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7-09
最近在听有书平台推的蒋勋的《中国文学之美》，感觉他对文学的看法较有个性，声音很好听，可以弥补他读错不少字的遗憾，但他的书中有不少关于文学的知识点有错，我把我听后的六至十讲中的困惑整理如下：
（第六讲 汉乐府诗举例
第七讲 从五言诗到七言诗的转变
第八讲 四六文与诗的关系
第九讲 陶渊明的文学意义）
在谈到乐府诗的写作主体（作者）时，蒋先生反复强调（第六、七讲都是持此观点）“乐府诗是来自民间的民歌”。
实际上，乐府诗是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诗歌。乐府初设于秦，是当时“少府”下辖的一个专门管理乐舞演唱教习的机构。汉初，乐府并没有保留下来。到了汉武帝时，在定郊祭礼乐时重建乐府， 它的职责是采集民间歌谣或文人的诗来配乐，以备朝廷祭祀或宴会时演奏之用。 它搜集整理的诗歌，后世就叫“乐府诗”，或简称“乐府”。它是继《诗经》《楚辞》而起的一种新诗体。后来有不入乐的也被称为乐府或拟乐府乐府初设于秦，是专门管理乐舞演唱教习的机构。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汉书·礼乐志》）由此可见，乐府诗的作者既有普通的平头百姓，也有文人士大夫，涵盖了从帝王到平民的各个阶层。而且从目前保存的汉乐府诗集内容来看，也证明了汉乐府诗的作者不仅仅来自民间。
从宋代郭茂倩编著的《乐府诗集》中的分类，我们可以看到乐府诗有“鼓吹曲”、“相和歌”、“杂曲”、“清商曲”、“横吹曲”、“杂歌谣辞”等六大类。以鼓吹曲为例，鼓吹曲是汉初传入的“北狄乐”，用于朝会、田猎、道路、游行等场合。歌辞今存“铙歌”十八篇。大约铙歌本来有声无辞，后来陆续补进歌辞，所以时代不一，内容庞杂。其中有叙战阵，有纪祥瑞，有表武功，也有关涉男女私情的。 而“叙战阵”、“纪祥瑞”、“表武功”之类的诗多为文人士大夫所制作，当然也有民间歌谣。
蒋先生在第六讲和第七讲中多次提到汉武帝重设乐府的目的是为了“听取民间的声音”，此点也值得商榷。
《汉书·礼乐志》中提到：“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 可见乐府的职能在武帝时进一步强化，它首先是建立在组织文人创作朝廷所需用的歌诗的基础上，然后才是“采诗”----广泛搜集各地民间歌谣。 而且乐府诗的地位得以明显提高，还在于文人所创作的乐府歌诗不再像《安世房中歌》那样仅限于享宴时所用，而是能在祭天时演唱。 民间悲苦的声音得以上达帝听，实际上只是皇帝为寻求朝廷在祭祀或宴会等场合合用的歌诗而重设乐府的副产品而己。
所以不应因为如今流传甚广的乐府诗是民间歌谣（如《饮马长城窟行》），就断定武帝重设乐府是为了听取民间声音，而且断言乐府诗只来自民间歌谣。实际上许多民间歌谣，正是在汉武帝为了保证朝廷在那种场合能有合用的歌诗，在命文人创作之余，令乐官深入民间采诗，才得以有机会在乐府演唱，最终可以流传至今的。
两汉文学的主流形式是“辞赋”，而非“汉乐府”诗，“辞赋”完全属于文人创作。
汉乐府诗中的民歌部分为民间创作，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具体而真切的反映社会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悲苦，因此，这种非主流的诗歌形式因其强大的生命力逐渐影响了两汉文人的创作，最终使诗歌尤其是五言诗蓬勃兴起，取代了辞赋对文坛的统治。但不可否认的是，汉代文学的主流形式首先是辞赋。
我记得小学阶段，我的语文老师曾经介绍过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的文学形式：先秦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
蒋勋先生在谈到两汉中国文学之美时，却没有提到汉代文学的主流形式----辞赋。如果中国文学之美只是从诗歌发展的角度去看，那两汉文学仅仅介绍汉乐府中的民歌部分倒也罢了，但蒋先生连骈体文都不厌其烦地介绍了两节课，为何独独跳过了汉赋呢？既然介绍的是“中国文学之美”，而且还是个文学启蒙课程，就更不应该如此处理。
蒋勋先生在讲到诗歌形式的发展时，介绍完汉乐府诗之后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诗歌形式从五言诗再向七言诗发展。实际上，五言诗与七言诗的诗型古已有之，只不过在两汉时期，五言诗更早走向成熟，如果了解了杂言体诗亦是汉乐府民歌的重要诗型，我们就不难理解东汉时张衡就开始对七言诗进行的尝试，三国时曹丕写出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诗了。
