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1-12-12
谈谈知识与学问的关系。先解释二者内涵，再阐明二者关系。最后谈谈你对二者关系的看法，比如我们要重视知识积累，踏踏实实做学问等。
给你一篇文章你参考一下，内容可能比较专业一点，但是知识与学问本身就是一个不好说的话题！
“知识”最直接的解释就是我们凭记忆和传授获得的对事物的认识。一个人一生中几乎三分之一的时间是被强制去接受知识积累的；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所接受的知识，只是“知识”这个概念中的一半，那另一半则被忽略掉了。
学问”。通常情况下，知识和学问可以通用，说这人有学问和有知识是一个意思。但知识是泛指，学问却是专指，——是特定的知识和有层次的知识。
“知识”这个词是个熟词，从来没有被人冷落过。可这个词的具体内涵并不象我们平时所理解的那样简单。
“知识”最直接的解释就是我们凭记忆和传授获得的对事物的认识。一个人一生中几乎三分之一的时间是被强制去接受知识积累的；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所接受的知识，只是“知识”这个概念中的一半，那另一半则被忽略掉了。
西方传统的哲学渊源是重知识而轻意志的，据说这个渊源就起于苏格拉底。但我看这是个误解。当时有一个叫凯瑞丰的人曾经向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求卜：究竟有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具智慧？阿波罗﹒福玻斯的女祭司回答道：没有了。苏格拉底也认可这个说法。
于是那些忌恨苏格拉底的人就借此攻击苏格拉底狂妄自大。苏格拉底是如何来回答这种攻击的呢？他说：我非常明白我是没有智慧的，无论大小都没有。那么，神为什么要说我是世上最有智慧的人呢？神不可能撒谎，否则便与它的本性不合。为了证实这一点，我就去寻找世上比我更聪明的人，从他们那里我得到了这样的结果：就是我在每一桩具体的事情上都不如这些人，我是无知之人；可我的求知的能力，却是那些人所不及的。
在这里，苏格拉底把知识和智慧区分开来，他以为人生来是无知的，而求知却是最大的智慧。这便是典型的苏格拉底辩证法：一个人可以既是无知而又是智慧的。这个辩证法里就包含了对知识内涵的拆解：即“知”未必是“识”。
孔夫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知识的人了，他有三千弟子，其中七十二人都学有所成。可孔夫子一生中也受过不少教训，其中以长沮桀溺和盗跖对他的教训为最。孔夫子派子路去问正在耕田的长沮桀溺哪里可渡河，长沮桀溺对子路答非所问地说：天下一样混乱，哪里有渡口呢？我看你与其跟随孔丘去逃避坏人，还不如跟随我去逃避乱世。在这段话里，长沮桀溺所显示出来的见识要比孔夫子更高，——他看到了孔夫子只从人性的角度去看问题，而没有从天下大势去看问题。
孔夫子对自己教化人的能力很自信，他自愿替朋友柳下季去教化其弟弟大盗柳下跖（世称盗跖），柳下季劝他不要枉费了精力。孔夫子见了盗跖对他说：“天下有三种美质：身材挺拔俊朗；聪明机灵；勇敢果决。将军一身兼有这三种美质，却做了强盗，岂不可惜？将军如能听我一劝，我愿说服诸侯，为你建一座大城，如诸侯一般，岂不是有益于国家民生的好事？”
盗跖回答说：“一座大城？——有比天下更大的城吗？尧舜拥有天下，他的子孙现在在哪里？汤武也曾拥有过天下，他的子孙现在又在哪里呢？我现在做大盗，杀人毕竟有限，如果我做了诸侯，而假借仁义来杀人，那就更是祸患无穷了。”
孔夫子无言以对，悻悻而回。柳下季问他：“我弟弟是不是冒犯您了？”孔夫子叹道：“唉！我匆匆忙忙去拔老虎的胡须，差一点被老虎吃掉了”。
要论所知，盗跖哪里能和孔夫子比？可孔夫子的见识却完全说服不了盗跖。
“竹林七贤”里的阮籍和嵇康都是文才冠世的人。他们都对司马氏的专权不满，又不愿同流合污，所以都想避世。阮籍和嵇康先后去找当时的隐士孙登，请教归隐的方法。孙登对阮籍很冷淡，不和阮籍答话，还对阮籍翻白眼（据说阮籍是翻青、白眼的宗师）。阮籍很不高兴，就用呼哨来示威。孙登才问道：如果你走在一条道上，前面有虎豹豺狼当道，你怎么办？阮籍问：只有一条道吗？孙登说：没有第二条道。阮籍说：那我只有踵哭而返了。
