们飞进飞出地搭窝,使人们倍加感到生命的美好。

在对天空中的小鸟进行了形象的拟人化描写之后,白居易又把视线转向了脚下的植被,“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这也是一联极富情感色彩与生命活力的景物描写,充分显示了白居易对描写对象的细致观察以及准确把握其特征的能力。花而言其乱,乃至要乱得迷了赏花人的目光,在旁人的诗句中,很少有这种写法,而这种独到的感受,却正是白居易在欣赏西湖景色时切身的体验,五颜六色的鲜花,漫山野地开放,在湖光山色的映衬下,千姿百态,争奇斗艳,使得白居易简直不知把视线投向哪里才好,也无从分辨出个高下优劣来,只觉得眼也花了,神也迷了,真是美不胜收,应接不暇呀。“乱花渐欲迷人眼”一句是驻足细看,而“浅草才能没马蹄”,则已经是骑马踏青了,在绿草如茵、繁花似锦的西子湖畔,与二三友人,信马由缰,自由自在地游山逛景,该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呀,马儿似乎也体会到了背上主人那轻松闲逸的兴致,便不紧不慢地,踩着那青青的草地,踏上那长长的白堤。诗人在指点湖山、流连光景的不经意间,偶然瞥到了,马蹄在草地上亦起亦落、时隐时现的情景,觉得分外有趣,忍不住将其写入了诗中,没想到就是这随意的一笔,却为全诗增添了多少活泼情趣和雅致闲情。著名美学家别林斯基曾说过,“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美都是从灵魂深处发出的,因为大自然的景象是不可能绝对的美,这美隐藏在创造或者观察它们的那个人的灵魂里。”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恰恰说明了这一美学欣赏真理。因为西湖的景色再美,也会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是在白居易的眼中,它无疑是天下最美的景致,因为他不但善于观察,而且更善于发现和体验。我们现在每每有逛景不如听景的体会,或是听朋友介绍,或是在影视风光片中,听说和看到名胜山水美不胜收,心中不由得生起无限向往之情,可是往往一旦身临其境,面对真山真水,却反而觉得远没有预期的那样动人美丽。这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带着一种发现欣赏的眼光去看待自然山水,而是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过高的甚至是带有几分挑剔的眼光去游山玩水的原因呀。试想古往今来,西湖向人们展示了多少次美妙的春光?而又有多少人见证了西子湖的春色?可是到头来,我们仍然只能吟诵几位大诗家不多的几首作品,莫不是西湖只有等到像苏东坡这样的大文豪光临的时候,才像孔雀开屏般地展现她那惊人的美艳?西湖的鸟儿,只有到了大诗人白居易面前,才“争暖树”、“啄春泥”不成?其实不论何时何地,西湖都是最美的,我们不是也知道这样的名句吗:“若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

白居易就是因为有着这样一副难得的美学家的欣赏眼光,才能在无数西湖的游客中,独具慧眼地发现它的动人之处,才能真正享受到大自然赐予人类的这一人间天堂。白居易并没有看到很多的“早莺”和“新燕”,只有“几处”、只见“谁家”而已,要是我们,说不定还会因为没有到“处处”闻莺、“家家”有燕的时节,而感到遗憾,心想要是再晚来十天半个月就好了。可是白居易却不这样认为,少有少的好处,正因为少,才是“早莺”,才是“新燕”,才有一种感知春天到来的喜悦,如果诗人没有一种年轻的心态和热爱生命与春天的胸怀,恐怕就不会被这为数不多的报春者所打动,所陶醉,而欣然写下这动人的诗篇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闻花花香,见草草美,为四处点缀的各色野花而心乱神迷,为没过马蹄的草地而唏嘘感叹了。仔细想一想,没过马蹄的草地其实是最平常不过的了,观赏这样的草坪根本用不着在春天赶到西子湖畔,在我们的街头绿地就可以了,不过,横在我们与草坪之间的恐怕有一块醒目的标牌:“请勿践踏草地”,于是,一切与自然的拉近,也就在刹那间,变成了一句严肃的警告,而今天都市里的人们对自然景观而非人造景观的漠视或无动于衷也就情有可原了。

不过,白居易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双发现美、发现春天的眼睛,所以他会在西湖美景中,不能自已,乃至流连忘返:“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白沙堤,即白堤,又称沙堤或断桥堤,西湖三面环山,白堤中贯,在湖东一带,总揽全湖之胜。而白居易任杭州剌史时,也确曾修堤蓄水,灌溉民田,不过其堤在钱塘门之北,可是后人多误以白堤为白氏所修之堤了。

这首诗就像一篇短小精悍的游记,从孤山、贾亭开始,到湖东、白堤止,一路上,在湖青山绿那美如天堂的景色中,饱览了莺歌燕舞,陶醉在鸟语花香,最后,才意犹未尽地沿着白沙堤,在杨柳的绿阴底下,一步三回头,恋恋不舍地离去了。耳畔还回响着由世间万物共同演奏的春天的赞歌,心中便不由自主地流泻出一首饱含着自然融合之趣的《钱塘湖春行》的优美诗歌来。

事实上,白居易在这首诗中所表达的那种对于春天或美好事物的敏锐观察与体验,在许多古代诗人中都是非常常见的,唯其如此,他们才能像白居易一样,在春天刚刚来到人间时,就已经欣喜地发现,并为之感动不已,激起他们创作的欲望,写下动人的诗篇,留给后人以丰富的美学享受。像白居易那样,并不会因为只有几只黄莺在树上啼唱,只有几家房檐下燕子在搭窝而感到遗憾,反而会因此感觉到春天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而感到欣喜异常,从而写出“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乳燕啄新泥”这样动人的诗句的例子是很多的。比如韩愈就有一篇描写早春的名诗,同样不是歌颂春光烂漫时的美景,而是为人们展示出一种充满生机与希望的景象。诗的名字叫《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韩愈一共写了两首,我们不妨向大家介绍第一首:

