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之死
摘自《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 王曾瑜 著 2004-4-14
一四、岳飞之死
本篇主要说明以下三点：(一)宋高宗是杀害岳飞的元凶，而秦桧和张俊是帮凶。(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完全是一反常规、不择手段的虐杀。(三)对宋高宗杀岳飞的原因和背景尽可能作些探索和说明。
(一)宋太祖不杀大臣的誓约
宋朝与明朝不同，明朝滥杀臣僚如草芥，宋朝却特别优礼臣僚。因为宋太祖传下秘密“誓碑”，规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宋太祖誓约在北宋历代执行得相当严格，如卢多逊和丁谓图谋皇位，也仅流放了事，只有在宋钦宗时开了杀戒。
北宋亡国时，太庙中的秘密“誓碑”已公诸于世，但宋高宗得知此事，却是由被俘的宋徽宗通过曹勋转达。宋高宗在位三十六年，遵守太祖誓约虽不严格，也仅开三次杀戒：一次杀张邦昌、宋齐愈等降金媚敌者，一次杀陈东和欧阳澈，一次杀岳飞、张宪和岳云。
杀陈东和欧阳澈是在宋高宗即位之初。宋高宗罢免李纲，宠信黄潜善和汪伯彦，陈东和欧阳澈上书反对。陈东指责宋高宗不该登基即位，如宋钦宗回来如何自处?欧阳澈“语侵宫掖”，涉及宫闱丑闻。高宗恼羞成怒，将他们处斩。但是，年轻的皇帝很快后悔，他给两位死者赠官，派人祭墓，说：“朕初即位，昧于治体，听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虽已赠官推恩，犹未足以称朕悔过之意。”他的弥补措施已无济于事，伪齐刘豫公开为陈东和欧阳澈在应天府立庙，以彰其过。
杀岳飞等三人是在宋高宗即位第十五年，他已由深宫的花花太岁变为深通机谋权术的独夫。宋高宗既已动用屠刀，就绝不翻悔。秦桧死后，他为很多人恢复名誉，以示革除弊政，却没有给岳飞平反，把罪责诿诸秦桧。金朝完颜亮大举南下，臣僚杜莘老、太学生程宏图和宋芑上奏上书，要求为岳飞昭雪，宋高宗依然置之不理。宋孝宗即位之初，为了给太上皇保留体面，假称“仰承”宋高宗“圣意”，才给岳飞恢复名誉。
秦桧为人暴戾苛酷，他独揽政务期间，淫刑毒罚之滥，在宋朝是没有先例的。不用说抗战派，即使是他的党羽，也动辄翻目成仇。
秦桧“于一德格天阁书赵鼎、李光、胡铨姓名，必欲杀之而后已”。赵鼎当过宰相，其实是个由主守派转变为投降派的人物。李光当过参知政事(副相)，也只能算半个抗战派。胡铨是正八品的枢密院编修官，坚决反对降金，力主斩秦桧以谢天下。秦桧深恨这三人，却未能杀害，唯有赵鼎被迫自杀。当时还有一个不入品的进义副尉刘允中，“以上书希求恩赏，指斥乘舆，及谤讪朝廷”而“弃市”。广西经略安抚使胡舜陟曾得罪秦桧，为弥合嫌隙，特地在秦桧出生地古县立祠，并亲自写记。然而秦桧仍然诬害胡舜陟，使他毙命狱中。宋高宗却认为胡舜陟“罪不至死”，处罚了两名秦桧指派的审理官员。
宋高宗一般仍愿遵守太祖誓约，乐于扮演一个宽厚仁慈之主的角色，故嗜杀成性的秦桧受到了约束。秦桧第二次任相期间，真正破例“明正典刑”者，主要是岳飞等三人。岳飞先后任宣抚使、枢密副使等执政级高官，其生命照理由宋太祖誓约保护。宋高宗对岳飞的违约破例，决非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认为非杀不可。
(二)查龠的揭发