轮到嵇康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倘若只有一条道，那么，我将傲视天命。孙登叹道：君才高识寡，难免于今之世矣！后来嵇康果然被司马昭所杀；而阮籍则幸免于难。
所谓“才”，便是我们所说的知识中的“知”；而“才高”却仍然“识寡”，说明了“知”和“识”不是完全融合的。
当然，事情反过来，见识很独特高明，一旦忽视学习.掌握新的知识，也同样会误事。有一群举人进京赶考，雄心万丈。他们遇到的试题是：人口多有利还是有弊？答案几乎相同：人多有利。那位状元的立论是：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理由很简单，几千年来，种田人都是靠劳动力来获取其收成的……所以结论是：“多乎哉？不多也！”尽管当时有一个姓马的考官嘀咕说人口的多少应该和资源的多少保持均衡……但他的声音完全被淹没在一片激情之中。不幸的是老天作怪，一场天灾，削夺了人的口粮，……后来考试的时候，题目变成了：“生育也应该有计划”了。
知识的内涵里，“知”是“识”的底蕴，“识”是“知”的升华。如何使这两者融合呢？有一句古语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当然是学知识，但并不是简单的填充自己的记忆，而是要通过“思”来消化知识，使之升华到“识”的境界。叔本华说：读古人的书就是让古人在你的脑袋里跑马。鲁迅在引用了这句话时说：安知你不是在让叔本华跑马呢？同样的道理，安知我们不是在让鲁迅跑马呢？且不论叔本华和鲁迅的话是否在理，其中透露的共同的讯息是：在掌握知识的过程中，独立的思考才是主要的，如果我们不愿意让古人在自己的脑袋里跑马，那么，“思”是必不可少的。
“思”是完善知识的重要也是必须的途径，为什么要“思”？是因为不思的话，所学的知识就会发酸发霉，变成一滩浆糊。善于学习的人，不在于掌握知识的量，而是在于掌握学习知识的方法。所谓“举一反三”，就是指的这种能力。有这种能力的人，我们通常称为“有学问”。
由此也引伸出和知识有类似含义的词：“学问”。通常情况下，知识和学问可以通用，说这人有学问和有知识是一个意思。但知识是泛指，学问却是专指，——是特定的知识和有层次的知识。
在知识和学问之间似乎是一种阶梯的形态，知识似乎是一种结果，而学问既是结果，又是过程，而我们通常并不在意，——有多少人把掌握知识当作做学问来看的呢？《论语》的首句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我们传统上就是注重对知识的温习，而不注重知识的延伸。这也形成了教育上的习惯——即单向的灌输，而不是双向的交流。
与之相应的则是从汉代沿袭到今天的应试制度和选材模式。在以前是考“八股文”，现在则是一张试卷定终身。“八股文”和试卷真能检验人的才识和学问吗？
在中国历史上的知名文人，很少能够通过应试展示他们的才华的，因为他们的学问（知识）和应试没有关系。苏轼的文集里面有不少应诏和制策，但有几篇是能够呈给皇帝看的？徐渭文章书画俱佳，可他初次应试便被考官评为：文辞简单。后来再考，他就故意把文章从试卷上做到书桌上，仍然意犹未尽……索性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文长”了。徐渭一生都没有上榜。
在知识的积累过程中，简单的学习方法是没有思索或者是学而不问（疑问）的，这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填鸭式的教学方式。这个传统由来已久。在孔夫子的学生中间，颜回是最被称许的；当然孔夫子也曾表示不满，他说颜回从来不对老师的教诲提出疑问。但孔夫子又不喜欢敢于当面唐突他的学生，譬如子路问他：“卫君想请你帮他理政,您将先做什么？” 孔子说：“先正名分。” 子路说：“老师，您太迂腐了，名分有什么好正的？”孔子马上不高兴地说：“你真粗浅啊！——子由！……”
