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性是现代青少年健康人格的重要特征之一，而独立性的培养与传统人格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的负面影响给青少年独立性的培养造成了诸多误期。本文着重阐述传统人格与青少年独立性的影响与引导。传统人格对青少年独立性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人格崇拜的服从和膜拜让中国人的心理具有极强的依赖性，他制他律性，自我抑制性的特点；“家国”中的人物角色定位及对“家国”的义务感弱化了自我，个人独立性减弱；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相对应的崇尚经验意识也不同程度的影响了青少年的独立性与创造性；与中国人注重和谐，追求安定的文化心态相应，中国人的传统人格不是强烈自我表现，而是执两用中，温顺谦和，带有较强的“中庸心态”特点；这种人格在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了自我。另外，传统人格中的正面影响也是不容低估的，在传统权威人格中自强不息，开拓创新，自主独立等的精神对现代青少年独立性的培养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具有较强的自主、独立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是中国21世纪青少年所必须具备的重要人格特征。然而青少年这一重要人格特征的引导和塑造，却深受前辈的传统人格和过渡人格影响。为更好的培养青少年的独立性，必须走出传统人格和过渡人格负面影响误区。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一种以乡村文化（农业文化）为特征的文化，与这种文化相适应的传统人格具有较强的人格（偶像权威）崇拜特征，跟民族的人格崇拜相应，对经书和老年文意识膜拜也较为严重，这些特征都不同程度的抑制了现代青少独立性的塑造。下面仅从传统人格的特征方面谈谈传统人格与青少年独立性的影响和引导。
首先对权威的服从和崇拜容易失去自我。中国是一个家国同构，宗法观念极强的国家，人格崇拜极为严重，对对权威的服从和膜拜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意识。对长辈，上级有所忤逆是“犯上”违反圣旨是“大不道”；不听恩师是“大不敬”。圣君贤臣，顶头上师都具有远见卓识，都高瞻远瞩，思虑周全，都是道德完善之人，他们的所言所语均是“奉天承运，皇帝诏约”，是“圣旨”，不可不听不可不从；他们的所作所为皆为楷模，不可不仿不可不效。导致人们都在依权威的模子来锻造自己，甚而是不分是非曲直的一味模仿。父母要孩子服从自己的权威，皇帝要天下子民服从自己的权威。家庭和社会教育都在注意对孩子“人格崇拜意识”的培养，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孩子主体意识的培养。孩子缺乏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甚至有时成了“权威的克隆”和应声虫。。武斌在《现代中国人——从过去走向未来》中曾剖析了人格崇拜的特点。
1、很容易接受权威，信仰权威；
2、重视权威，如果没有权势位，不论他的意见本身如何精辟也往往得到重视；
3、因循守旧，随波逐流；
4、不善于对传统习俗批评、拒绝创新；
5、相信命运，不依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事实；
6、对事实报有刻板意象。
不难看出这些特点极易让人失去自我没有独立性，抱残守缺，不思进取，安于常规，没有创造性，甘于在别人的影子中生活。现代青少年崇拜偶像，和“追星”，也极易造成这种误期。家长，学校在对他们的偶像祟拜，和“追星”进行引导时，应注意让青少年明确偶像能为生活提供一个目标，方向，楷模，模仿，学习，深化的是偶像长处和积极进取精神。其目的是完善自我，丰富自我内含发掘自我潜力，塑造一个“我之所以为我”的独立自我。
其次人格崇拜的服从和膜拜让中国人的心理具有极强的依赖性，他制他律性，自我抑制性的特点。对权威的依赖，如对上司上属，圣君贤臣，家长族长的依赖；对家庭家族的依赖；对传统的依赖以及对人际关系的依赖。“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投亲靠友”，“找靠山抱粗腿”，“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朋友三个帮”等均是这种心理意识的反映。我之所以找到了好工作，我之所以工作出色，我之所以步步高升 靠的不是我有学识，我有才干，我有能力，再加我的努力，我的奋斗。而是我有官父官母，钱叔钱姑；我有“后台”，有“背景”，有贵人提携帮助，所谓有“贵人相助是也”等等。这些不良现象在现代也习以为常，社会学校家庭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在现代人际关系中，有人曾将父辈创造的人际关系提升到了60%以上，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现代人很重的依赖思想。青少年要么耳濡目染，要么亲身经历，在如此的“熏陶”下，从而潜移默化地形成了孩子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学习靠高师，求职靠关系，工作靠贵人的心理态势。尤其现代家庭独生子女偏多，家长溺爱有加，往往忽视了孩子的独立性培养，更增加了这种仰仗和依赖心理。在如此环境中的孩子，自我何在，独立性何在，不得不令人堪忧。