杂言体诗在《诗经》中的《式微》、《伐檀》等篇中己有体现，当然相较于《诗经》中大量的四言体诗而言，这种诗体为数甚少，显得很不起眼，而且句式的变化也较小；但《楚辞》则不同，楚辞中的多数作品以五、六、七言句为主，句式虽不是整齐划一的，但大体上总有些规则可循。蒋先生既然提到汉乐府诗是对楚辞和诗经的继承，那么对汉乐府民歌的诗型就不能仅仅介绍五言诗，而忽略了占了不小部分的杂言诗，我举一个很著名的乐府杂言诗的例子《上邪》（它可是鼎鼎大名的中国十大情诗之一，“邪”读作“yé”）：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
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
夏雨雪 ，
天地合 ，
乃敢与君绝！
（译文：上天呀！我渴望与你相知相惜，长存此心永不褪减。除非巍巍群山消逝不见，除非滔滔江水干涸枯竭。除非凛凛寒冬雷声翻滚，除非炎炎酷暑白雪纷飞，除非天地相交聚合连接，直到这样的事情全都发生时，我才敢将对你的情意抛弃决绝！）
从此例可见，汉乐府民歌的杂言体诗似乎比楚辞更自由灵活，有点“爱怎么写就怎么写”的意味。
目前文学史上对此有三种看法：
一是，是三国曹丕的《燕歌行》(这是最广泛、最多学者赞同的的看法)；
二是，东汉张衡的《四愁诗》(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为代表)；
三是，干吉诗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此说赞成者寥寥)
但是 翻遍所有文学史的教材都看不到蒋勋先生所提的“曹植（曹子建）最早作七言诗的尝试，开创了七言诗”之说 ！！！
我个人比较赞成上述三种看法中的： 最先正式写七言诗的是魏国的曹丕，他的《燕歌行》是现有的第一首文人创作的完整七言诗。
下面我们来看看七言诗的发展史：
七言诗的起源可上溯至《诗经》中的一些七言句，如“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等；
《楚辞》是楚歌体，有七言句，但大多数都带有“兮”字，例如《楚辞》中的《九歌》，有七字一句的诗句，如“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便是“四 三”节奏，可见后世七言诗的形成受“楚歌体”的影响较深；
到战国晚期，也有以七言为主的劳动歌，荀子的《成相辞》就采用的是民歌的体式和腔调；
西汉后期的一些谣谚和乐府歌辞，也有如“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等以七言为主的句子；
东汉的张衡写过一篇《四愁诗》，此作品是最早的文人七言诗的尝试，但因张衡这四首诗每首的第一句还都带着一个“兮”字，仍未摆脱楚歌形式的羁绊；
之后魏文帝曹丕写的《燕歌行》，“句句压韵，而且都是平声，格调清丽宛转”，使七言古诗的发展跃上新的台阶。而且《燕歌行》是一个乐府题目，属于《相和歌》中的《平调曲》，这个曲调以前末见记载，因此不少人认为是曹丕开创的。一般学者都认为此诗是文学史上第一篇较完整成熟的七言诗，曹丕对文人七言诗的开创功不可没；
魏晋时期，比起成熟的五言诗而言，七言诗不受重视；
直到初唐，七言诗才逐渐兴盛，至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等佳作出现时，这种隔句用韵、平仄相押的作品就使七言古诗又进入一个更新的发展阶段了。
附：《燕歌行》（曹丕）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
不觉泪下沾衣裳。
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
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蒋勋先生在介绍魏晋南北朝文学时只提到曹家的二曹----曹操及曹植，蒋先生十分推崇曹操的文采，说他“上马横槊下马诗”的基因分别传给了两个儿子----曹丕与曹植，一个是政治家，一个是文学家。实际上曹丕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之余亦是当时的著名文学家， 文学史上讲到建安著名文人必定会讲“三曹”：曹操、曹丕、曹植，曹氏父子合称“三曹”，是建安时代最为优秀的诗人。 “他们雅爱词章，不但以帝王之尊、公子之豪提倡文学，促成了五言古体诗歌的黄金时代，而且身体力行，创作了各具风格的名篇佳什：曹操的诗悲凉慷慨，气韵沉雄；曹丕的诗纤巧细密，清新明丽；曹植的诗则骨气充盈，淋漓悲壮，对后代诗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三曹诗选》）