韩愈在他的《师说》里说，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又说老师的作用就是“传道，授业，解惑”。要使学生超过老师，“解惑”这一层是关键。如果学生都象颜回一样没有一丝疑问，那么，没有哪个学生可以超过老师。可说归说，有几个人会象子路那样去质疑老师的？
扬政宁博士在谈及中西方教育的差异时指出，中国的教育方式是要求学生无条件的接受；而西方的教育方式是要求学生对知识的独立思考。一种是追求共性，一种是追求个性；一种是不平等的传授；一种是平等的交流；一种是被动的接受；一种则是主动的探求。
观诸古人，比照当今，在对知识和学问的理解上似乎没什么改观。我们把知识看作什么呢？鲁迅认为人们是把它看作“敲门砖”，—— 一旦把门敲开，砖就可以随手扔掉。知识和学问似乎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误区，——知识虽然被当做工具，可它和知识本身的功效没有关系；学问好象只是少数人的专利，和掌握知识没有多少关系。
这种认知模式，是和我们大一统的传统文化习惯分不开的。孔夫子自不待说，可他壮志不酬，活着的时候无法把自己的主张付诸实施，而就他个人来说，一部论语，始终还是学和问的典范。但是秦始皇的的一把火和一捧土，后来董仲舒的一个灵感和汉武帝的一道旨意，就开始了精神上的漫漫征途，知识在这个过程中只是被用来不断解读的符号，学问变成了这种符号的佣仆。有一部书收入了《诗》、《书》、《礼》、《易》、《春秋》，合为五经，和四书并为以前读书人必修的课程。如果你有兴趣翻翻，就《易经》的首卦：乾字，可以有数万字的注解，你即便是博闻强记之人，恐怕穷其一生也不可能把它读透。陷在这样的知识里面，我们的精神如何会不衰弱呢？
就学问而言，真正的学问的含义并不仅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学生向老师的的讨教，而是一种主动的质疑。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通过知识的更新实现的，而知识的更新是由不断的存疑和证伪来完成的。我们习惯于对所知的证实，即证明所获知识的正确。所以我们通常多的是勤于学而弱于问的学生，缺少的是敏于问而富于独创能力的后生。
再回到苏格拉底的知识和智慧的话题上来。引起人们对苏格拉底误会的其实是他的代言人或是借他的口表达自己思想的柏拉图。原来柏拉图对知识的理解是这样的：就认知的性质而言，知识是存在事物本质或精神的放射，而人们通常说的知识其实只是一种意见，——意见是停留在存在事物外面的假象，是不可靠的。这是基于柏拉图理念论的知识观，为的是判定具体事物的非本质.不可靠性。这样的认识论的核心是：有一个先于具体事物的普遍的理念存在于事物之中。这就为后来的基督教神学的教义提供了理论支持：上帝在一切之先。
对这种理念予以重大质疑的是康德的三大批判，他在总结传统认识论的缺陷时就说这是柏拉图形而上学的过错。为什么一定要屈从于一个先于我们存在的理由呢？难道不能反过来？他引用了哥白尼的例子，证明我们即便都不能进入事物本身，但我们的意见却可以是本质的。
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讨论柏拉图和康德的是非，只是从两位同样伟大的哲学家的身上看到学问和质疑的关系是怎样的。在学问上，学和问肯定是同时存在的，但不等于说就是同时发挥了作用，其中有一方面可能被搁置起来。
我们常把有艺术创造力的艺术家称为大师，把那些没有艺术创造力的人称为匠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师把学和问都启动了，而匠人只启动了其中的一半，——只学不问。
要使知识完满，不能忽略“思考”的作用；要使知识上升到学问的境界，必须养成质疑的习惯。如果要编一卷新《论语》的话，那头一句应该是：学而时问之，不亦悦乎！有问而必究之，不亦乐乎！人不识而不悔，不亦弱智乎？……
2004-2-21
于成都芳草地流水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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