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6-08-02
南宋初年的特定历史条件使武将权力增重,与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发生了冲突。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与武将权力增重之间的矛盾,在南宋初年时钟存在。这个矛盾随着抗金形势的变化而升降。南宋朝廷为了压制武将,不惜放弃收复失地,偏安江南,甚至曲膝求和。
在抗金过程中,岳飞屡立战功、威高望重,治军严明、秋毫无犯,深得军心民心,不仅得到岳家军将士的爱戴拥护,而且也受到广大***的尊崇。宋高宗担心岳飞会有功高震主之威,对岳飞的疑忌愈来愈深。同时,岳飞既不贪财,也不好色,一向廉洁奉公,一心只想着如何报效国家,收复失地。美人金屋,丝毫不能打动岳飞,其志趣之高远,可以想见。但是,一个不贪财、不好色而又志趣高远的名将,却越发使宋高宗感觉到难以驾驭。
在***集权时代,统治者的个人素质对一个国家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当然,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那些杰出臣僚能否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能否建功立业。
宋高宗赵构不是圣明的君主,他没有雄才大略,但他也并非昏庸无能之辈。宋高宗赵构处置军国大事,虽没有大智大勇,却不乏小聪明和小伎俩。对于像岳飞那样德才兼备而又卓尔不群的杰出将帅,宋高宗赵构感到自己的能力和威望比不上他,而且对于能否驾驭控制他,也没有信心。所以,在具有防范武将的传统的宋朝,宋高宗赵构不仅在潜意识里畏惧岳飞,而且还将其视为皇权的潜在威胁。尽管岳飞素以忠君爱国著称,岳家军将领、幕僚为宋高宗赵构在江南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却仍不免成为宋朝抑武政策打压的对象。
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讧,加上连年侵宋,金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军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而在侵宋战争中,金军又接连被宋军击败,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在经历了公元1140年和公元1141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之后,作为向来骄横的金国好战分子,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也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三朝北盟会编》卷215《征蒙记》)。意识到宋金双方战略态势已经发生逆转之后,兀术采取的策略是,一边虚声恫吓,一边放出允许和谈的信息。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要讲和,这当然是宋高宗、秦桧求之不得的。但宋高宗、秦桧却又感到议和的最大障碍是来自那些握有重兵的宋军大将们。宋高宗、秦桧明白,收回宋军诸大将兵权和与金国议和这两件事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与金人媾和,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解除诸大将的兵权;而只有收回诸大将的兵权,才能确保与金国议和的顺利进行。
宋高宗赵构要解除宋军诸大将的兵权,不仅是为要议和,而且更是出于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而防范武将做大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历来就重文轻武,推行以文制武的国策。
