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1958年北京市昌平区十三陵定陵出土 通长11.2厘米，最宽处5.3厘米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簪运用镶嵌、花丝等复杂工艺，将簪头装饰得极为华丽。簪头的中间镶嵌一尊白玉佛像，佛像面部清秀、五官清晰，呈站姿，身着宽袍长衣，衣纹分明，左臂弯曲挎雕斜方格纹的包袱一件。佛像头戴鎏金宝冠，冠顶有一尊鎏金坐佛，宝冠两侧有宝缯飘逸。佛像周围则是椭圆形银质花丝工艺的佛光背托，两侧有银质花丝工艺的梵文，玉佛脚踩仰覆莲花座，莲花座下的底托上镶嵌红宝石3块、蓝宝石2块，这些宝石也应是当年海外诸国送来的贡品。
这件簪子上用了大量的花丝工艺，花丝是以金、银做原料，拔成细丝，编结成型。若把各种珍珠宝石装饰在花丝织品上，则是花丝镶嵌，往往还有“点翠”，我馆藏有一件定陵出土的凤冠就是这几种工艺的运用。在定陵出土了大量的簪饰品，这种银鎏金、红蓝宝石镶嵌的工艺风格应该在明代万历年间风靡一时。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灰白色，玉质中等，雕一菩萨坐像。背面嵌金质花托，金工甚佳，以连珠纹勾勒花托轮廓，并延伸至坐像前方，形成金质宝相花。而考古出土者如上海市陆氏墓出土玉菩萨，尚不及此件典雅。
1987年,对兰州市城关区庆阳路的白衣寺多子塔进行维修时,于塔刹内发现一批珍贵的文物,有佛像、忏法卷、头饰、瓷器、裹经包袱等。其中,两件观音造像簪工艺复杂精美,簪挺上錾刻有明确纪年“崇祯伍年”（1632）铭文以及肃藩王妃的姓和身份,明确了多子塔是肃藩王家族为祈子而建,极为重要。
一两件发簪的定名及其功能
两件发簪出土后,一件被定名为“玉雕抱子观音簪”,一件被定名为“玉雕观音簪”,从其定名看,只反映出了物品的一般通称,表明了其实际功用,但制造工艺及观音造像的名号则是不明确的。1996年6月,国家文物鉴定专家组将其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并定名为“金累丝嵌宝石白玉送子观音簪”及“金累丝嵌宝石白玉观音簪”。这次的定名基本上反映了这两件文物的质地、制造工艺、观音造像的名号及其通称,达到了定名的规范。然而该定名仍有不足之处。“金累丝嵌宝石白玉送子观音簪”的定名无疑是准确的,送子观音的最大特征就是:观音本身形象一如中年妇女,手中抱小儿。此造像具有这两个特征,因此毫无疑问为送子观音。但另一件簪的观音名号仍未定出,有将其名号定出来的必要。此件观音造像的特征是很明显的,观音为民间妇女形象,右手提一篮,通观造像本身气质轻灵,尤其是手提之篮应为鱼篮观音的标志,与三十三身观音中的鱼篮观音形象符合,应为鱼篮观音。因此这两件簪的名称应为“明崇祯五年金累丝嵌宝石白玉送子观音簪”、“明崇祯五年金累丝嵌宝石白玉鱼篮观音簪”。
明崇祯五年金累丝嵌宝石白玉送子观音簪:
簪首造像为送子观音坐像,白玉质,观音梳高发髻,面相长圆,小眼,长直鼻,小嘴,丰颊,身披长衣,宽袖及膝,体形较丰,双手托一小儿,小儿呈坐姿,身形极小,眉目清晰可见,双足赤裸,颇显稚嫩之气,与主体观音沉静慈穆的气质形成鲜明的对比。观音坐像下为细金丝编就的仰莲座,以三层仰莲瓣成形,莲瓣细瘦,时代特点明显。造像周围为把莲题材,均以细如发丝的金丝编结成莲瓣,然后焊接成形。把莲为一莲叶、一莲花、一莲蓬组合而成,共为五把,繁密地覆于观音造像的周围。莲叶细长,向侧展卷,有缠枝意味,莲花瓣细长平展,花的轮廓有波状变化,莲蕊镶以珍珠和红宝石,珍珠光泽明润柔和,宝石纯净色红,莲蓬形如如意,面上有四个小圆孔,并施以蓝色珐琅彩。造像背后衬以细金丝编成的回纹的网。网后连接银质簪挺,簪挺扁平状,中间起脊,正面錾刻铭文:“肃王妃熊氏施,伴读姚进兼装。”背面錾刻铭文:“崇祯伍年捌月初十日。”
明崇祯五年金累丝嵌宝石白玉鱼篮观音簪:
簪首造像为鱼篮观音立像,白玉质,发髻高耸,面相长圆,双眼细小,长鼻小嘴,身着交领宽袖长衣,衣摆曳地,肩有飘起的披巾,披巾经臂而下并向外翻飞,右手提一篮,身形较前述观音纤薄。身后为有细密透雕镂孔的叶形白玉质背屏,边缘镂雕缠枝花卉纹。以简单的阴刻线条表现出造像面部和衣纹。下有束腰仰覆莲座,莲座系用细如发丝的金丝编织成的莲瓣焊接而成,上有两层仰莲瓣,下有一层覆莲瓣,束腰部饰以联珠纹。观音像周围仍为细金丝编就的把莲题材,亦共五把莲。其把莲为一莲花,一莲叶的组合。莲蕊镶红色宝石。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五把莲的莲花与莲叶之间,均匀地镶有用细金丝制成的短细弹簧,共四支,每支弹簧的另一端镶有一粒珍珠,珍珠动辄轻颤,极富美感。背屏后亦用细金丝编成回纹的网,以托住玉质造像。
两件发簪以明代发达的金嵌珠玉工艺制成,其用材主要有金、玉、银、珍珠、红宝石等。造像均为质地上乘的白玉,边饰则用了大量的细金丝,并使用了宝石和珍珠。从制造工艺上看,观音造像以切割、雕刻、琢磨、抛光成形,装饰部分则主要使用累丝工艺,即用极细的金丝编成把莲题材,镶以珍珠、宝石,还使用了锤揲、焊接、镶嵌、施珐琅彩等技术,尽显其华贵富丽。完美再现了明代发达的细金工之高超技术。
通过比较,还可以看到这两件簪在制作工艺、边饰题材组合、造型上存在一些差异。造像主体的制作工艺最大的不同在于送子观音像未使用镂雕技术,以浮雕为主,强调主体的轮廓,突出肃穆与厚重的造像气质;鱼篮观音像除身体外,附属物如背屏、披巾等均用镂雕表现,突出活泼与轻灵,又使用细弹簧镶以珍珠,颇有溅珠的效果,更具美感。在题材上,同为装饰于玉雕像周围的把莲题材组合不同,送子观音像的把莲为一莲花、一莲叶、一莲蓬,莲蓬上施蓝色珐琅彩,莲花瓣细长平展,边缘轮廓线有波折变化,莲蕊镶珍珠和红宝石;而鱼篮观音像的把莲组合中则无莲蓬,莲花瓣尖圆挺立,边缘轮廓线流畅,花蕊均镶红宝石,无珍珠。莲座造型亦不同,送子观音像下部为三层仰莲座,逐层伸展,鱼篮观音则为束腰仰覆莲座,上部为二层逐层伸展的仰莲瓣,下部为一层覆莲瓣,中间为联珠纹。之所以有这些差异存在,当与这两身观音所具有的不同的功能意义有关。
这两件簪其实际功用无疑是簪发,然而作为施入塔内之物,则为专用供施物。明代金嵌珠宝技术最为发达,大量使用在礼仪冠服首饰上。发簪的制作尤其是簪首的变化极多,不仅制成各种花形,有的呈龙凤形,还有的做成微型的树木山、亭台楼阁和各种人物形象等等,这类簪其功能大大超出了簪发的作用,往往是作为社会宗教礼仪专用品来和使用制作的。自衣寺多子塔出土的这两件簪,应为供施之用。从其本身出自于塔刹之上就能说明其功用,同时,簪挺铭文也明确题刻了其功用:“明肃藩王妃熊氏施,崇祯五年八月初十日,伴读姚进兼装。”明确表明这是肃藩王妃熊氏作功德施于塔内之物,是特意为敬佛所造之物,同时又表明了供施者的身份。因此这两件簪是为供养所制的专用供施物而非实用簪。虽然具有实际的簪发功能,然而在这里它的实际功能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