第三， 家国中的人物角色定及对家国的义务感弱化了自我，个人独立性减弱。中国是一个家国同构的传统社会，家在人们的生活中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卢作孚曾指出家庭构成了中国人基本的“生活世界”，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中国人就是在家庭的生活活动中寻求了和确立了人生的意义1（参见卢作孚《中国人的建设问题与人的训练》引自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3页）。布克哈托曾对家国，团体意识作过这样的阐述“人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家族，党派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布克哈托《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5页）也反映家国意识对个人意识的弱化。家对于中国人说是一种“本位”，是安身立命和精神寄托的基础和根。这里的家既指小家——家庭，也指较大范围的家——家族（宗族），还指更大层面的家——国家。个人的一切活动在家的范围内展开，个人以家为依托，将视为一个避风港，在家内寻求、获取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个人离不开家庭、家族和国家，而“无家可归”、“亡国之苦”、“亡国之恨”则被视为人生的大不幸，民族的大不幸。武斌认为“对家的依赖决定了个人对家的义务，以家族为本位亦即以义务为本位。实际上中国人对于家庭总有一种近乎神圣的义务感”。（武斌《现代中国人——从过去走向未来》第49页）这种义务感是人生的精神支柱，整个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都在家的范围内规定，个人的生活只有在“家”开，依托于“家”才有意义，这种情况导致对“家”的义务成了人生的主旨，使个人的存在“家庭化”和“家族化”，个人没有自己独有的利益，有的只是家庭，家族，民族，国家的利益，社会的价值取向笼住了个人，家国的集体利益成了个人取舍选择的最后标准。家国的意义重大，从而弱化的个人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相对家国来说，个人的意义不大，个人的努力并非一已的事，而关涉到老少全家，上光宗耀祖，下延香火，光大门庭。“愧作龙的传人”、“败家子”、“不孝子孙”，无颜见先贤圣哲，愧对江东父老，人不仅仅为自己而活等皆是对不起家国的内疚之情的反应。这种情形跟有独立自我意识的人所感发的“愧对自我”恰恰相反。培养现代青少年的独立性，要注意引导青少年明确家国与个人的关系，“家国意识”不可过重，也不能没有。人不能离开“家国”而存在，看重家国而不迷失自我，强调“我之所以为我”，而不过分张扬“自我为中心”，才有利于培养青少年健康人格的独立性。
第四，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相对应的崇尚经验意识也不同程度的影响了青少年的独立性与创造性。在农业文化历史悠久的中国，崇尚经验的意识及为严重，以此为中心而形成的崇师崇古崇经书的经验意识。对经书秘笈和老年文明的看重以往过去，把人们的思维禁锢在“熟悉的系统”中，他们“倾向于过去，在历史传统中寻求自己的熟悉系统”，按照前辈所习惯的方式去活动，把传统作为生活的指导。所以中国人有一种“尚古精神”，重视祖先崇拜，恪守“祖宗之制”，好古薄今，因循守旧，以传统主义为基本的价值取向之一。4于是呼中国人沉浸在伟大的文明古国的巨影之下，“四大发明”足可自傲，祖宗之制足可远行，先师高参之法中可效仿，四书五经足可为用，圣哲先贤 人们的思维崇师崇古崇经书的经验意识束缚在熟悉的系统中，他“师父使人的头脑局限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奴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7页）而少有自我，少有创新。人们墨守成规，足可以应付，而不必冒险去接触新的事物。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就曾指出“在中国人的态度上，没有什么新的事物发生在现在或未来，所有的新事物都已发生在遥远的过去”（引自韦政通《儒家与现代中国》上海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师父老师成了经验经书的传声筒，门徒学生成了经书和师父的“木偶”。名师出高徒，但高徒是经书师父的雕琢的木偶。无需多言，其水平自然还在师父的经书之下。现代许多人依然迷信的“XX秘笈”、“XX策略”、“XX技巧”、“XX方法”、“XX秘方”、“XX之道”、“XX大师指导”、“XX名师大法”流行，跟崇师崇古崇经书的经验意识不无关系。看重前人历经积淀的保贵经验财富，本该提倡，但过分的看重强调，无疑使人成为经验的奴隶和俘虏，它往往使用权人失去独立的自我，缺乏主见，丧失应有的创造性。培养青少年健康的意识，应引导青少年大量汲取传统知识，来丰富提高自我素养，同时在具备丰厚功底的基础上，能独立自主的去改革创新，从而走出迷信经验的误区。
