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墨家风书坛楷模
——清明节忆康雍先生
郭永琰
康雍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书法家，他一生潜心艺道，不倦求索，在中国书法艺术园地里辛勤耕耘了半个多世纪，取得了惊人成就，其楷书、隶书被业内人士公认为达到了炉火纯青之高度。
康氏家风一门五杰
康雍先生生于一个书画世家，人称二康。长兄康殷，号大康；四弟康宁，号“四康”；六弟康庄，号“六康”；儿子康默如，号“少康”，通称“五康书画”。康氏一门五人的书法、篆刻和绘画，技艺超凡，形成独特的书法风格，被誉为“康氏书风”。
长兄康殷(大康)，幼承家学，10余岁崭露头角，曾入吉林师大攻西画，解放后做文物工作。一生浮沉，潜心艺道，苦行不懈。平生解开古文字形之谜逾千，揭示古文字构造、变化规律近百，皆数千年来未发之秘，变深邃为通俗，独辟蹊径，自成体系。其为书法，尤精金、甲文，造势活泼自然，笔法雄浑苍劲，如铸如刻，入木三分，金石气十足，前无古人。篆刻得力古玺印，兼能隶、楷，尤擅榜书，既承传统，又有强烈个性，遂成一家。大康积四十年心力编成《印典》24册，集古印之大成，堪称著作等身。大康生前为首都师范大学研究员、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中央文史馆馆员、北京印社社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等。
四弟康宁，少时习写意花鸟，出手不凡，就读北京工美，注重写生，功底深厚，所作细致工润。后又受苦禅大师无私亲炙十余年，得苦老真传。他的大写意画，赋形简洁精炼，用笔沉郁痛快，酣畅淋漓，大气磅礴，墨色浑厚而多变。除向苦禅大师习学外，他还上溯文人画之源的陈向白、徐青藤、八大山人等明清大师，兼取众家之长，熔一炉而制之，并在题材、笔墨及表现手法上，不断探索开拓，渐次形成自家形神兼备之风格面貌。他笔下的白鹅丰腴肥硕，十分可爱，雄鸡则昂扬俊拔，有殊烈活力；荷花厚重而笔法灵活多变；笔下之鱼用笔简古、形态生动，堪称一绝；偶然设色做牡丹，秀雅高古，冷艳雍容，分明画出花朵之水分生命及神韵。他的题画草书流畅俊秀，自成一格，尤为突出文人画之特点。六弟康庄，其楷书远追欧体，力求楷书与北碑、篆隶之古朴气息相融合，质拙朴茂，雍容娴雅。1988年，在《中国书画报》社组织的评选活动中，其楷书被评为“书法十佳”之首。他的书法作品参加过国内外多次大型展览及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百余次，入选多部大型辞书。出版有《欧阳询九成宫》临本、《张猛龙》碑临本、《康庄楷书千字文》、《康庄楷隶正气歌》、《康庄楷书唐人绝句》等书作。其书法作品广为流传且多次获奖，深受业内专家和群众喜爱。康庄曾任内蒙古文联常务副主席、书协主席，现为中国书协理事，内蒙古书协名誉主席。
儿子康默如(少康)，幼时即驰名书坛。1972年，年仅15岁的他在北京中山公园兰花室接待文革期间首次来访的日本书法家代表团，悬腕写下“行万里路”四个篆书大字，给所有在场的人带来了震撼。他20岁出版《四体百家姓》字帖，印行63万册，风靡行全国。其后又相继有《四体中国历史三字谣》、《篆书千字文》、《康默如篆书成语字帖》和《康默如草书成语字帖》等，向世人全面展示其兼擅多体、才艺卓荦的不凡书风。他的草书，出入丧乱、苦笋、风信诸帖，恪守法度，气息高古，更得益于孙过庭《书谱》的奇堀雄健。他曾在十余米之长卷上用苏州仿古帛书写《少康草书进学帖》，于质朴中喷发着兴奋，雄奇中洋溢着婉约。他的艺术境界与人的品德合而为一，倔强率真的性格造就了他纵横奔放的笔墨，深厚的家学渊源及长期磨砺的功力又熔铸了他的艺术品格，从而使他的书法力矫时弊，独标风骨，将遒媚与质朴融为一体，不坠流俗。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
康雍先生的书法是“五康”中功力最深厚的。他初学褚河南，兼学瘦金书，几可乱真。后弃去瘦金而专学汉隶、唐楷，临《张迁》、《华山》、《石门》、《九成宫》、《大虞公》等。多年夙夜临池，茹苦不懈，用心专一，志高神远，多有心得，尤得《曹全》三昧，纯茂秀美，临全碑之文，整齐雅洁。又善以《曹全》笔法作小字，累数千字，一笔不苟，可谓一时无两，因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即有“活曹全”之誉。他习欧书深得李琪本《醴泉铭》之力，厚重醇润，浑穆含蓄，一如其人。其小楷则有《黄庭》味，冲淡古朴，无一丝烟火气。