曹丕的诗文未必比不上他的父亲及弟弟，他诗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文士气”，情感体验真挚深刻、细腻含蓄，语言清丽工致、婉转流畅。正如沈德潜在《古诗源》中所说：“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可有甚者，曹丕诗歌的特点还体现在艺术形式的创新上。其诗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诸体皆备。他的《董逃行》就是当时难得一见的六言诗。不仅如此，曹丕对文学史更大的贡献还在于他的《典论·论文》开创了文学批评的新风气。
如果势利些，以文学成就论， 三曹中似乎曹丕的文学价值更高一点，因为除了他开创七言诗的先河、并写了历史上第一本文学评论专注《典论·论文》之外，曹丕借助他魏国国君的地位成为建安文学的重要领军人物，他广集门客和文人开豪爽大气的建安文风，这是他已去世的父亲曹操，以及太过于自负、文字耽于华美，又因政治上失意而郁郁寡欢的弟弟曹植所不能比的。
所以在蒋勋先生的课中将“三曹”变成了“二曹”，是我无法理解和接受的，忍不住要为曹丕鸣不平。
蒋先生的课程中反复提到不能只知道汉唐而不重视魏晋南北朝文学，从课程的第六讲就开始做铺垫，在七、八、九，三讲中都在介绍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但却 忽略了介绍这个时期文学最重要的特点“文学自觉”。
所谓的 “文学自觉”是指：文学意识日趋明确，文学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已取得独立的地位和价值，文学观念从模糊到比较明确和自觉。
1，文学摆脱了附属于经学的地位，从广义的文学中分立出来，从道德功利走向审美欣赏，文学体裁与样式趋于多样化和精致化，文人地位提高，文人集团社交活跃。
2，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继战国“百家争鸣”后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期，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其活跃度更胜于战国时代，因为随着儒家影响的衰微，“新的人生观、生活观，社会伦理观不断产生，哲学的本体论、思辩逻辑不断发展”，这个时期文学的变化不仅是受到北方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撞击，还因为这个时期出现了儒、佛、道三教鼎立的局面，玄学、佛教和道教都对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蒋先生的课程中仅仅提到北方“五胡乱华”及佛教进入中原带来的影响）。
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不仅产生了新的文学思想，还刺激了文学理论的发展，曹丕的《典论·论文》开创了文学批评的新风气；除此之外，陆机的《文赋》也是这个时代颇有影响的文学创作理论专著；挚虞、李充、葛洪等的文学思想和文艺主张也都张扬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所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是中国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并且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没有这个时代文学驳杂张扬的个性和文人思想的解放，就不会有后来唐诗、宋词的繁荣。
其实，我个人不太理解为什么蒋勋先生提到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时候，会认为现今的文学史不重视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至少我所接触的几个版本的文学史皆盛赞建安时代的诗歌，以建安诗歌为例，“建安时代的五言诗涌腾，打破了汉代诗坛四百年沉寂的局面，五言诗从此兴盛，七言诗从此初步奠定基础。”（《三曹诗选》）
文学史公认的建安时期的诗歌以其“清峻、通脱、华丽、壮大、慷慨激昂”的特点，上承《诗经》、《楚辞》，下启唐宋，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一个新的高峰。那又怎能说文学史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乏善可陈呢？
2017/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