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6-08-02
南宋初年的特定历史条件使武将权力增重，与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发生了冲突。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与武将权力增重之间的矛盾，在南宋初年时钟存在。这个矛盾随着抗金形势的变化而升降。南宋朝廷为了压制武将，不惜放弃收复失地，偏安江南，甚至曲膝求和。
在抗金过程中，岳飞屡立战功、威高望重，治军严明、秋毫无犯，深得军心民心，不仅得到岳家军将士的爱戴拥护，而且也受到广大***的尊崇。宋高宗担心岳飞会有功高震主之威，对岳飞的疑忌愈来愈深。同时，岳飞既不贪财，也不好色，一向廉洁奉公，一心只想着如何报效国家，收复失地。美人金屋，丝毫不能打动岳飞，其志趣之高远，可以想见。但是，一个不贪财、不好色而又志趣高远的名将，却越发使宋高宗感觉到难以驾驭。
在***集权时代，统治者的个人素质对一个国家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当然，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那些杰出臣僚能否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能否建功立业。
宋高宗赵构不是圣明的君主，他没有雄才大略，但他也并非昏庸无能之辈。宋高宗赵构处置军国大事，虽没有大智大勇，却不乏小聪明和小伎俩。对于像岳飞那样德才兼备而又卓尔不群的杰出将帅，宋高宗赵构感到自己的能力和威望比不上他，而且对于能否驾驭控制他，也没有信心。所以，在具有防范武将的传统的宋朝，宋高宗赵构不仅在潜意识里畏惧岳飞，而且还将其视为皇权的潜在威胁。尽管岳飞素以忠君爱国著称，岳家军将领、幕僚为宋高宗赵构在江南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却仍不免成为宋朝抑武政策打压的对象。
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讧，加上连年侵宋，金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军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而在侵宋战争中，金军又接连被宋军击败，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在经历了公元1140年和公元1141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之后，作为向来骄横的金国好战分子，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也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三朝北盟会编》卷215《征蒙记》）。意识到宋金双方战略态势已经发生逆转之后，兀术采取的策略是，一边虚声恫吓，一边放出允许和谈的信息。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要讲和，这当然是宋高宗、秦桧求之不得的。但宋高宗、秦桧却又感到议和的最大障碍是来自那些握有重兵的宋军大将们。宋高宗、秦桧明白，收回宋军诸大将兵权和与金国议和这两件事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与金人媾和，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解除诸大将的兵权；而只有收回诸大将的兵权，才能确保与金国议和的顺利进行。
宋高宗赵构要解除宋军诸大将的兵权，不仅是为要议和，而且更是出于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而防范武将做大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历来就重文轻武，推行以文制武的国策。