天街小雨润如酥,

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

绝胜烟柳满皇都。

这首诗是写给他的朋友水部员外郎张籍的,张籍在兄弟中排行十八,所以被称为“张十八”,这种称呼在唐代十分流行。大家熟悉的有高适的《人日寄杜二拾遗》(杜甫),而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一诗更是家喻户晓了。韩愈这首诗最绝妙的一笔就是第二句,“草色遥看近却无”了,试想在北方的早春时节,春寒料峭,在常人眼里,哪有一丝春的气息。可是一场无声的春雨过后,一切就不一样了,大地上,草儿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钻出了地面,冒出了纤细的嫩芽,虽然它们是那样的不起眼,甚至连你弯下腰去仔细地观察时,都无法看到生命的绿色,但是,韩愈却捕捉到了这最早的报春者的形象,它们不是天上翻飞的柳絮,也不是树上闹眼的桃花,而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小草,那样的不事张扬,却又齐心合力,大家一起冒出头来,使人们远远地望去,可以看出那一片充满生机的漫山遍野的绿色,这是一种多么激动人心的无处不在的春色呀!韩愈为之深有感触,所以他忍不住告诉朋友,这才是一年四季中最美的景色,也是一年中最可珍惜的时光呀,比起春色满园、烟花似锦来,更有一番动人的风韵与景致呀。这就是一年之际在于春,而最美好的春光却是在早春的道理,所以直到今天,我们还会情不自禁地吟出“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第4个回答  2007-10-18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属山西),曾祖父白温迁居下□(今陕西渭南),遂为下□人。晚年官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祖父□、外祖陈润俱善诗。父季庚,做过彭城县令,徐州、襄州别贺。明代绍兴郡斋圣贤图石刻
生平 入仕以前 自代宗大历七年(772),至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生于郑州新郑(今属河南)。自幼聪慧,5、6岁学作诗,9岁熟悉声韵。11岁时,因两河藩镇战乱,由荥阳逃难到徐州符离(今安徽宿县北),不久又南下到越中,投奔在杭州作县尉的堂兄。5、6年的颠沛流离生活中,白居易接触到民间疾苦,并受到当时任苏州、杭州刺史的两位诗人韦应物、房孺复的影响,作有《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赋得古原草送别》等诗篇,15、16岁时,立志应进士举,刻苦读书,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后来,父死母病,靠长兄白幼文的微俸维持家用,奔波于鄱阳、洛阳之间,生活比较艰苦。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5个回答  2007-10-23
白居易
(772~846)

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原籍山西太原,祖上迁下陕西渭南。晚年官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

生平

他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县)。11岁起,因战乱颠沛流离五、六年。少年时读书刻苦。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能不畏权贵近,直言上书论事。元和六年,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十年,因率先上疏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明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75岁病逝,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指导思想。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3000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同上),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

“辞质而径”,辞句质朴,表达直率;
“言直而切”,直书其事,切近事理;
“事核而实”,内容真实,有案可稽;
“体顺而肆”,文字流畅,易于吟唱(《新乐府序》)。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文学创作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大体上,前三类为古体,后一类为近体。前三类大致以内容区分,但有相交。四类诗中,白氏自己比较重视前两类,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讽谕诗是白诗中的精华。代表作有《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这些诗措辞激烈,毫无顾忌,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突出。讽谕诗在形式上多直赋其事。叙事完整,情节生动,人物情节细致传神。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托政治感慨。这两类作品都是概括深广,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晓畅明白。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间通俗文艺的痕迹。闲适诗多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诗也宣扬了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思想。但也有些诗从侧面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解脱。感伤诗以叙事长诗《长恨歌》、《琵琶行》最为著名。《长恨歌》歌咏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婚姻爱情故事,既有“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寄讽,更有“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伤和同情。《琵琶行》则有“天涯沦落人”的遭际之感,且语言成就突出。此二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善于铺排烘托,声韵流畅和谐,流传甚广。白氏还有不少赠酬亲朋篇什,情真意切,挚朴动人。但这类诗中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伤感色彩及度脱尘嚣的佛家思想。杂律诗在白诗中最多,以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山水小诗较著名,白描手法,寥寥几笔,生意盎然。另有一些铺陈故实、排比声律的长篇排律和杯光酒影、艳情风月的小诗,也颇为时人效仿。白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诗的启示。
后代剧作家也多有据白诗故事进行再创作,如白朴、洪据《长恨歌》分别作《梧桐雨》、《长生殿》;马致远、蒋士铨据《琵琶行》分别作《青衫泪》、《四弦秋》。白诗词句,也多为宋、元、明话本所采用。白居易不属韩柳文学团体,但也是新体古文的倡导者和创作者。其《策林》75篇,识见卓著,议论风发,词畅意深,是追踪贾谊《治安策》的政论文;《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文,均文笔简洁,旨趣隽永。为唐代散文中的优秀之作。白居易还是词创作的有力推动者,《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发展开拓了道路。

本集和研究资料

白居易生前曾自编其集《白氏文集》(初名《白氏长庆集》),收诗文3800多篇,后散乱。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刻本,收诗文3600多篇(羼入几十篇他人作品)。明马元调重刻本和日本那波道园1618年本与绍兴本基本相同。清初汪立名《白香山诗集》仅收诗。今人顾学颉以绍兴本为底本,参校各本而成《白居易集》及《外集》,附白氏传记、白集重要序跋和简要年谱。近人陈寅恪有《元白诗笺证稿》,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陈友琴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日本花房英树《白居易研究》等,都是较重要的研究参考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