1987年5月6日至17日，“五康书画展”在全国美术最高殿堂中国美术馆展出两周。这是康雍艺术高峰的展现，也是康门两代人作品的大检阅。“五康书画展”，在见多识广的首都各界观众中引起极大轰动，观者潮涌，展厅内摩肩接踵，获得极大成功。各家电视台、电台及60余家报纸、杂志，都作了报道介绍，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甚至破例拍出“五康书画”专题纪录片，由中央电视台转播，并在国内外放映。香港、泰国、新加坡也对此作了专题报道。展览《前言》大概是各类书画展中最简短的：“虚心强骨，道充不盈；勤而习之，宠辱不惊；和而不同，为而不争。”这是康殷集老子《道德经》中的六句话，概括了他们几十年来处世求艺之抱负、襟怀及气度，也道出康雍一家的全部甘苦、历练及艺术境界。这几句话，同时也是康雍一家为人处世的六句箴言，康雍一家，用其身体力行之火，点燃了这满含哲理的智慧之光。
淡泊明志宠辱不惊
清人朱和羹云：“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康雍先生为人极像他的字：厚道、端庄、严谨。中国书法家协会筹建时，北京市八位书法家代表之一的他，在书法艺术上早就达至炉火纯青程度，可在现实生活中却甘于淡泊，远于名利，笃志于书法艺术之追求，对别人的褒奖，他敬而不敢自诩，对自己的成就，终觉不足。先生胸怀坦荡，失意时坦然，得意时淡然。“文革”时，他受到不公正待遇，失过业，当过壮工，但他并不在意，用他自己的说是“什么都经过了”。据知情人士讲，解放之初，他有幸步入仕途，是某省级政府的机关干部，可他交椅没坐热，便挂冠离去，南下广州，照料兄嫂，作了长兄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的私人助手，并在那里娶妻生子。他按照自己的信念去生活，去生活，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但生命的光和热却发挥到极致，得到了人生的大欢乐。1958年，他陪同长兄回到北京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两年后妻子离去，他孓然一身，侍奉双亲，养育幼子，赋闲索居。他住在北京南城姚家井一巷，与陶然亭公园只仅一墙之隔，院门和园门相邻，是解放初兴建的居民区。平房杂院，一院一排，一排十间，一间一户。康宅也只一间，十几平米，挤住三代五口：父母、康雍父子、六弟康庄。就在这样的平房杂院，康雍先生临池课子两不误，文革中他出版自己的字帖，十五岁的康默如随廖承志接待日本书法代表团，一时传为书坛佳话。
1981年，康雍先生父亲中风卧床不起，他除了上班之外，还担负起为父亲奉饮食、扶起居、打针进药诸事。父亲去世后，又照料年事已高的老母，直到1999年93岁的母亲去世。在他家兄妹六人中，他照顾父母出力最多，不攀不靠，尽心尽力。先生日常起居十分简朴，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喝茶，吃饭穿衣一切从简。然待人却极为热诚，为他人所想，无一点傲岸之气。2001年3月，先生被查出患有癌症，医生断定他只能存世两个月，急需住院治疗。面对死神的威胁，先生以坚强的毅力，放弃住院治疗，在家继续他那一生所追寻的书法事业。他一如既往地临帖创作，并集一生之功力，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完成了近10部书法著作的创作和修改。在离开人世的前10天，体重下降到不到30公斤的他，仍在研究他痴心的书法，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一生的实践确乎实现了毛泽东所讲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
艺贵于精书如其人