绍兴十年（1140年），在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连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也看得清清楚楚。如绍兴十一年(1141)初金兵再犯淮西时，宋高宗赵构就认为：『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正因宋金对立的形势发生了这样的根本转变，赵宋政权偏安江南已经有十足的把握，解除诸大将兵权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宋高宗赵构就把他这一心思告诉了秦桧，『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秦桧为要替其金国主子女真贵族效劳，为要适应兀术“乃始讲和”的策略，更是『力主和议，恐诸将难制，欲尽收其兵权』(《宋史纪事本末》卷72《秦桧主和》)。因而，宋高宗的主意，正中秦桧的下怀。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秦桧采纳其党羽范同的建议，密奏宋高宗，以酬赏拓皋之捷为名，召张俊、韩世忠、岳飞等南宋三大将并赴行在临安，***行赏，趁机解除三大将的兵权。宋高宗完全同意。
岳飞在三大将中年纪最轻，由于十多年来的东征西讨，屡立战功，功勋卓著，使他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员声名显赫的大将，得以与资历比较老的张、韩并列，而功劳和威望更在张、韩之上。张、韩都为此心怀不平。岳飞也觉察到这一点，但岳飞以抗金大局为重，谦虚谨慎，以长辈之礼对待张、韩，并经常写信向张、韩问候和赠送一些战利品，以表敬意。后来，韩世忠为岳飞的谦逊态度和团结精神所感动，在抗金事业上又志同道合，所以很快地就消除了嫌怨。然而，张俊是个贪功忌贤的卑鄙小人，张俊不但不体察岳飞这一片心意，反而认为岳飞是在炫耀战功，于是更加忌恨岳飞。
因而，宋高宗、秦桧就利用三大将之间的这些矛盾，图谋使其互相残害。秦桧心狠手辣，极善耍弄机谋权术，不要说岳飞和韩世忠，就是张俊也决非其亲爱者，打算一并除掉。
秦桧对付三大将的手法，大致可归纳为三条：第一，利用部属诬告，牵连主帅。第二，诬害的罪名都是谋反，因为武将谋反，最犯赵宋大忌。第三，利用三大将的矛盾使其自相残害，即先利用张俊和岳飞陷害韩世忠，再利用张俊陷害岳飞，最后，再找借口把张俊也干掉。
绍兴十一年（1141年）六月，按照秦桧的预谋，唆使韩世忠的老部下淮东总领胡纺出面，诬告韩世忠亲将耿著，『谓著倡言以撼军心，图叛逆，且谋还世忠掌兵柄，将遂以左证上逮世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岳飞到达楚州，得知秦桧、张俊唆使韩世忠的老部下诬告韩世忠一事之后，就立即写信派人飞报韩世忠。
韩世忠接到岳飞的信后，又惊又急，马上求见宋高宗赵构，大哭大闹，伏地表述自己的心迹。由于过去苗、刘兵变时，韩世忠救驾有功，加上韩世忠原本就是宋高宗的嫡系，而且宋太祖立有“不得杀大臣”的誓约，同时，陷害韩世忠的阴谋已经被岳飞及时揭穿，要是再蛮干下去，可能会产生严重恶果，宋高宗赵构不得不考虑这些问题。所以，他听了韩世忠的话后，便若无其事地说：有这样的事吗？第二天，『诘桧，且促具著狱』。宋高宗赵构既然没点头要杀害韩世忠，秦桧自然不敢自作主张。结果，耿著免死，以刺配流放了事，韩世忠随即逃过一劫(《金佗粹编》卷8《行实编年》卷5)。
由此可见，秦桧对三大将的图谋未能完全实现，岳飞对韩世忠的关照固然起了作用，而宋高宗也不想杀两位苗刘之变时的救驾功臣。《朱子语类》卷131提到：『张与韩较与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桧所诛』。
在要解除三大将兵权时，秦桧曾答应张俊，『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俊』，也即在解除岳飞、韩世忠的兵权之后，张俊能够得到全国各军的最高指挥权。见利忘义的张俊当然求之不得，所以张俊『力助其谋』(《三朝北盟会编》卷219，《林泉野记》)。
