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6-01-11
当前在全球化过程中，由于经济日趋一体化，在人们的思想意识深层，慢慢形成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逐渐让位于世界主义的思维定势。不少有智之士产生了对文化即将“越族”、“去国”的一种困惑与焦虑。那是一种对未来文化即将超越民族之上、离开国家之后，心理缺乏文化归属感的一种恐惧。这种心态所产生的一种逆向思维，即在当前更加强调民族性、国家意识的一种努力。文学作为文化的表征，作为心理的外化，必然更加注重民族文学、国家文学的当代建构与历史动向，对“越族”、“去国”的世界文学也更加憧憬与向往。比较文学的任务正是要研究这几种文学之间在学术视域、学理范式、实践探索中的联系与区别。本文主要试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对它们的界定做一些定性分析，对其间的相互关联做某些探索，以阐明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大趋势。
一
民族并不是古已有之。如果将民族界定为使用共同的语言、坚持一种未间断的文化传统、并有共同利益诉求的族群的话，那么民族的产生是有案可稽的。欧洲中世纪后期，当人文主义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人的个人诉求超出家庭、家族而进入社会以后，对社会的需求越来越大，这需要一个边界，民族自然就成了最合适的身份设限。人们对社会的责权利的分配，不可能无限制，必须有对象的选择和设定。这就催生了人们对民族的想象，推动了人们对民族的划分。当历史上出现民族国家，尤其是法国1789年大革命时期首创了国旗和国歌以后，民族概念开始具象化，多种多样形象包装使它产生了诸多的“质感”，并逐渐向人们的感觉层面浸润，以至于进入意识深处。学界一般认为，这是相对有独立自觉意识的民族国家建构的开始。此时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种的文学，在运用某种民族共同使用与认同的语言塑造形象，并用以反映社会生活和表现思想感情时，这种语言艺术表现形式就具备了初创时期民族文学的本体论特征。在“世界文学”一词尚无现今的意义之前，民族文学主要指在多民族国家中那些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并遵循共同的美学标准、反映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用民族语言文字创作所保留下来的具有本民族特质的书面与口头作品。这些文学尽管存在着千差万别，但一经形成之后，就具有了自己的继承关系和文化传统。所谓传统其实就是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那些文艺观点、艺术方法、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的总和。它具体体现在本民族那些优秀的作品和理论著作中。
此后，欧洲社会语言中，“民族”常常出现与“国家”同义的现象。欧洲的社会史几乎可以视为一部民族发展史。以至“联合国”实际上写成“联合族”，即“United Nations”。现在看来这样的认知是不够全面的。首先，国家是一个政治学概念，是由于政治利益需要而产生的组合实体，维系它存在的是“国家意识”和“国家利益”。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后，在全球后现代背景变得更加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如何化解全球金融危机余波的冲击，因势利导因新科学技术革命加速而带来的冲击，缓冲资本创新与新全球化时代的冲击，一句话，即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困惑，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体，一种坚定不移的国家意识，一份完整长远的国家利益。于是“国家”这个逐渐被清晰强化的利益集体，越来越在世界系统内维护自己的形象，并努力在世界层面的思想对话中变被动为主动。在这种明确的目的诉求之下，“国家的价值”也日益养成。它需要不断批判地汲取精华，去除糟粕，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代表，成为世界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显然和民族在本质上是不相符的。其次，欧洲自中世纪以后，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凡使用共同语言而且具有相同文化和文化心理结构的族群几乎都成立了各自的国家，它较少涉及多民族国家与民族的问题。因此，民族文学与国家文学或称国别文学就形成了本质上的分歧。这种分歧在相对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里表现不明显，而在多民族国家里则表现得比较突出。因为国家文学或国别文学是出于政治性和地域性的考虑、在国家意识和国家利益之上人为划分成的文学，与民族文学在自然状态下形成不同。在多民族国家，它是由一种统一的语言作为国语进行创作的。在比较文学范畴里，因为本体论中就涉及到跨越民族界限，这就使其界定很清晰，如果说跨越国家或称国别界限，就显得意义模糊了。因此，在比较文学领域里多谈民族文学比多谈国家文学显得概念更精准，界定更科学，也更符合比较文学的研究实际与学理规范。
