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中国历代正史之一,周书为周朝(北周,557—581)的纪传体史书。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的《周书》的简介,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北魏分裂后,一部分鲜卑贵族在长安(今陕西西安)建立了政权,史称西魏(535—557年),与它并立的是东魏政权(534—550年)。后来,西魏的鲜卑族宇文氏贵族夺取了拓跋氏的皇位,建周皇朝,史称北周(557—581年)。专记西魏、北周史事的“正史”是《周书》。
《周书》五十卷,唐初史学家令狐德棻等撰。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令狐德棻与岑文本、崔仁师负责撰北周史,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号曰《周书》。它包括帝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而全书史论多出于岑文本之手。《周书》问世以前,西魏史宫柳虬所写的“国史”和隋代牛弘撰述的“周史”(仅有十八卷),都没有成书,但它们为《周书》的撰写提供了部分资料。
主编《周书》的令狐德棻是唐初一位很有才干的史学家,编撰前朝历史的建议就是他首先向唐高祖李渊提出来的。贞观年间编撰“五代史”,他是事实上的总裁,后来又参与重修《晋书》的工作,并被所有修撰者“推为首”,在制订《晋书》体例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他还热情支持史学家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的工作,使这两部史书得以顺利地进呈皇家,被列为“正史”。由此可见,唐初所修八部“正史”,都跟令狐德棻有密切的关系,他不愧是一位有远见、有度量、有组织才能的史学家。令狐德棻主编的《周书》在三个问题上是值得提出来的。
(一)特殊的体例。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关于西魏史的表述。北齐承东魏,故以东魏为正统;魏收在北齐撰《魏书》自亦以东魏为正统、以西魏为僭伪,因而于东魏所记甚详,于西魏则斥而不书。正因为如此,所以唐代史学家撰写北齐史,只须上承《魏书》就可以了。然而,撰北周史却无法上承《魏书》,这里不仅有个“正统”观念问题,而且在北魏、北周之间也不能空白了西魏一朝史事。为了表明北魏-西魏-北周这样一个“正统”的继承关系,也为了解决西魏史事在表述上的困难,令狐德棻等便在《周书·文帝纪》中以西魏皇帝年号记事,详细记述了西魏文帝、废帝、恭帝共二十二年的政治、军事大事。《周书》中的一些人物传记,也反映了自北魏末年经西魏至北周的若干史事。其次,是关于后梁史事的表述。《周书·萧詧传》及其众多的人物附传,记载了后梁政权的历史。后梁是梁朝宗室萧詧在西魏扶持下建立的一个封建小朝廷,都江陵(今湖北江陵),属地仅有江陵附近数县,先后是西魏、北周和隋的附庸,传三世,历三十三年(555—587年),灭于隋。应当注意的'是,后梁不象陈朝那样可以上承于梁,而且它又是在西魏的扶持下建立起来的,不把它的历史写入《梁书》而载入《周书》,这种在体例上的特殊安排,反映了《周书》作者的匠心。
(二)开阔的视野。
《周书》虽然只是记述西魏,北周皇朝史事的史书,但它着意于反映当时的历史全貌这一显著特点,表明它的作者具有很开阔的历史视野。这表现在《周书》所记内容兼顾了同时代的东魏与北齐、梁与陈等四朝的重大史事,如帝位更迭、重大动乱,皆一一载明,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全国历史发展的大势及纷繁的历史事件。《周书》的这一特点,不仅《梁书》、《陈书》、《北齐书》赶不上,就是后来李延寿所撰的《南史》、《北史》与之相比,也还有一些逊色的地方。这显然跟令狐德棻在事实上负责“五代史”的编撰工作有关,使他对当时的历史发展状况能够有一种全局的观点。
(三)简劲的文笔。
《周书》文笔简洁爽劲,为后人所赞许。清人赵翼说它“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如《王罴传》记王罴守荆州时与将士同甘共苦的精神,仓促间乃“袒身露髻徒跣”迎击敌人的气概,以及“老罴当道卧,貆子安得过”的决心,都写得简洁有力,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又如《韦孝宽传》记韦孝宽守玉壁之战,作者把他的机智、胆识和慷慨激昂的精神都写得栩栩如生,读来令人感奋。宋人叶适说,这两篇传,“学者能详看,所长气力不少”,这就不仅是从文笔的简洁而且还从历史文学的教育作用来推崇《周书》了。历史文学是指史学家对历史表述的艺术性,这是中国史学上的优良传统之一。《左传》、《史记》、《资治通鉴》在历史文学上的成就是众所公认的。《周书》在这方面的成就虽不如它们突出,但也确有值得注意和总结的地方,《王罴传》和《韦孝宽传》只不过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例子罢了。
《周书》在史料上的价值,如关于经济史方面的有征庸代役的开端的记载;关于军事史方面的有府兵制度的产生的记载;关于民族史方面的有突厥、稽胡的首次记载;关于阶级斗争的状况和门阀地主的显赫的记载等。这些都历来为人们所重视。还有不少论述,这里就不来多讲了。
《周书》在流传中也有散失,但散失的部分很少,而且也都被后人据《北史》等书补上了,所以它的历史命运比《北齐书》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