绍兴十年(1140年),在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连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也看得清清楚楚。如绍兴十一年(1141)初金兵再犯淮西时,宋高宗赵构就认为:『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正因宋金对立的形势发生了这样的根本转变,赵宋政权偏安江南已经有十足的把握,解除诸大将兵权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宋高宗赵构就把他这一心思告诉了秦桧,『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秦桧为要替其金国主子女真贵族效劳,为要适应兀术“乃始讲和”的策略,更是『力主和议,恐诸将难制,欲尽收其兵权』(《宋史纪事本末》卷72《秦桧主和》)。因而,宋高宗的主意,正中秦桧的下怀。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秦桧采纳其党羽范同的建议,密奏宋高宗,以酬赏拓皋之捷为名,召张俊、韩世忠、岳飞等南宋三大将并赴行在临安,***行赏,趁机解除三大将的兵权。宋高宗完全同意。
岳飞在三大将中年纪最轻,由于十多年来的东征西讨,屡立战功,功勋卓著,使他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员声名显赫的大将,得以与资历比较老的张、韩并列,而功劳和威望更在张、韩之上。张、韩都为此心怀不平。岳飞也觉察到这一点,但岳飞以抗金大局为重,谦虚谨慎,以长辈之礼对待张、韩,并经常写信向张、韩问候和赠送一些战利品,以表敬意。后来,韩世忠为岳飞的谦逊态度和团结精神所感动,在抗金事业上又志同道合,所以很快地就消除了嫌怨。然而,张俊是个贪功忌贤的卑鄙小人,张俊不但不体察岳飞这一片心意,反而认为岳飞是在炫耀战功,于是更加忌恨岳飞。
因而,宋高宗、秦桧就利用三大将之间的这些矛盾,图谋使其互相残害。秦桧心狠手辣,极善耍弄机谋权术,不要说岳飞和韩世忠,就是张俊也决非其亲爱者,打算一并除掉。
秦桧对付三大将的手法,大致可归纳为三条:第一,利用部属诬告,牵连主帅。第二,诬害的罪名都是谋反,因为武将谋反,最犯赵宋大忌。第三,利用三大将的矛盾使其自相残害,即先利用张俊和岳飞陷害韩世忠,再利用张俊陷害岳飞,最后,再找借口把张俊也干掉。
绍兴十一年(1141年)六月,按照秦桧的预谋,唆使韩世忠的老部下淮东总领胡纺出面,诬告韩世忠亲将耿著,『谓著倡言以撼军心,图叛逆,且谋还世忠掌兵柄,将遂以左证上逮世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岳飞到达楚州,得知秦桧、张俊唆使韩世忠的老部下诬告韩世忠一事之后,就立即写信派人飞报韩世忠。
韩世忠接到岳飞的信后,又惊又急,马上求见宋高宗赵构,大哭大闹,伏地表述自己的心迹。由于过去苗、刘兵变时,韩世忠救驾有功,加上韩世忠原本就是宋高宗的嫡系,而且宋太祖立有“不得杀大臣”的誓约,同时,陷害韩世忠的阴谋已经被岳飞及时揭穿,要是再蛮干下去,可能会产生严重恶果,宋高宗赵构不得不考虑这些问题。所以,他听了韩世忠的话后,便若无其事地说:有这样的事吗?第二天,『诘桧,且促具著狱』。宋高宗赵构既然没点头要杀害韩世忠,秦桧自然不敢自作主张。结果,耿著免死,以刺配流放了事,韩世忠随即逃过一劫(《金佗粹编》卷8《行实编年》卷5)。
由此可见,秦桧对三大将的图谋未能完全实现,岳飞对韩世忠的关照固然起了作用,而宋高宗也不想杀两位苗刘之变时的救驾功臣。《朱子语类》卷131提到:『张与韩较与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桧所诛』。
在要解除三大将兵权时,秦桧曾答应张俊,『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俊』,也即在解除岳飞、韩世忠的兵权之后,张俊能够得到全国各军的最高指挥权。见利忘义的张俊当然求之不得,所以张俊『力助其谋』(《三朝北盟会编》卷219,《林泉野记》)。
