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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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商”一词不知何时早已经是我们的日常用语。以上几个例子中，虽然仔细说来，“情商”的意思有些不一样，但几乎可以说，在普通人心中，情商低相当于不会为人处事，不懂得圆滑和变通，而情商高则是指相反的人，这种人熟练厚黑学、懂得潜规则。
虽然耳朵听到“情商”一词早已能磨出茧来，《情商》一书被引入中国也早在1997年，但我知道这本书的作者丹尼尔·戈尔曼，不过是最近的事。在整理在世的 全球最具影响力的50位心理学家 时，才知道原来出自名家之手，实在是有点孤陋寡闻。
但弥补也不晚，新年这几天，恶补了《情商》。谁知阅读越上瘾，原来，这本书与自己的预期（认知偏见）、与普通人嘴里所说的“情商”（圆滑世故）完全不是一个东西。戈尔曼的书写得有理有据、有例有情，简直是我期望自己能够写出来的一本著作。
这事还得从我阅读演化生物学（演化心理学）说起。自从沉迷了这个学科之后，像其他从事演化论的学者一样，逢事总会问，这东西是为何演化而来的？到底能否增加生存的适应性？除了原来的目的，又新增了哪些用途？
情绪就是一例。人类具备情绪，到底是为何演化而来？例如恐惧，肯定有作用吧？让我们面对常见的危险时，能够及时（但不一定准确）地反应。
我觉得只有了解了情绪的演化基础，才能够更好的理解和控制自己的情绪，而不是反过来认为“既然一切都是受到基因控制，我的反应就是自然而然”。只有知道了原因，也就是远因，我们才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
那么，情绪的神经生物学基础是什么？大脑哪个区域控制情绪反应？从比较生物学和演化的角度来看，最先发育和演化出来的是脑干、然后才是杏仁体，再到新皮层等。而情绪正是由杏仁体所控制，新皮层也能控制情绪，但反应比杏仁体慢。
再说认知科学，人类认知的两套反应系统，一种是非理性的，反应迅速，一种是理性的，反应迟钝。这是阅读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基斯诺维奇的《超越智商》等认知科学领域的著作之后，我所知道的。
然而，我在了解上述三大领域之前，是积极心理学的信徒（见 《再次强调这不是鸡汤，而是积极心理学》 ）。积极心理学的开创者塞利格曼认为，如果通过改变人的解释风格，就能把悲观的人变成乐观的人。
因此，只有更好地认识和控制情绪，才能够从不好的情绪中走出来。但阅读过认知科学、脑科学和演化科学的著作之后，让我对于塞利格曼的积极心理学有些疑虑，就是不知道如何把它与其他心理学研究结合起来，积极心理学在别的领域研究者那里，该当如何评价。
即便是有乔纳森·海特的《象与骑象人》，但我觉得还是不够深入和全面。
如果科学地认识到了情绪，我们就能从胚胎发育到幼儿成长，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情绪发展和调节手段。从而，在教育心理学领域，就能开创出一片不错的“广袤大陆”来。
以上只是盘旋在我脑中的一种构思，我认为可以就情绪问题建立一套不错的研究方向，但仍没有想清楚答案。
此时，我阅读了《情商》一书，边读之余，不禁感叹，原来戈尔曼在大约25年前（原版出版于1995年），就已经将上述领域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整合，并写就了这本畅销全球的图书。
一切都太迟了。
只是因为，在戈尔曼所深受启发的心理学、神经科学和演化生物学的研究发现，大部分都是1960年代至1990年代的研究成果，而这些书籍和论文，恰恰不过是最近十年间才陆续引进并火热起来的学科。
因此，就像是一种倒挂的知识引进。“情商”一词率先普及，而支持情商的科学论据和图书，后来才缓慢地引介到中国。所以反观这本出版于1995年的书籍的时候，我才觉得里面的内容是如此地熟悉。
还有另一个现象就是《人类简史》的流行，初读时的确备受震撼。那是因为读《人类简史》的时候，我还没有了解过演化领域、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等，当现在回头看的时候，赫拉利的书不过还是重述了1960-2000年之间这些领域里的研究发现而已。
所以，我们才觉得赫拉利在书中消解自我意识、人类进入农业的陷阱，以及文化的建构主义惊为天人，见解颇为大胆。
有人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戈尔曼的《情商》也是如此，豆瓣评分被拉地很低，《人类简史》不久之后也将会被拉低，有人只是因为流行，就喜欢反对。
我之前特别想写一篇文章，去反驳这样的人，不要很感性地去评判《人类简史》，虽然大部分时候不过是重新组织了这些领域的研究发现，但作者毕竟还是创新性地结合起来。
因此，只有当你阅读了演化、认知和神经科学等领域的著作之后，再回来评判赫拉利也不迟，再反对戈尔曼也就有了深度。
最后，我想说的是，戈尔曼成功地让人关注起了情商，但这个词被滥用之后，特别是在中国人的口中，日益变得像是圆滑世故的同义词，这是我比较讨厌的部分。
在10周年纪念版序中，戈尔曼也曾经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