张俊与韩世忠是双重儿女亲家，然而张俊陷害韩世忠，却毫不手软。张俊才能虽低，但野心不小。张俊企图以一军的指挥权，来换取对全国军队的指挥权。但是，张俊机关算尽，也不过充当宋高宗和秦桧手心里的斧头柄。执柯伐柯，一旦斫伐任务完成，这个斧头柄也随之扔弃。岳飞遇害之后，秦桧立即唆使党羽江邈弹劾张俊，说张俊图谋篡夺皇位。宋高宗赵构出面担保张俊『无谋反之事』，放了张俊一马，却又乘机将张俊罢官赋闲，『由是中外大权，尽归秦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7，绍兴十二年十一月癸巳)。
当初秦桧密谋罗织罪名陷害韩世忠的时候，岳飞曾经通风报信，救了韩世忠一命。张俊却把岳飞派人送信给韩世忠之事告知秦桧，秦桧知道后勃然大怒，更加憎恨岳飞。秦桧便把岳飞作为下一个陷害的目标，必欲置之于死地。
早在绍兴十年（1140年）秋，完颜兀术(宗弼)正式写信给秦桧说：『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兀术提出了以杀岳飞作为和议的条件，秦桧自然是惟命是从。
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岳飞罢官赋闲。在这之后，岳飞既脱离军队，也没有兵权，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对皇帝的宝座也没有威胁。如宋高宗真要“保功臣之终”，完全可以就此住手。但是宋高宗为了对金国媾和成功以迎回亲生母亲韦太后，加之对岳飞的忌恨，在秦桧的怂恿下，决定对岳飞下毒手。罢官仅是完成了陷害岳飞的第二步骤。
几个月以来，秦桧和张俊一直在原岳家军中寻觅代理人。张俊利用宋军诸统制官“各以职次高下，轮替入见”的规定，命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王贵第一个来镇江府的枢密行府参见，趁机进行威胁和利诱。
岳家军二号人物王贵在绍兴十年七月中旬的颍昌大战中一度怯战，岳家军统帅岳飞曾准备施行军法，将他斩首，因众将恳请求情，方将他赦免。此外，有一次民居失火，王贵中军的部卒乘机窃取民家的芦筏，岳飞偶然发现后，立即处斩，并且责打王贵一百军棍。
秦桧和张俊原以为王贵一定怨恨岳飞，可以引诱上钩。然而王贵却说：『相公为大将，宁免以赏罚用人，苟以为怨，将不胜其怨矣!』最后，张俊等人又以王贵家的阴私，进行胁持，王贵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被迫屈从 (《宋史》卷368《张宪传》)。
张宪的前军副统制王俊，绰号称“王雕儿”，擅长坑害无辜，无情无义，就如雕捕食鸟兽一般。自绍兴五年被编入岳家军后，王俊没有立下什么功劳，得不到提升，还屡次因奸贪而受到岳家军三号人物张宪的制裁，因此王俊怀恨在心。
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秦桧的党羽林大声到鄂州就任湖、广总领，按照秦桧和张俊交给他的特殊使命，他物色了王俊，还串通了姚政、傅选和庞荣三个统制。秦桧和张俊费尽心机，也不过在原岳家军将近三百名将官之中，收买到四名败类。
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曾经指出：岳飞是宋朝三百二十年间最得军心和民心的将帅。在被解除兵权之前，岳飞所统率的岳家军有将官近三百人，有士卒十***。后来，秦桧、张俊等人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地威逼利诱，也不过在原岳家军将近三百名将官之中，收买到四名败类。而其他将官和普通士兵其实大多十分拥护爱戴他们原来的统帅岳飞，但是迫于奸臣当权的险恶环境，原岳家军将士中的大多数人不得不保持中立。事实上，原岳家军将士中的大多数人既没有诬陷原先的统帅岳飞，也没有公开反对秦桧，——他们被迫选择了沉默。
秦桧、张俊等人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地威逼利诱，也不过在原岳家军将近三百名将官之中，收买到四名败类。这四名败类只是原岳家军近三百名将官中的很少的一小部分，与原岳家军十万将士的相比，更是少得微不足道。