张俊与韩世忠是双重儿女亲家,然而张俊陷害韩世忠,却毫不手软。张俊才能虽低,但野心不小。张俊企图以一军的指挥权,来换取对全国军队的指挥权。但是,张俊机关算尽,也不过充当宋高宗和秦桧手心里的斧头柄。执柯伐柯,一旦斫伐任务完成,这个斧头柄也随之扔弃。岳飞遇害之后,秦桧立即唆使党羽江邈弹劾张俊,说张俊图谋篡夺皇位。宋高宗赵构出面担保张俊『无谋反之事』,放了张俊一马,却又乘机将张俊罢官赋闲,『由是中外大权,尽归秦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7,绍兴十二年十一月癸巳)。
当初秦桧密谋罗织罪名陷害韩世忠的时候,岳飞曾经通风报信,救了韩世忠一命。张俊却把岳飞派人送信给韩世忠之事告知秦桧,秦桧知道后勃然大怒,更加憎恨岳飞。秦桧便把岳飞作为下一个陷害的目标,必欲置之于死地。
早在绍兴十年(1140年)秋,完颜兀术(宗弼)正式写信给秦桧说:『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兀术提出了以杀岳飞作为和议的条件,秦桧自然是惟命是从。
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岳飞罢官赋闲。在这之后,岳飞既脱离军队,也没有兵权,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对皇帝的宝座也没有威胁。如宋高宗真要“保功臣之终”,完全可以就此住手。但是宋高宗为了对金国媾和成功以迎回亲生母亲韦太后,加之对岳飞的忌恨,在秦桧的怂恿下,决定对岳飞下毒手。罢官仅是完成了陷害岳飞的第二步骤。
几个月以来,秦桧和张俊一直在原岳家军中寻觅代理人。张俊利用宋军诸统制官“各以职次高下,轮替入见”的规定,命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王贵第一个来镇江府的枢密行府参见,趁机进行威胁和利诱。
岳家军二号人物王贵在绍兴十年七月中旬的颍昌大战中一度怯战,岳家军统帅岳飞曾准备施行军法,将他斩首,因众将恳请求情,方将他赦免。此外,有一次民居失火,王贵中军的部卒乘机窃取民家的芦筏,岳飞偶然发现后,立即处斩,并且责打王贵一百军棍。
秦桧和张俊原以为王贵一定怨恨岳飞,可以引诱上钩。然而王贵却说:『相公为大将,宁免以赏罚用人,苟以为怨,将不胜其怨矣!』最后,张俊等人又以王贵家的阴私,进行胁持,王贵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被迫屈从 (《宋史》卷368《张宪传》)。
张宪的前军副统制王俊,绰号称“王雕儿”,擅长坑害无辜,无情无义,就如雕捕食鸟兽一般。自绍兴五年被编入岳家军后,王俊没有立下什么功劳,得不到提升,还屡次因奸贪而受到岳家军三号人物张宪的制裁,因此王俊怀恨在心。
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秦桧的党羽林大声到鄂州就任湖、广总领,按照秦桧和张俊交给他的特殊使命,他物色了王俊,还串通了姚政、傅选和庞荣三个统制。秦桧和张俊费尽心机,也不过在原岳家军将近三百名将官之中,收买到四名败类。
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曾经指出:岳飞是宋朝三百二十年间最得军心和民心的将帅。在被解除兵权之前,岳飞所统率的岳家军有将官近三百人,有士卒十***。后来,秦桧、张俊等人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地威逼利诱,也不过在原岳家军将近三百名将官之中,收买到四名败类。而其他将官和普通士兵其实大多十分拥护爱戴他们原来的统帅岳飞,但是迫于奸臣当权的险恶环境,原岳家军将士中的大多数人不得不保持中立。事实上,原岳家军将士中的大多数人既没有诬陷原先的统帅岳飞,也没有公开反对秦桧,——他们被迫选择了沉默。
秦桧、张俊等人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地威逼利诱,也不过在原岳家军将近三百名将官之中,收买到四名败类。这四名败类只是原岳家军近三百名将官中的很少的一小部分,与原岳家军十万将士的相比,更是少得微不足道。