《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的记载说：“查龠尝谓人曰：‘虏自叛河南之盟，岳飞深入不已，桧私于金人，劝上班师。金人谓桧曰：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桧于是杀先臣以为信。”据《鄂国金佗稡编》卷20《吁天辨诬通叙》，“金人谓桧”即是“兀术遗桧书”。
查龠在宋高宗晚期出仕，而在宋孝宗乾道或淳熙初死去⑤。他比较倾向抗金，同陆游、王十朋等人颇有交往。岳飞三子岳霖曾托国子博士顾杞，起草一个岳飞传记，在岳霖临终前，交付儿子岳珂。岳珂大约在查龠死后十年出生。前引这段查龠的揭发，估计应是顾杞草稿中的记事，而被岳珂载入《鄂王行实编年》。
岳家军在绍兴十年(公元1140)七月颍昌大战时，杀死完颜兀术女婿、夏姓的统军使、金吾卫上将军。完颜兀术的信件应是在颍昌战后不久发出的。查龠如何得知此信，已无从查考。但是，这封信对于岳飞的被杀害，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三)《王次翁叙记》的透露
宋高宗和秦桧决定杀岳飞，自然是宫廷密议。秦桧的党羽王次翁时任参知政事，他的儿子王伯庠撰《王次翁叙纪》说：“绍兴辛酉，虏人有饮马大江之谋，大将张俊、韩世忠[皆]欲先事深入，惟岳飞驻兵淮西，不肯动。上以亲札趣其行者，凡十有七，飞偃蹇如故，最后又降亲札曰：‘社稷存亡，在卿此举!’飞奉诏，移军三十里而止，上始有诛飞意。”
这段记载通篇造谣。宋高宗给岳飞的手诏仅十五份，现全部保存在《鄂国金佗稡编》卷3，并无“社稷存亡，在卿此举”一语。岳飞得知金军攻淮西，三次主动上奏，要求出兵，并建议乘虚直捣开封和洛阳。但宋高宗不批准，只令他援淮西。岳飞二月九日接第一份手诏，即决定十一日出兵。他身患重感冒，依然亲率背嵬军为前驱。
其实，真正拥兵自重、玩敌怯战的大将，宋高宗是绝无诛意的。很现实的例证莫过于张俊和刘光世，张俊因支持宋高宗的降金乞和活动，更深得宠信。绍兴十年，刘铸军在顺昌被围，宋高宗“屡降宸翰，使俊援刘锜。俊但奏起发，初无引道之意。朝廷于是遣雷仲、王德援顺昌，俊苛留不遣”。然而宋高宗连半句责备的话也没有。
《王次翁叙纪》在造谣毁谤之余，尚有一点价值。它提供了一个较确切的时间，即在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二、三月问，也就是完颜兀术写信半年之后，宋高宗“始有诛飞意”。作为秦桧附庸的王次翁，显然也参预了密谋，或者明白了意图。
我们翻开当时宋高宗令岳飞援淮西的十五份手诏，褒美之词简直溢于言表，“卿忠智冠世”，“朕度破敌成功，非卿不可”，“朕素以社稷之计。倚重于卿”，“卿见苦寒嗽，乃能勉为朕行，国尔忘身，谁如卿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在这些甘言美语的后面，却已埋伏了杀机。
(四)宋朝第二次杯酒释兵权
岳飞虽然出兵较早，因张俊从中作梗，又折回舒州(一说为池州)，当他最后赶到濠州定远县时，张俊、杨沂中、刘铸和韩世忠诸部都相继败退，金军也乘机退遁。三月二十一日后，宋廷通知岳飞去临安朝见。四月二十二日，岳飞刚到临安，宋廷立即任命他的幕僚朱芾和李若虚为地方官。这两人“自军中随飞赴行在，上将罢飞兵柄，故先出之”。对于出谋划策的幕僚，宋高宗是很疑忌的。二十四日，宋廷宣布韩世忠和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二十七日，宋廷宣布撤销三大将的宣抚司机构，将他们手下的诸统制人马直属“御前”。
解除岳飞等官高权重的大将兵柄，确已酝酿了好几年，然而岳飞本非是对兵柄恋恋不舍的人，绍兴十年秋，他被迫班师后，就愤而辞职。宋高宗当时却并未顺水推舟，他回诏说，“方资长算，助予远图，未有息戈之期，而有告老之请”，“所请宜不允”。