第五，与中国人注重和谐，追求安定的文化心态相应，中国人的传统人格不是强烈自我表现，而是执两用中，温顺谦和，带有较强的“中庸心态”特点。这种人格在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了自我，因为要以“和合”、“和谐”为目标，要以“天人合一”为美，于是崇尚“中庸”囿于“熟悉系统”而少有创新。因为要追求安平稳，于是“安土重迁”、“安土乐天”、“安身安心”、主“静”怕“动”、求“稳”怕“乱”。人们为了不打破“和谐”、“安定”的心态，往往压抑自我，适应“熟悉系统”的规范，适宜大众眼光的审慎。其结果便是不太在意“凸现自我”，缺乏创新，进取精神不足，不能坚持自我观点，人云亦云。在培养青少年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性时，要引导明确“和谐”，“安定”固然可以作为追求的目标，作为生活的准则，但不宜过分囿于“和谐”，“安定”而迷失自我，失去自我主见，失去进取心。
前面主要从传统人格的负面影响来阐述其对青少年独立性的培养。其实在传统人格，尤其在过渡人格中，正面影响也是大量存在和不容低估的。在中国人权威人人格崇拜中，从神话传说到历史，人们所崇拜的人当中也透出一股自强不息，勇于开拓创新，敢于为天下先，有较强自我意识的人。《礼记-儒行篇》所提出的理想人格的16种特质中就有一点---自立，也充分说明了中国传统人格也注意独立性的培养。郑板桥临死前曾让儿子蒸一笼馒头给他吃，他说：“吃自己的饭，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天靠地靠祖宗不算好汉”。他到死也不忘培养儿子自食其力的能力，他期望儿子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能独立支配自己的生活。林语堂在论述理想人格的达观特点时说：“这种达观也产生了自由意识，放荡不羁的爱好，傲骨和漠然的态度”。（林语堂，《生活的艺术》，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由此而凸现的便是“权威”，“偶像”关注到自我，能按照自我选择努力实现自我，从某些侧面呈现自我观念独立的自我人格。这种意识有利于强化自我，有利于形成积极的自我观念，它为人们正确对待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有利条件，避免了由于人格模仿而迷失自我。
中国传统人格虽然把“自立”作为一种重要的理想人格特征。但这种特征在宗法性极强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被权威人格层层笼罩，是弱小和不完全的，它为能在传统人格中形成主要特征。到了近现代，随着传统文化的逐渐解体，中国人自我认识的“觉醒”意识逐渐得到了加强，自立自强的独立精神作为“过渡人格”的重要特征也开始确定下来。这种独立性是随着中国人的自我认识的展开而逐步确立的。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武力、政治、经济、文化的撞击，极大的震撼了中国人依附于传统文化的心理结构，建立在传统文化观念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我形象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和伤害。人们开始对“自我”，“自身”方面的问题、进行反省和追问。“最初的自我认识还是在传统文化提供的观念框架中展开的，并且还停留在器物和社会组织结构层面，即表形文化，有形文化的思考” 武斌在《现代中国人——从过去走向未来》第3页中。这种“自我认识”未能涉及自我本质，他仍然是浅层和不完全的。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开始从新的文化观念框架为出发点，立足新的文化价值体系来反省认识自己。“五四”开辟了一条中国人自我认识的路，从此以后，中国人的“自我概念”，“自我形象”的定位才逐渐健全起来。从独立性上来说，中国人的自我认识主要是围绕“民族独立性”，“文化价值的独立性”和“个体自我”的独立性层面科学理性的展开的。
自我认识作为“民族精神的最高成就”（黑格尔语），它对自己基本文化精神的自觉；对自己文化模式和民族性格的反省和拓新；对自己生存方式和观念体系的理性反思；以及对自己价值意义的确定和评估。它使得中华民族在自我认识的过程中，既对民族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的“正面价值”作了恰当的肯定认同，也用变化的观点对“正面价值”作了新的认识和现代化的评估及补充。同时，还对那些“负面价值”进行解剖和分析。从而建立与新的文化价值体系相应的新人格。在自我意识上，对“自我”进行重新“理解和“接受”，确立积极的“自我概念”。
参考资料：http://column.bokee.com/images/bokeelogo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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