二两件观音造像簪的祈子内涵
多子塔,位于白衣寺内,系明代所建。据清咸丰年间《补修白衣寺塔记》碑文记载:“白衣寺为前明肃藩王妃之功德。”寺院大殿后有多子塔,从簪挺铭文得知此塔于明崇祯五年重修。“多子”之塔名已将建造此塔的目的直接反映出来。塔之须弥座的四面均为砖雕传统吉祥图案,以把莲纹、暗八仙、吉祥动物为主。在塔座上下缘雕有半露满子的石榴、垂累的葡萄枝等图案。把莲、石榴、葡萄等这些题材均象征着多子,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息, 即白衣寺多子塔是为明肃王家族祈子而建,而施入塔内之物自然是为祈子而施。
造像本身无论是观音还是用来装饰的题材以表达祈子的内容为主。送子观音:头戴巾,双手托着小儿,坐于仰覆莲座上,面形长圆,神情肃穆,颈较短,头略向下垂,完全是一位具有很强的母性特征的民间中年妇女模样。更体现出母性的特点,这也与祈子观念相符合。此簪首为送子观音即直接表达了祈子的愿意。 再看鱼篮观音:
鱼篮观音,即马郎妇观音也。为三十三观音之一,手持鱼篮因有此名,又有水上乘大鱼之形象。宋濂鱼篮音观赞序曰:“予按观音感应传,唐元和十二年,陕右金沙滩上,有一美艳女子,契篮鬻鱼。人竟欲室之。女曰,妾能受经。一夕能诵普品者事焉。黎明能者二十。女辞曰,一身岂堪配众夫耶。请易金刚经。如前期。能者复居其半。女又辞请易法华经,期以三日,唯马氏子能。女令具礼成婚。入门,女即死。死即糜烂立尽。遽瘗之。他日有僧同马氏子启冢观之,唯黄金锁子骨焉。僧曰此观音示现,以化汝耳。言讫飞而去。自是陕西多诵经者。”
鱼篮观音是最具中国民间特色的观音形象,和佛典无关,其固定的形象多为一雍容华贵的中年妇女,手提一鱼篮,或站于路边,或立于鱼背之上,如元代赵孟頫作《鱼篮观音大士像》就是绘一中年妇女手提一篮立于路边,气质华贵。鱼篮观音总是与劝人敬佛相联系的,篮中之鱼是观音化为民间妇人劝化的道具,通过卖鱼与民众接触,进而劝化愚顽。鱼篮观音造像出现在以祈子为主的多子塔上,结合白衣寺多子塔的建造目的,应该还是与祈子有某种关联的。簪上的观音系一妇女形象,着宽袖长衣,肩部披巾飘扬,手提一篮,并无与祈子有关的特征,然而此像与子嗣有关联的东西有二,一是鱼篮,二是把莲,关于把莲放在后面叙述。此篮中虽无鱼的实体形象,因观音手中的篮是鱼的辅助物,因此这里是以篮寓鱼的。存在于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中的鱼是多子多孙的象征。我国古代多以鱼象征富贵,取其谐音连年有余,同时鱼也有多子含义。如在民间艺术作品中,表达祈子多福多用鱼的形象,“鱼戏莲”、“鱼唆莲”这样的题材是常见的。尽管鱼篮观音手中的鱼原本是劝化不敬三宝者的道具,但在这里,并不单纯只表现了观音变化成民间卖鱼女的形象以教化愚顽,还兼有祈子之意义。