时隔半年，淮西战事一胜一负，暂时休止，陕西的争夺战正打得难分难解，其他地区的小仗又接连不断。从表面上看，这哪里是什么“息戈之期”。宋朝的记载说，罢三大将兵权，是出自范同的建议。其实，范同不过是提出具体方案而已。宋高宗显然通过各种途径，洞悉金朝的底蕴，而对偏安东南，有十分把握。所以敢于在交战状态下，断然采取一系列步骤，自毁长城。按宋、金双方记载，自绍兴十年再次开战后，明使的往返始于岳飞罢兵权后约半年，但暗使的往返无疑应当早得多。
罢岳飞、韩世忠等抗战派的兵权，本是为了降金，而宋高宗却信誓旦旦，宣称是为了抗金。他给岳飞的诏书说，“朕以虏寇未平，中原未复，更定大计，登用枢臣”，“宜有筹帷之略”，“遂展济时之志”。他召三大将谈话时，也说：“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抚之权尚小，今付卿等以枢府本兵之权甚大。卿等宜共为一心，勿分彼此，则兵力全而莫之能御，顾如兀术，何足扫除乎!”按照预谋，当时的有关文件，都持同样的腔调。倒还是秦桧儿子秦焙后来在官史中供认不讳，“方惧金人之平”，“而此辈跋扈自肆，意外事有叵测者”，罢兵权就是要“削尾大之势，以革积岁倒持之患”。
投降派施展阴谋，就必须用口不应心、冠冕堂皇的言词加以掩饰。待到事情办成，为了争功表功，又不惜捏造史实，虚饰阴谋的紧张气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绍兴十一年四月乙未注《王次翁叙纪》说，岳飞比韩世忠和张俊晚到六、七天，“桧忧之甚”，只好天天盛筵招待，延捱时日。王次翁一直“外示闲暇，而终夕未尝交睫”，做了“灭族”的准备。其实，岳飞等大帅每年都去临安朝见，晚到几天，何至如此。三大将部伍直属“御前”的省札发布于二十七日，《王次翁叙纪》又篡改为二十三日半夜，说二十四日正式拜枢密使、副时，连三大将手下亲兵也一律以“密院之人”调换，顷刻之间，不剩一兵一卒，用以吹嘘其阴谋手段的高明。事实上，经岳飞上奏，迟至二十九日，宋廷同意他“将带到亲兵等量留当直人从”，其余的发遣回鄂州等地，根本不存在用“密院之人”撤换亲兵的事。
罢免三大将，实际上是宋朝第二次杯酒释兵权。宋人罗璧就将北宋初和南宋初的这两件事相提并论，但他认为赵普的建议是“忠谋”，而秦桧的策划是“奸谋”。宋朝两次杯酒释兵权，固然都是为了赵宋家天下的利益。如果撇开古代的“忠”、“奸”观念，就客观效果而论，宋太祖和赵普的处置，是促进祖国统一的良谋远略；而宋高宗和秦桧的处置，却是制造祖国分裂的倒行逆施。对岳飞个人说来，罢兵柄决非为了让他“展济时之志”，恰好是进行谋害的第一个步骤。
(五)宋高宗和秦桧在对待三大将问题上的分歧
秦桧心狠手辣，极善耍弄机谋权术，不用说抗战派岳飞和韩世忠，就是投降派张俊也决非亲爱者，打算一并除掉。他对付三大将的手法，大致可归纳为三条：第一，利用部属诬告，牵连主帅。第二，诬害的罪名都是谋反，因为武将谋反，最犯赵宋大忌。第三，利用三大将的矛盾，先由张俊和岳飞害韩世忠，再用张俊害岳飞。
五月，宋廷命张俊和岳飞出使淮东，岳飞的头衔上加个“同”字，“同按阅御前军马，专一同措置战守”，算是副职。诏书上写得堂堂正正：“当令行阵之习有素，战守之策无遗，伐彼奸谋，成兹善计。”实际上，他们到韩世忠军屯驻地的任务，一是罗织罪状，二是拆散这支军队，将大本营由淮东楚州后撤至长江以南的镇江府，向金朝显示乞和的诚意。按照规定，他们可以“随宜措置，专一任责”，包揽前沿的军务，就使留在临安的韩世忠，处于有虚名无实职的地位。
依秦桧预谋，由淮东总领胡纺出面，诬告韩世忠亲校耿著，“谓著倡言以撼军心，图叛逆，且谋还世忠掌兵柄，将遂以左证上逮世忠”。秦桧向岳飞透露真实使命，还假意关怀，要他“且备反侧”，岳飞率直回答：“世忠归朝，则楚州之军，即朝廷之军也。”并表示绝不“捃摭同列之私”。他到达楚州，得知诬告详情，立即写信飞报韩世忠。韩世忠求见宋高宗，大哭大闹，结果耿著免死，以刺配流放了事。