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末,王贵自镇江府返回鄂州。接着,鄂州驻扎御前诸军副都统制张宪又于九月一日启程,前往镇江府的枢密行府,以参见枢密使张俊。绍兴十一年(1141)九月八日,败类王俊正式向王贵投呈诬告状,诬陷张宪得知岳飞罢官赋闲后,召见王俊,图谋裹胁鄂州大军前去襄阳府,以威逼朝廷将军权交还岳飞。而状词完全是一派拙劣的谎言。作为上司,张宪既然与王俊“同军而处,反目如仇”,却居然能够在下属王俊“反覆不从”的情况下,将自己谋反叛逆的全部计划“吐露无隐”。任何稍有头脑的人,都能明显地看出状词中的破绽,实属诬告无疑﹛《金佗稡编》卷24《张宪辨》;《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挥麈录余话》卷2﹜。
王俊最初将状纸投送荆湖北路转运判官荣薿,荣薿拒不接受。王贵也明知王俊诬告,却只能违心地将状纸转交秦桧党羽林大声,林大声又以急递发往镇江府的张俊枢密行府。王俊诬告的时间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张宪虽然早七天启程,但沿途须昼行夜宿,而林大声发出的急递却是昼夜兼程,反而得以早到。张宪到达镇江府,恰好是自投罗网。张俊等候王俊的诬告状到手,就立即逮捕来镇江府参谒的张宪。按宋时法规,枢密院无权开设刑堂,所以枢密院的小吏职级严师孟和令史刘兴仁拒绝“推勘”, 『恐坏乱祖宗之制』(《宋史》卷368《张宪传》)。
丧心病狂而又逼供心切的张俊,哪里顾得列祖列宗这些规矩,张俊命令亲信王应求“推勘”,又“亲行鞫炼”,将张宪拷打得体无完肤,死去活来。张俊严刑逼供,妄图逼迫张宪招认,他这次之所以“欲劫诸军为乱”乃是由于岳云先写了一封信给他,唆使他这样做的。因为没有实物为证,于是张俊继续编造谎言,声称岳云写给张宪的书信,早已被张宪烧掉了(《三朝北盟会编》卷206)。
同秦桧、张俊等人的预谋相反,张宪并没有屈服于毒刑拷打,他坚决不肯招承(《宋史》卷368《张宪传》)。张俊于是便派人编造了枢密“行府锻炼之案”,上报秦桧。王俊在诬告状中捏造,张宪曾对他说:『我相公处有人来,教我救他。』但王俊做贼心虚,又在状纸所附的“小贴子”中补充说:『俊即不曾见有人来,亦不曾见张太尉使人去相公处。张太尉发此言,故要激怒众人背叛朝廷』。﹛《三朝北盟会编》卷20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月戊寅;《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然而,阴险歹毒的卑鄙小人张俊却不顾连诬告者本人也已否认的事实,上奏说:“张宪供通,为收岳飞处文字后谋反,(枢密)行府已有供到文状。”秦桧急忙接着上奏,要求将张宪和岳云押送大理寺狱“根勘”,并请求宋高宗下令召岳飞至大理寺,一并审讯,宋高宗立即予以批准。
在罢官之后,岳飞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私邸暂住。原岳家军的一个级别较低的将校蒋世雄,乘着改授福州地方小官的机会,自鄂州飞马顺道急奔江州(今江西九江)。蒋世雄告诉岳飞,说自己从进奏官王处仁那里,得知王俊诬告张宪“反叛”的消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岳飞至此方才明白,秦桧、张俊等人陷害韩世忠的故伎又重演了。几个月前是秦桧、张俊指使胡纺诬告韩世忠亲将耿著,企图牵连韩世忠,如今是秦桧、张俊指使王俊诬陷张宪,阴谋加害于自己,如出一辙。
岳飞在江州(今江西九江)居留,没多久,就接到南宋朝廷命令,召他回“行在”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岳飞到达临安府(今浙江杭州)之后,原鄂州大军的进奏官王处仁又冒着风险,再次向岳飞报告了王俊诬告的事。王处仁还恳切地劝岳飞上奏自辩,岳飞感慨地说:“上苍有眼,就不会陷忠臣于不义。否则,又能往哪里逃呢?”倔强的岳飞不愿效法韩世忠,去找皇帝哭诉,因为他知道宋高宗并不缺乏辨别真伪的能力,故没有辩白的必要(『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不义;万一不幸,亦何所逃?』)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秦桧和张俊选中了心腹杨沂中,命令他去拘捕岳飞。十月十三日,杨沂中应召来见秦桧,秦桧并未接见,只是派三省的值班官转交一份“堂牒”,并且转达了秦桧的一句话:『要活底岳飞来。』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