“民族”作为一种人类的社会组织名称，被世界许多地区已有组织形态的人们争相使用，尤其是自16世纪先后被西方殖民的诸多地区的人们在觉醒以后，也纷纷以“民族”为旗帜，号召建立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人们凭借血缘、语言、习俗、宗教、生存、区域等历史文化传统留下的有形或无形的“遗存”，强化了族群生存边界。这时的民族文学因为有凝聚民意和调动资源的社会功能，因此，有时和以地域命名的文学混为一谈，民族文学的范畴增加了弹性空间。但是好景不长，尤其是近代刚刚成立国家的民族文学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从文学发生学的学理层面分析，纯粹的民族文学，即纯而又纯的民族文学在现代几乎是不存在的。从文化多元主义的思想来分析，人们也企图以强调不同族群艺术表达的多样性，来改变民族文学一统天下的一元化局面。实际上古已有之的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与连接，又以消解民族的反作用在现今全球化时代表现得异常复杂与强大，因此，新的族群离散与族群融合也形成了一种冲击“民族”的力量。面对这些挑战，民族文学必然会以重组的形式直面民族文学的各种变异体，强化自己的外延与内涵的疆界。 民族文学是一种具有承继关系和独特历史传统的文学，即有自己内在文化心理结构又维系于某种精神传统的文学。各个民族文学在形成过程中和形成后都表现出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约略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以本民族的共同的心理素质为基础，根据逐渐形成的文化特点，独立发展。第二，接受外来的影响，在一个大的文化体系内进行文化交流；大的文化体系以外的影响有时也会渗入。第三，形成一个以本民族的文化为基础、外来文化为补充的文化混合体或者汇合体。”“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学的发展规律不能脱离文化的发展规律。……同文化汇合一样，文学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也是异常复杂。这三个步骤只是一个大体上的轮廓而已。”民族文学这种特性不仅仅表现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里，同时还表现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文学之间，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普遍现象。
众所周知，真正对民族文学形成挑战的是德国文学家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weltliteraure）。他认为文学和艺术、科学一样，同属于整个世界，希望人们能够冲破民族文学的狭小世界，着眼于世界各国文学的广阔天地，在继承传统、相互交流中使民族文学成为全人类都能享用的共同财富。继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提出了耳熟能详的“世界文学”观点。相对歌德的纯文学角度对世界文学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则是针对包括了科学、哲学、历史、文学和艺术等全部精神产品而言的。“世界文学”的概念一经提出不仅大大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视域，而且引起了人们对其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学理层面的诸多热议。尽管现今“世界文学”在文学研究中包含着多重涵义，但是将各个民族语言创造的文学视为不同的有机体，认同它们是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等观点，学界基本是一致的。有了这种文学的世界性、整体性的审美尺度，在探究具体文学现象时，就不会仅仅着眼于具体的局部的表象，而会将研究对象视为世界文学这一有机体在某一方面、某一区域的折射点，那么区域性的民族文学才会有真正的世界意义。
二
“世界文学”无论就其内涵和外延都处于流变式的动态之中。从歌德开始，这种流变就从未停止过。因为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包括世界文学在内的文化不可避免地会随之发生变化，这是一个自然过程，也是包括世界文学在内的文化之所以能保持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标志。当前世界正进入全球化时代，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错综复杂，全球性制度框架对文化交流与冲突的调节作用，使人们更看重全球层面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交通运输的发展，随着世界人口的不断增加，随着各种政治、经济、文化间的频繁往来，人们的心自觉不自觉地在接近，虽然国与国之间的物理距离没有变化，但心理距离却变得越来越小。人们无论从审美角度，还是认知角度，对世界文学的期待都日甚一日。人们对于世界文学已不是望梅止渴式的憧憬，而是逐渐成为一种精神渴望，一种思想追求。其实，每个民族或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学或国家文学，它们一旦跨越异质文化的界限，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只是民族文学不可能完全消失而已。现今我们从理论层面探讨世界文学的建构，就是尝试从文学的角度回应全球化带来的人类对文学这种精神产品需求的严峻挑战。