张俊和韩世忠还是双重儿女亲家，然而他陷害韩世忠，却毫不手软。“秦桧约俊主和议，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俊，故俊力助其谋”。他任枢密使后，“即首纳所统兵”，企图以一军的指挥权，换取全国各军的指挥权，才能虽低，野心不小。但是，他机关算尽，也不过充当宋高宗和秦桧手心里的斧头柄。执柯伐柯，一旦斫伐任务完成，这个斧头柄也随之扔弃。岳飞死后，秦桧立即唆使党羽江邈弹劾张俊，说他有图谋皇位的野心。宋高宗出面保他“无谋反之事”，却又乘机将他罢职赋闲。
由此可见，秦桧对三大将的图谋未能完全实现，岳飞对韩世忠的关照固然起了作用，而宋高宗也不想杀两位苗刘之变时的救驾功臣。《朱子语类》卷131说：“张与韩较与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所诛。”
(六)岳飞罢枢密副使
岳飞虽对韩世忠尽了救援之责，因为他是副职，故未能制止张俊放弃海州，拆散韩家军，将大本营后撤镇江，心中愤愤不平。他七月回临安，即上奏辞职。从此之后，他也和韩世忠一样，留在临安，居虚位而无实职，枢密院的军务，全由张俊在镇江设枢密行府处置。
岳飞的所作所为，使秦桧旧仇兼新恨，他唆使台谏官万俟离、何铸和罗汝楫弹劾岳飞。作为攻讦口实的主要是三件事：第一，“自登枢筅，郁郁不乐，日谋引去，以就安闲”。第二，淮西用兵，“坚拒明诏，不肯出师”。第三，倡议楚州“不可守”，主张放弃。后两件事纯属造谣中伤。宋高宗亲自配合，他说：“飞于众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盖将士戍山阳厌久，欲弃而之他，飞意在附下以要誉，故其言如此，朕何赖焉!”他乘岳飞再三请求辞职之机，发布他任万寿观使的闲职。制词说，任命岳飞为枢密副使，原是为了“资筹幄之奇”，“辑平戎之略”，可是岳飞的“深衅”，却“有骇予闻，良乖众望”，皇帝仍然宽大为怀，“记功掩过”，“宠以宽科全禄”，“所以保功臣之终”。要求岳飞“无贰色猜情”，“朕方监此以御下”。
岳飞闲废后，一无兵，二无权，对降金乞和活动既无权干预，对皇帝的宝座也没有威胁。如宋高宗真要“保功臣之终”，完全可以到此住手。可是宋高宗急于向杀父之仇表示信用，不下毒手，是决不罢休的。
(七)王俊诬告
岳飞当枢密副使后，鄂州大军由他信用的爱将王贵和张宪统率，分别任都统制和副都统制。宋廷自然极为猜忌，并施展了阴谋毒计。第一，利用诸统制“各以职次高下，轮替入见”之机，在镇江枢密行府胁迫王贵屈从。第二，命抗金名将刘铸“知荆南府，罢其兵”，既解除他的军权，又用他监视鄂州大军。宋廷规定，“或遇缓急，旁郡之兵许之调发”，为对付王贵和张宪发动兵变，“销患未形”。第三，发布秦桧党羽林大声为鄂州大军总领，依照规定，总领“不独职馈饷”，还“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诸军并听节制”。
林大声去鄂州后，搜罗了王俊等败类。王俊是前军统制张宪的副统制，自绍兴五年(公元1135)编入岳家军后，寸功未立，一官不升，又屡以奸贪而受张宪制裁，挟私怨，图报复。据《挥麈录余话》等书转载的王俊诬告状。九月初一日，张宪“起发赴枢密行府”，“俊已于初七日面覆都统王太尉”，“初八日纳状告首”。诬告的时间显然经过精心选择。王贵刚从镇江回鄂州，明知蓄意诬陷，也只好将状纸转交林大声，用急递昼夜兼程，发往镇江。张宪虽早已启程，因昼行夜宿，行进迟缓，到镇江恰好是自投罗网。
