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11月9日出生黄梅县城东门故宅。
1907年6岁时始入私塾读书。
1911年入县八角亭第一高等小学读书。
1916年到武昌入启黄中学就读，开始接触新文学。
1917年进入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其间深受“五四”青年爱国运动和新文化思潮的影响。
1920年省一师毕业后，任教于武昌完全小学，业余时间学写白话诗文，开始与周作人通讯。
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常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上发表文学作品。
1924年正式升入北大英国文学系，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此时他写的杂感《呐喊》称鲁迅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并在鲁迅《马上支日记》后自写日记道：“倘若他（鲁迅）枪毙了，我一定去看护他的尸首而枪毙。”其对新文化运动热情之高可见。
1925年10月冯文炳先生开始用“废名”的笔名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以后陆续出版的有《桃园》、《枣》、《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等。其作品多写故乡普通劳动者，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独创的艺术风格。文艺评论家称“废名的破天荒的作品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一个卓尔不群的存在”；“废名可以说接续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几千年的诗之国度的诗性传统，他在小说中营造了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诗性世界”；“堪称中国现代诗化小说的鼻祖”。因此，在他的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问世以后，国际知名学者认为这是“废名最后而最奇特的长篇小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返回故乡黄梅任中小学教员，其间他精研佛学，在冯氏祠堂里写成了《阿赖耶识论》一书。
抗战胜利后，冯文炳于1946年重返北京大学中文系任副教授、教授，讲授《外国文学名著》、《现代文学》等课程，同时创作反映黄梅避难生活的自传体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
1951年10月，冯文炳与北京大学师生一同到江西万安县潞田乡参加土地改革，同年在北京参加全国文联。
1967年9月，冯文炳病逝于长春，享年66岁。
1994年清明节，其子冯思纯先生遵循双亲之遗愿，将冯公文炳先生暨夫人岳瑞仁女士的骨灰归葬于故乡黄梅祖迹后山铺南侧冯太乙村之西北旷野。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邑晚拜谒，俯首恭请：冯公安眠故土，春风化雨，滋桃润李，后世群芳！
废名变回冯文炳
在《抗战时期废名论》一书中，张吉兵先生细致探讨、分析、认证了废名的德性主体，勾画出废名的心路历程，并从家族生活、社会（教育）生活两大部分讲述废名的德性实践，还对废名的家族及黄梅地方文化教育进行背景式的描绘。后三辑则是研究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及抗战期间废名生活与创作系年。在这一整个德性实践中，“废名”又成功地转变为五六十年代的“冯文炳”了。如果说，由“冯文炳”到30年代的“废名”是一次个人与艺术的蜕变的话，那么由30年代的“废名”到五六十年代的“冯文炳”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回归了，而更是一种超越。读完《抗战时期废名论》一书，我仿佛也明白了废名是怎么变回冯文炳的。
此书最令我欣赏的地方是，拈出“德性主体”和“家族主义”做足文章。徘徊于个人主义与家族主义之间的废名，经历了多次碰壁之后，毅然走上家族主义之路了，并由此开始全面反思“现代知识分子”、“新文化运动”、“中国传统文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最终完成了一次德性主体的成功实践。这期间，废名否定进化论、反思西方民主自由思想、质疑阶级斗争学说，都有其重要的个人意义，深深体现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时时不忘反思的精神，这在晚年废名的著作中依然有所体现，只是贴上时代话语的标签而已。了解了抗战时期的废名，简直是踏上通往建国后的废名的一座桥了，只有抱着发展变化的眼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看待废名的变与不变，才能真正揭开废名等一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之谜。至于，废名在思想改造中，是否有“矫枉过正”、“跟风趋时”等嫌疑，则又是另一话题了，此处不多言。
《抗战时期废名论》一书的出版，填补了抗战期间废名研究的空白，同时对于鄂东地方文化教育的研究也大有贡献。此外，废名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其前后的转变也具有一定的个案研究价值，倘若回顾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想的改造历程，废名也可以作为一个特殊个案进行考察，而此书不正是为这个工作做了一番准备？
当然，此书之缺憾仍有两处：一是没有将抗战时期废名的著作《阿赖耶识论》进行研究；二是没有将抗战时期的废名对解放后的废名产生的影响设专题进行细致分析，虽然作者已经亮明自己的基本观点：“十年避难时期废名人格特征的认证，是揭示后期废名思想状况的一把钥匙……废名晚年可以说在儒家文化中安身立命，其思想中人民性和现实性的色彩极其明显，他自觉而自然地将个体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绝大多数从旧中国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思想上都发生了一次断裂式的突变，而废名则是主动提升自己，努力达到与代表新中国建国理论的毛泽东思想相认同、契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