从装饰题材上看,与祈子有关的,是装饰于两身观音像周围的五把莲。把莲题材在明清之际大量流行,出现在很多物品的装饰上,可作为装饰主题,也可作为边饰,常见组合为莲花、莲蓬、莲叶,常常表现为一束,在其茎部以锦带束之,成为固定的具有吉祥意义的传统图案,寓含连生贵子之意。两件簪上都使用了把莲作为装饰,与祈子的愿望是相符合的。在这时要指出的是送子观音的五把莲上有莲蓬,而鱼篮观音的五把莲只强调了莲花与莲叶,莲蓬不见,这与明代崇祯时期把莲纹的变化是一致的,把莲组合中无莲蓬只有明崇祯时期才有这种现象,前代和后代均不见。如崇祯时期很多瓷器上的把莲纹趣向草率,只有简单的一莲一叶,甚至连束莲之带亦被省略,有的还省去了莲蓬。因此把莲题材与主像结合的意义就在于祈子。
在两件簪的装饰上,除了寓意连生贵子的把莲题材外,还有造像背后用细金丝编成的网,回纹连续不断,“由于回纹形状绵延,故而被民间称为‘富贵不断头’,被作为象征神、禄、寿、世代、国运等深远、绵长的吉祥物”。在把莲莲叶的处理上也多具缠枝意味,以寓生生不息,绵长不绝之意。
从以上所述,两件发簪簪首的造像与装饰题材都反映了一个主题即祈子,均表达出施入者祈子的意愿。而祈子的最终目的与明代肃王家族的生存有关。
三肃藩王家族王位的承袭与祈子
终明一代,肃藩王家族的子嗣不旺,影响了王位的世代承袭。明初实行封藩制度,成为被明王朝历代帝王遵从不变的祖训。肃王愥是明太祖的第十四子,于洪武十一年封汉王,二十五年改封肃王,二十六年驻平凉,二十八年驻甘州,建文元年内徙,就藩兰州。从第一代朱英至末代识宏共九代王,识宏于万历四十六年嗣,“崇祯十六年冬,李自成破兰州,被执,宗人皆死”。这九代肃藩王的承袭过程中,因无嫡长子嗣承王位的事发生了三次,两次由孙及次孙继承王位,一次因无继承者而发生了继位之议,不得不越礼以六代藩王的从父缙□贵嗣肃王。
（前略）子简王禄埤嗣,成化十五年薨。子恭王贡鲸嗣,嘉靖十五年薨。世子真淤、长孙弼桓皆早卒,次孙定王弼桄嗣,四十一年薨。子缙炯先卒,孙怀王绅堵嗣,逾二年薨。无子,靖王第四子弼柿子辅国将军缙□贵,以属近宜嗣。礼官言,缙□贵,怀王从父,不宜袭。诏以本职理府事,上册宝,罢诸官属。穆宗即位,定王妃吴氏及延长王真浼等先后上言:“圣祖刈群雄,定天下,报功之典有隆无替。臣祖庄王受封边境,操练征戍,屏卫天家。不幸大宗中绝,反拘于昭穆之次,不及勋武继绝之典,非所以崇本支,厚籓卫也。”下部议,议以郡王理籓政。帝不许。隆庆五年,特命缙□贵嗣肃王,设官属之半。
又,明洪武二十八年定制:
亲王嫡长子,年十岁,授金册宝,立为王世子。次嫡及庶子皆封为郡王。凡王世子必以嫡长,王年三十,正妃未有嫡子,其子止为郡王。待王与正妃年五十无嫡子,始立庶长子为王世子,袭封。
这个定制是很严格的了,尤其对负有“受封边境,操练征戍,屏卫天家”重任的肃王家族来说是更为重要,关系到这个家族的绵延和王位的承袭。明代肃藩王家族首先是家族生存,子嗣不继也就意味着王位不保。只要有子嗣,其王位就无忧。肃王家族比起其他的明代藩王家族来说没有大的作为,这也与后代不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重视家族绵延,自然就会有祈子的行动,多子塔就是为祈子而建。这样的行为是希望通过做功德得到神的护佑,实现家族子孙兴旺,王权永继的意愿。
综上所述,建塔供施之目的就是为了多子多孙,企望肃藩王嗣永继。在多子塔覆钵的南面开屋形龛,龛两侧有一副对联:“玉柱玲珑通帝座,金城保障永皇图。”更明白地表明了祈子关系明朝皇权永固,宗教信仰的功利性是很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