“世界文学”所具有的因超越民族文学和国家文学或称国别文学而形成的国际性，是国际化的大背景下，人们对于世界文学关注与研究的结果。文学研究从民族、国家拓展到世界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不仅仅是研究范围的扩大、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国际维度的思考。世界文学与文学研究开始成为各民族各国家人民认识和了解世界的窗口，开始成为他们相互沟通、相互借鉴、相互欣赏的重要渠道。进入21世纪，这种大趋势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在进一步发展。总之，人们对世界文学的接受程度，主要取决于他们的兴趣和意愿，即接受者的审美价值取向。他们因为没有共同的语言文化历史背景，而需要接受者主动调动、集中自己的才能常识和审美旨趣，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价值判断体系，这样，世界文学才能在民族或国家范围内的读者中产生真正的世界意义。正因为如此，世界文学才成为了对于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都具有重要内涵意义和审美价值的精神产品。哈佛学者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将世界文学定义为“穿越时空，能在远离本土语境之异域广泛流行的文学作品之集合”。这些作品的接受者是一些能够超越作品的原始语境、在异域环境中仍能广泛认同和解读其美学意义的读者，是他们的努力使世界文学在异国他乡同样焕发出诱人的光彩。
“世界文学”当前正以势不可挡的姿态进入文学研究与阅读的视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科技进步与发展的影响。首先，由于电视的问世和摄影技术的普及，人类开始进入“读图时代”。它满足了后现代文化的需要，即大众视觉上的快感。这种一目了然式的快餐文化，已使读者很难静下心来品读一部作品，包括世界文学经典。不少人往往沉浸于欣赏改编成影视剧的世界名著，却难以对原作进行文本细读。世界文学经典正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误读与曲解。读图的便捷不仅使人们的阅读时间大大缩减，而且也使人们内心减少了一种文化体验的厚重感。传承民族文学文化、健全人格塑造和构建精神家园的传统求知方式，在读图时代正逐步受到侵蚀。人类传统文化中有着深厚根基的“文字阅读文化”正日益被各类大众的“快餐文化”所浸润和消解。原本作者是将看到和理解的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事件组合成表情达意的文字和语言，而读者将文字或语言等信息的意义再“还原”成“事实形象”，然后加以新的理解和认识，这其间读者有参与创作的思维过程。这是一种逻辑转换过程，即人类再造想象、进行形象思维的过程。如果让读者变成观众省略这一转化过程，直接将“真实事件”展现在图像上，读者深度参与信息转化的功能可能退化，并导致创造性思维的弱化。这不仅仅是世界文学的阅读问题，也是涉及到人类思维的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延续的问题。其次，世界文学作为全球性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已经成为人们为娱乐消遣而阅读的重要内容。任何个人的、民族的、国家的，无论是具有再多的个性化的文学作品，只要进入互联网中，就失去了私密性，也就没有了读者的阅读界限，只要通晓作品原始语言或译介语言即可以了解其中的文学性。于是世界文学不断借助互联网一类新的传媒技术手段，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使任何具有区域性和个体化的文学公开化、公共化。互联网等新技术不同以往任何时期的物质体的媒介，它以其自发性、自由性、开放性、公开性等为世界文学的形成与播扬提供了最佳选择。但是互联网等媒介毕竟是一种“技术”，其本身是“中性”的。“技术”不能解决世界文学的核心即形象思维问题，技术的“中性”也不能解决对世界文学褒贬的价值判断，更何况互联网上的读者在线阅读，即上网阅读是用鼠标进行纵向的强力而快速的浏览，对内容很难进行“深度阅读”，更不用说“文本细读”。这种以求快速和节省时间的阅读，对世界文学的传播是件好事，但是要让世界文学因为它的美学价值超越时空、成为经典而流芳百世，则是很困难的事了。 “世界文学”除却歌德基于对文学的普遍性规律的认识而提出，以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的是由于世界市场形成而出现的精神产品以外，还有一个意义，是和那些经过时间和地域的考验、获得世界声誉并具有永恒价值的能够承载文学“至道”和“鸿论”的“经典”有关。所谓“经典”是指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种文学形式中，那些经历了长时间的考量、接受者普遍认为最有意义和价值、同时具有深刻思想性和广泛文化内涵的优秀作品。它们是历史文化的积淀物，是人类精神产品的结晶，具有持久性、典范性和权威性。当然作为本体论意义上的“经典”，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意义不尽相同。中国古代经典特指那些典范性的儒学经书，后来扩大而涵盖了儒释道的重要典籍。外国的经典一般指那些传承文学本质、警世人生、认知社会的优秀作品。它们历读不尽，为人类提供了人生经验和感受的宝库，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经典的这些特质使世界文学有了很深的哲理性和丰厚的文化性。它们从理性出发，对生命、理念、思想、生存状态等带有很强思辨性的问题进行探索；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中那些带有文化特征的现象，进行阐释。从而使世界文学名副其实，历久弥新。世界文学犹如内存巨大的信息资源库，用哲理和文化这两种利器能够深掘其中蕴藏的精髓，这也是它辉煌永存的价值所在。经典的特质还使世界文学表现出鲜明的时空性和独特的审美性。文学是人学，是各个时代和区域的人生缩影，它可以使不同时代、地域的读者都能产生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美感。读者在对世界文学文本的审美过程中，通过预设、期待、前理解和后发现，会对其中的审美标准、美学内涵产生全新的认知，走向一种心灵净化。接受者还可以不断地发掘出那些潜藏其中的美学价值，享受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