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末，王贵自镇江府返回鄂州。接着，鄂州驻扎御前诸军副都统制张宪又于九月一日启程，前往镇江府的枢密行府，以参见枢密使张俊。绍兴十一年（1141）九月八日，败类王俊正式向王贵投呈诬告状，诬陷张宪得知岳飞罢官赋闲后，召见王俊，图谋裹胁鄂州大军前去襄阳府，以威逼朝廷将军权交还岳飞。而状词完全是一派拙劣的谎言。作为上司，张宪既然与王俊“同军而处，反目如仇”，却居然能够在下属王俊“反覆不从”的情况下，将自己谋反叛逆的全部计划“吐露无隐”。任何稍有头脑的人，都能明显地看出状词中的破绽，实属诬告无疑﹛《金佗稡编》卷24《张宪辨》；《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挥麈录余话》卷2﹜。
王俊最初将状纸投送荆湖北路转运判官荣薿，荣薿拒不接受。王贵也明知王俊诬告，却只能违心地将状纸转交秦桧党羽林大声，林大声又以急递发往镇江府的张俊枢密行府。王俊诬告的时间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张宪虽然早七天启程，但沿途须昼行夜宿，而林大声发出的急递却是昼夜兼程，反而得以早到。张宪到达镇江府，恰好是自投罗网。张俊等候王俊的诬告状到手，就立即逮捕来镇江府参谒的张宪。按宋时法规，枢密院无权开设刑堂，所以枢密院的小吏职级严师孟和令史刘兴仁拒绝“推勘”， 『恐坏乱祖宗之制』(《宋史》卷368《张宪传》)。
丧心病狂而又逼供心切的张俊，哪里顾得列祖列宗这些规矩，张俊命令亲信王应求“推勘”，又“亲行鞫炼”，将张宪拷打得体无完肤，死去活来。张俊严刑逼供，妄图逼迫张宪招认，他这次之所以“欲劫诸军为乱”乃是由于岳云先写了一封信给他，唆使他这样做的。因为没有实物为证，于是张俊继续编造谎言，声称岳云写给张宪的书信，早已被张宪烧掉了(《三朝北盟会编》卷206)。
同秦桧、张俊等人的预谋相反，张宪并没有屈服于毒刑拷打，他坚决不肯招承(《宋史》卷368《张宪传》)。张俊于是便派人编造了枢密“行府锻炼之案”，上报秦桧。王俊在诬告状中捏造，张宪曾对他说：『我相公处有人来，教我救他。』但王俊做贼心虚，又在状纸所附的“小贴子”中补充说：『俊即不曾见有人来，亦不曾见张太尉使人去相公处。张太尉发此言，故要激怒众人背叛朝廷』。﹛《三朝北盟会编》卷20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月戊寅；《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然而，阴险歹毒的卑鄙小人张俊却不顾连诬告者本人也已否认的事实，上奏说：“张宪供通，为收岳飞处文字后谋反，(枢密)行府已有供到文状。”秦桧急忙接着上奏，要求将张宪和岳云押送大理寺狱“根勘”，并请求宋高宗下令召岳飞至大理寺，一并审讯，宋高宗立即予以批准。
在罢官之后，岳飞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私邸暂住。原岳家军的一个级别较低的将校蒋世雄，乘着改授福州地方小官的机会，自鄂州飞马顺道急奔江州(今江西九江)。蒋世雄告诉岳飞，说自己从进奏官王处仁那里，得知王俊诬告张宪“反叛”的消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岳飞至此方才明白，秦桧、张俊等人陷害韩世忠的故伎又重演了。几个月前是秦桧、张俊指使胡纺诬告韩世忠亲将耿著，企图牵连韩世忠，如今是秦桧、张俊指使王俊诬陷张宪，阴谋加害于自己，如出一辙。
岳飞在江州(今江西九江)居留，没多久，就接到南宋朝廷命令，召他回“行在”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岳飞到达临安府(今浙江杭州)之后，原鄂州大军的进奏官王处仁又冒着风险，再次向岳飞报告了王俊诬告的事。王处仁还恳切地劝岳飞上奏自辩，岳飞感慨地说：“上苍有眼，就不会陷忠臣于不义。否则，又能往哪里逃呢？”倔强的岳飞不愿效法韩世忠，去找皇帝哭诉，因为他知道宋高宗并不缺乏辨别真伪的能力，故没有辩白的必要(『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不义；万一不幸，亦何所逃？』)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秦桧和张俊选中了心腹杨沂中，命令他去拘捕岳飞。十月十三日，杨沂中应召来见秦桧，秦桧并未接见，只是派三省的值班官转交一份“堂牒”，并且转达了秦桧的一句话：『要活底岳飞来。』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