王俊诬告的内容，是说张宪得知岳飞罢官，阴谋裹胁大军由鄂州移屯襄阳，威逼宋廷将军权交还岳飞。正如岳珂所说，“移所以诬(耿)著者，而诬张宪，盖出一辙焉”；“桧之属先臣与俊以陷世忠，是亦犹后日属张俊以陷先臣也”。然而王俊的状词却并非是刀笔吏的高明手笔。张宪和王俊既然“同军而处，反目如仇”，“俊之反覆不从，昭昭如彼；而宪之吐露无隐，谆谆如此”，状词中明显的破绽，低劣的谎言，虽不攻自破，却仍被奉为至宝。
按当时法规，枢密院无权私设刑堂。陷害病狂、逼供心切的张俊自然顾不上这种规矩，把张宪打个体无完肤，死去活来，最后上奏：“张宪供通，为收岳飞处文字后谋反。”事实上，张宪却并未屈服于他的淫刑毒罚。
(八)岳飞入狱
王俊诬告状说：“张太尉道：‘更说与你，我相公处有人来，教我救他。’”就牵连了岳飞。但他很心虚，又在“小贴子”中说：“张太尉说岳相公处人来，教救他，俊即不曾见有人来，亦不曾见张太尉使人去相公处。张太尉发此言，故要激怒众人背叛朝廷。”王俊说，张宪的谈话时间是八月二十二日夜，而岳飞罢官在八月九日。自临安往鄂州，即使用最快的金字牌昼夜兼程，传递急件，也须十天左右。岳飞如派私人驰马送信，须昼行夜宿，二十二日也到不了鄂州。宋廷却不顾连王俊也否认的事实，将岳飞父子投入冤狱。
《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说：“(十月)十三日，桧奏，乞召先臣父子证张宪事，上日：‘刑所以止乱，若妄有追证，动摇人心。’不许。桧不复请，十三日矫诏召先臣入，臣云亦逮至。”似乎全由秦桧假传圣旨，一意孤行。其实，《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所载岳飞刑案原件清楚写明：“奉圣旨，就大理寺置司根勘闻奏。”此外，“南剑州布衣”范澄之企图营救岳飞，上书高宗说：“昨睹榜示，遽以枢密行府见勘张宪，其谋有累于岳飞，遂逮系诏狱，连及妻、子。”宋时所谓“诏狱”，乃“承诏置推”，并临时设立“制勘院”。既然“奉圣旨”，设“诏狱”，并公开“榜示”，“矫诏”又从何而来?没有宋高宗首肯，秦桧是无权将岳飞这样的高官私自关进牢狱的。
岳珂说，他的记事取材于《岳侯传》和《野史》④。为着追本穷源，这里先摘录《岳侯传》：
俄将张宪、岳云杻械，送大理寺根勘。上闻，惊骇。秦桧奏：“乞将张宪、岳云与飞同证，白其事。”是时，侯尚不知，良久，秦桧密遣左右传宣：“请相公略到朝廷，别听圣旨。”侯既闻宣诏，即时前去，却引到大理寺。
岳珂说，这段文字证明“先臣下吏，上初不许，桧实矫诏，舆致大理”。其实，“上初不许”不过是他自己凭空捏造的。《野史》是宋孝宗后期的作品⑧，现已失传。今将《中兴小纪》卷29“据《野史》修入”的一段文字也摘录于下：
诏委俊收宪，送大理寺，命中丞何铸、大理卿周三畏鞫之。戊子，宰执奏：“制勘院乞追人证张宪公事。”上日：“刑所以止乱，若妄有追证，动摇人心，非用刑之本意。至于兵亦然，王者兵以仁义为本，故恶夫人之害仁败义者。”
可知“妄有追证”等语很含糊，但显然不是指逮捕岳飞。岳珂苦心篡改史实，无非是因为在赵宋政权下，必须十分注意讳避宋高宗的罪责。
据《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说，在岳飞被捕的“前一夕，有以桧谋语先臣，使自辨，先臣曰：‘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不义；万一不幸，亦何所逃!’明日，使者至，笑曰：‘皇天后土，可表飞心耳!’”据后来的狱案记载，将王俊诬告之事冒险通报岳飞者，先后有王处仁和蒋世雄。其意是要岳飞仿效韩世忠，请求奏对，向宋高宗辩白，以争取主动，而岳飞却予以拒绝。这既反映岳飞倔强的性格，更反映他对皇帝有相当透彻的了解。他认为宋高宗并不缺乏辨别真伪和是非的能力，故不须辩白，“万一”皇帝有了杀机，自己即使辩白，“亦何所逃”。