《曹全碑》，现收藏于西安碑林，此碑极负盛誉，其结字均匀，秀润典丽，用笔方圆兼备，而以圆笔为主，风致翩翩，美丽多姿，是汉隶成熟期秀丽书法的典范。康雍先生的隶书，以汉为宗，尤得《曹全碑》之神采。早在他三十岁左右时，即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赢得了“活曹全”的称誉。他临的《曹全碑》，神韵完足，赢得“活曹全”的称誉。他说，我学《曹全碑》始于50年代初，当时是为了给绘画题款。《曹全碑》清丽流畅，珠圆玉润，在汉碑中虽没有《石门颂》的飘逸，《张迁碑》的古朴，《礼器碑》的刚健，但它特点明显，用笔简练，易学易用，自成一格。他认为，《曹全碑》最重要的是跳出“肤浅”的弊病，但想要深入掌握则是难上加难。因此，他在《曹全碑》的习学和创作中，不断汲取汉隶诸家碑帖之长，并以用笔稳健，结体匀整，清丽流畅，神采飘逸而显出自己的艺术特色。《康雍隶书千字文》，是他为初学者学习汉隶真髓而精心书写的。
他的楷书取法初唐，同时融入汉隶和魏晋之风骨，汲取众家之长，融会贯通，力创自家面貌，既得欧体之精髓，食古而化，于平正中见险绝，于规矩中见意趣，因而骨力劲峭，法度森严。其显著特点是吸收隶书笔意较多，撇笔捺笔呈八分之势，庄严古雅。而抛钩处不用钩，也采用隶书燕尾捺脚笔法，则遒劲又显飘逸；长横画左边起笔细而收笔重，左倾右重，起笔方而收笔圆，有体方笔圆之妙；横画细而竖画粗，对比鲜明，则造就轻重变化之势。因而凸显朗畅舒展，深得书界同仁赞赏。他曾用朱笔临写《九成宫》，几可乱真。他常说：“笨人取巧，一事无成；一学就会，不是好字。初看新鲜，再看平常，就乏味了。”
书风独具风范长存
康雍先生精深的书法表现力，得力于他对书法理论的认真研讨和实践上的勤苦探索。先生常说：“学习书法要沉浸于知识的深渊，保持恒温。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怒海啸于侧而不变声。有创见，不动摇，不趋时髦，不求艺外之物。别人理解，淡然；不解，则欣欣然。”他遵循欧阳询“澄神静虑，端己正容；秉笔思生，临池志逸”的古训，把书法作为陶冶情操、磨练意志的好方法。他主张，学习书法首先要胸襟开阔，目光远大，既有刻苦精神，又讲求方法。他非常注重吸收各家碑帖的之长，强调临古人碑帖，学谁要像谁，力求形神兼备，然后在传统的基础上，听其自然地发展变化。他非常赞同米芾″集古字″的学书方法，认为只有熟习诸家，融会贯通，形成自己面目，这便是创新。他认为对待历代碑帖，都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取其精华，扬其糟粕，决不能盲目崇拜，也不可一笔抹煞。他的选帖和临帖标准极其严格，并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非常实用的方法。在选帖上他坚持以“难学、禁瞧”为标准，在临帖上采取科学的方法，将全碑分为好、一般、差三部分。好字反复练习到神形兼备的程度；一般字以好字为基础逐步充实；不够理想或碑中没有的字进行再创造。这样，好字全盘继承，一般字充实提高，差字改好了，碑中没有的字也以该碑的风格创造出来了，这才能掌握所学碑帖的精神实质。”他的创作态度极其严谨，不到胸有激情，不轻易动笔，不是成功之作，决不轻易示人。在用笔上，先生经仔细品味，揣摩古人碑刻墨迹，掌握了一套运笔之法：讲究入笔、行笔、收笔，一招一式交代清楚，使人感到一种凝重的氛围，点画本身坚实有力，转折处干净利落，收笔处笔笔送到，发挥毛笔的弹性作用，将笔的提按，贯穿到整个点画之中随按随提，使点画饱满而有风采，提处不飘，按处不滞，在生动的点线之中，显示出一种厚重遒劲的风度。
1982年以来，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和平出版社等先后为他出版了多种书法作品集。他的楷书和隶书被收入《当代书法大字典》，作品被收入由赵朴初、启功先生任主编的《当代著名书法家书毛泽东诗词》。他还为全国众多的名胜古迹及企事业单位题写匾额或石刻。在历届全国书法大展中，他每届则换一体，令人耳目一新。
康雍先生的成功，得力于对传统的深刻理解，更得力于对传统与时代、传统与个性等关系的领悟。值此康雍先生逝世四周年之际，我们对这位既熟悉又陌生的书法大师，作一次新的认识，其治学精神、书艺轨迹，将启迪后学，以促进书法艺术之繁荣。(此稿曾发表于《海内与海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