放眼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今天，虽然民族文学有其特定的历史地位和意义，但历史发展的趋势表明它有逐渐被淡化的倾向，这时的世界文学需要超越具有族裔属性的民族文学，否则就会成为与民族文学对峙的文学。由一族一国建立起的民族文学或国家文学，如果不与时俱进，及时超越自身的局限性，那么世界文学将难以养成。
三
从本质上说，民族文学是一种用语言文字来表现民族社会状况、心理结构的精神产品，是民族作家在创作中自然形成的，多多少少都带有些许民族主义的倾向，而世界文学则是世界主义的一种反映，是人类精神产品中的经典，它超越了民族语言等界限而成为各民族的公有物和共享物。此时的文学作品终于摆脱了“族裔性”，而具有了“世界性”。这种由歌德首倡的理念，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深化，正在逐渐走向实现，成为全人类的共识。
从民族文学到世界文学必然要有一种中介和桥梁，一种逻辑和学理上的联系，那就是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从性质上分析，民族文学、国家文学或称国别文学，和世界文学基本上都属于文学范畴，只是分类不同。而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则是一种文学研究，是一种跨越了民族界限或国家界限的文学研究。它将民族文学和国别文学视为研究的最基本材料，并视为研究的起点和方向，以世界文学为研究的终点和目标，认为它是世界各民族、各国家人民的共同财富，是不同的民族或国家文学长期交流、融合的产物。正如法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艾金伯勒（又译艾田伯）所指出的：“比较学者的首要任务，是反对一切沙文主义和地方主义。他们必须最终认识到，没有对人类文化价值几千年来所进行的交流的不断认识，便不可能理解、鉴赏人类文化。”
比较文学以国际性的眼光考察和研究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文学，利用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的各种研究成果，对不同的民族文学和国别文学进行比较研究，以便找出超越二者之上的基本规律，使二者间产生诸多的联系，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杂糅关系，这样的文学研究才更有意义。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之间所需要的学理上的过渡，除却比较文学以外，还有总体文学。所谓总体文学又称一般文学，是由法国比较文学家梵·第根在《比较文学论》（1931）一书中提出的。梵·第根认为诸如《理查生和卢梭影响下的欧洲爱情小说》这样的研究即属于总体文学的范畴，因为它既不是研究某个国家内某位作家或作品，也不是研究两国之间两位作家创作的关系问题，而是研究在同一个文化传统中欧洲这一总体上的小说创作规律。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1942）一书对这一概念进行了修正与补充。现在所说的总体文学是指为了找出具有普遍性规律，对区域性的文学现象所进行的全面、综合性研究，即研究在同质文化传统背景下某一区域或地域的那些跨越了国家、民族或语言界限的文学现象。即使是像接受理论的代表人物尧斯那样对比较文学颇不感兴趣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世界文学’取代了不同民族文学背景下作品与作者的基本差异，成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尽管他认为这并未能彻底解决比较文学的方法论问题，但他不能不承认“世界文学”出现了“新的合理性”。因为世界文学不仅可以将因纵向的历史的时间性原因造成的、对一部作品所形成的时代差异纳入研究范畴，而且还可以将由于横向的民族、国别、地域等空间性所形成的对一部作品的不同认识，也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这其中比较文学的各种研究方法功不可没。
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正是由于比较文学的介入，才更加突现出其学理意义，因为它使具有强烈民族或地域特点的民族或国别文学在跨越了异质文化界限后自然而然成为世界文学，并且表现出“越族”、“去国”的本质特征。但是成为世界文学的民族文学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失去自己的民族特质，即使国家灭亡，民族性也会存在于世界文学中，这就是学界常说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既是世界的也是民族的”道理所在。从这一点看来，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并不困难，但是真正融为一体，真正实现世界文学的愿景，那还有一段“天路历程”要走。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