(九)岳飞入狱后的表现
关于岳飞入狱后的表现，传世的历史记载往往得之传闻，不甚可信。《说岳全传》塑造一个愚忠的艺术形象，简直是听任皇帝宰割，绝无怨尤。其情节虽属虚构，却对后世很有影响，以至不少人还误认为是信史，或认为艺术形象和历史形象是一致的。
岳飞入狱后，可核实的表现仅有两件事。第一是绝食。《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转载的岳飞刑案说：“岳飞次男岳雷系[同]岳飞一处送下，今来照证得岳雷别无干涉罪犯，缘为岳飞故节饮食成病，依律合召家人入侍，已就令岳雷入侍看觑。”《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作了进一步说明：“飞久不伏，因不食求死，命其子阁门祗候雷视之。”可知进行绝食反抗，是确凿无疑的。
第二，岳飞虽承受酷刑的折磨，却没有自诬。《三朝北盟会编》卷207载，“有狱子，事飞甚谨”，“忽然而言日”，“我平生以岳飞为忠臣”，“今乃逆臣耳”!岳飞“请问其故”，狱子说了一通“君疑臣则诛，臣疑君则反”的道理，“君今疑臣”，“死固无疑矣”，“少保若不死，出狱”，“安得不反”!岳飞“仰天者移时”，便“索笔著押”。《浪语集》卷7《周将军庙观岳侯石像二首》的诗注说：“侯初下大理狱，吏执笔请辞，大书其纸尾，而胁之日：‘汝观今世乌有大臣系狱而生者?趣具成案，吾为汝书!”’这两条记载都富于故事性，但前一记载却至少不完全真实可靠。
岳珂和李心传都是看过岳飞的刑案材料的。岳珂在《鄂王行实编年》中说：“其具狱但称以众证结案，而先臣竞无服辞云。，，李心传也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说，“飞久不伏”，“以众证”，“当斩”。曾三异的《因话录》也说：“岳武穆狱案，今在莆阳陈鲁公家。始者无狱辞也，但大书‘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字。是罪案乃是细书，与前笔迹不同，不知后来如何粘成一卷也。郑莱之姬亲见之。”可知没有自诬，也是真实可信的
岳飞身陷囹圄，生命垂危，绝食和不自诬乃是仅剩的反抗手段。
(一o)秦桧对何铸和韩世忠的回答
岳飞的“诏狱”，由何铸和周三畏主审。周三畏畏首畏尾，附和秦桧。何铸本是秦桧亲信，曾参与弹劾岳飞，却转而力辩岳飞无辜。《宋史》卷380《何铸传》载：“铸引飞至庭，诘其反状。飞袒而示之背，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既而阅实，俱无验。铸察其冤，白之桧，桧不悦，曰：‘此上意也!’”何铸依然据理力争，“桧语塞，改命万俟离”。
万俟离接任御史中丞，千方百计搜剔岳飞罪状，除了策动张宪谋反外，又加上两条新罪。一是当年春淮西之役，“逗遛不进”。二是得知张俊、韩世忠等战败后，岳飞说：“国家了不得也，官家(皇帝)又不修德!”岳飞还曾说：“我三十二岁上建节，自古少有。”就被引伸为“自言与太祖俱以三十岁为节度使”。这些都定为“指斥乘舆”之罪。第一条罪状固属诬蔑，第二条罪状也是口说无凭。
韩世忠为岳飞的冤屈愤愤不平，责问秦桧，秦桧回答说：“飞子霎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莫须有”三字从此就成了冤狱和冤案的代名词，其原意为“岂不须有”。
何铸是亲信，故秦桧向他透露底蕴；韩世忠是仇敌，故秦桧对他蛮不讲理。总而言之，既是“上意”，什么太祖誓约，什么罪状“无验”，就全可弃之不顾。
(一一)宋高宗下处死令
岳珂对于祖父的遇害，只引用《野史》的记述：“按《野史》，方狱之未成也，秦桧自都堂退入小阎，食柑，以手书柑皮者竞日。俄以小纸付老兵，持至寺，而先臣遂报死。初未有旨也。呜呼!桧其欺君哉!”《朝野遗记》又增添了情节，“秦桧妻王氏素阴险，出其夫上”，当秦桧“食柑玩皮”，若有所思之时，“王氏窥见，笑曰：‘老汉(此词宋时含贬义)何一无决耶?捉虎易，放虎难!”’于是秦桧以“片纸入狱”，杀害岳飞。
这两条记载都属荒诞不经。没有宋高宗首肯，秦桧连正八品小官胡铨也未能随便处死，岂能轻易处死一个正一品大臣呢?岳珂所以单取《野史》之说，是为了强调“初未有旨也”。他必须讳避宋高宗的罪责，不能把宋高宗的圣旨写进《鄂王行实编年》，却又无法否认“有旨”的事实。
其实，《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的刑案原件已记载得一清二楚，不容有任何误解。刑部、大理寺状提议，“岳飞私罪斩，张宪私罪绞”，“岳罢私罪徒”，并说“奉圣旨根勘，合取旨裁断”。宋高宗当即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秦桧、万俟离以刑部、大理寺名义上状，主张保留岳罢生命，尚不能满这个独夫民贼的意。
绍兴十一年的阴暗岁末，即十二月二十九日，三个许身民族战场的斗士，终于惨死在投降派的屠刀之下。
可以作为秦桧矫诏，杀害岳飞等三人的一条证据，是《宋史》卷200《刑法志》的记载：
(绍兴)十一年，枢密使张俊使人诬张宪，谓收岳飞文字，谋为变。秦桧欲乘此诛飞，命万俟禹锻炼成之。飞赐死，诛其子霎及宪于市。汾州进士智浃上书讼飞冤，决杖，编管袁州。广西帅胡舜陟与转运使吕源有隙，源奏舜陟赃污僭拟，又以书抵桧，言舜陟讪笑朝政。桧素恶舜陟，遣大理官往治之。十三年六月，舜陟不服，死于狱。飞与舜陟死，桧权愈炽，屡兴大狱，以中异己者，名曰诏狱，实非诏旨也。其后所谓诏狱，纷纷类此，故不备录云。
此段文字估计是元朝史官抄自南宋《中兴四朝国史》。从语意上看，似并非说岳飞和胡舜陟两狱“名目诏狱，实非诏旨”，而是说岳飞与胡舜陟死后，秦桧“屡兴大狱”，“名目诏狱，实非诏旨”。前面说过，宋高宗曾亲自过问胡舜陟狱案，处分了两名官员，足见此狱亦非秦桧隐瞒宋高宗所为。笔者曾查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书，结论为即使是胡舜陟以后的诏狱，“秦桧可以在进呈冤案和狱中严刑逼供时，上下其手，但并未在制度上突破诏狱的有关规定，而私自矫诏。‘诏送大理寺’和最后裁决权仍操于宋高宗之手”。“《宋史》卷200((刑法志》的记载，实际上不过是反映了南宋史官为这位‘中兴之主’讳恶，而诿罪于秦桧，故不足凭信”。
(一二)冤狱的滋蔓
岳飞等三人的被害，只是冤狱的高潮，而不是终结。岳飞的部将、幕僚，以及伸张正义、反对诬害的人们，都受到了株连。
鄂州大军都统制王贵本是岳飞亲信，他虽违心转发王俊的诬告状，宋廷对他仍很疑忌，冤案也已牵连到他，说岳飞父子“以书与宪、贵，当时焚烧了当”。王贵明白自己的险境，“引疾以为辞”，宋廷发布他任福建路马、步军副都总管的闲职。张俊举荐爱将田师中接任都统制，“掌岳飞兵”。
田师中是个驽将，却擅长阿谀奉承和阴谋诡计，他特别调“蜀兵数千人自随，以为弹压”。牛皋反对降金，被他毒死。田师中排除异己，将一批将领以“老病”为名，“与差遣离军”。岳家军原有十万以上兵力，为诸军之冠。田师中进行缩编，后来杨存中殿前司军“总七万余人”，“兵籍为天下冠”，可知鄂州大
参考资料：摘自《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 王曾瑜 著 2004-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