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通为了劝说韩信举了许多例子，这些例子都是为了证明什么

Question

韩信曰：“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
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
利倍义乎！”蒯生曰：“足下自以为善汉王，欲建万世之业，臣窃以为误矣。始
常山王、成安君为布衣时，相与为刎颈之交，后争张黡、陈泽之事，二人相怨。
常山王背项王，奉项婴头而窜，逃归於汉王。汉王借兵而东下，杀成安君泜水
之南，头足异处，卒为天下笑。此二人相与，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
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难测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汉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与
也，而事多大於张黡、陈泽。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己，亦误矣。大夫种、
范蠡存亡越，霸句践，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已尽而猎狗亨。夫以交友言之，
则不如张耳之与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则不过大夫种、范蠡之於句践也。此
二人者，足以观矣。愿足下深虑之。且臣闻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

Answer 1

楚汉战争结束后，楚汉对抗的矛盾解决之后，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益突出起来，韩信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蒯通劝韩信叛汉而韩不从的经过，说明韩信先时的一些行为虽已深深在最高统治者的心里埋下了对他猜忌的种子，而此时他本人还“自以为善汉王”。至后车囚废、私第闲居，也还是不思稍稍收敛锋芒，竟然分开表示羞与绛、灌辈为伍，在刘邦面前夸言自己将兵“多多而益善”，韩信虽然善于谋天下，却拙于谋身，他就终于不免在“天下已集，乃谋畔逆”的情况下被杀害。这里详述武涉，蒯通之说，引入大段言论，以翻历史旧案，其意颇深。当韩信破赵定齐，兵成大振，他占据着魏、代、燕、赵、齐、鲁的大片地区，其势力已摇摇直出于刘邦、项羽之上，这时项羽派了武涉劝韩信“参分天下而王之”，韩信不忘刘邦之情，发誓“虽死不易”；接着蒯通又劝说韩信“三分天下，鼎足而居“，蒯通博古论今，他透彻地分析形势，引征历史经验，说得确确凿凿，令人触目惊心，而韩信仍是不从，武涉与蒯通的两段话共有一千三百字，占了整个作品的四分之一，使有些一知半解的读者感到比例太失调了。其实这是作者刻意为之的结果，目的是为了把韩信遭罪被夷宗族的事件写得极为隐晦而又真实。篇中详记韩信与陈豨的谋反过程，并在赞中写道：“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似乎承认韩信确有谋反之罪，理当被杀。但是，假如我们细心阅读，就不难产生下述疑问：第一，天下未定之时，韩完全有能力，有机会背弃刘邦，另立山头，但他没有那样做，尽管武涉，蒯通极力怂恿，劝诱；尽管刘邦早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收其精兵”、“夺其印符”，他仍信之不疑，不肯“乡利倍义”。然而在天下安定之后，在既无军队，又无机会的情况下，他却要利用“诸官徒奴”来“图天下”了，这种不识时务，不自量力的举动，发生在一位富有军事才能和政治眼光的将军身上是令人不可思议的。第二，韩信傲慢得“羞与降，灌等列”，何以会无端对陈豨吐肺腑之言，何以会那么相信陈豨的力量和才干呢？从这些疑问中，不难看出司马迁的苦心，所谓“依成案，阴白其冤”（邱逢年《史记阐要·班马优劣》）是也。面“阴白其冤”正是通过行文中情节之间的矛盾，漏洞来实现的。赵翼也曾指出：“《史记·淮阴侯列传》全载蒯通语，正以见淮阴之心在为汉，虽以通文说喻百端，终确然不变，而他曰之巫以反而族之者之冤，痛不可言也。”（《陔余丛考·<史记>四》），再把此传同《韩王信卢绾列传》中的陈豨传相比照，后者通篇未提陈韩相约谋反之事，陈豨之反缘于周昌怀疑他养宾客另有所图，致使刘邦对他产生怀疑，陈豨见无法辩白，恐被杀，不得已而谋反，自立为代王。两篇传记的内容抵牾，再次证明了韩信之冤。作者写韩信被杀情景也是很耐人寻味的。当韩信被萧何骗入长乐宫，陷入吕后的埋伏时，韩信说：“吾悔不用蒯通之言，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临死才悔当初不反，正说明当初的确没想反。这些有意造成的矛盾（为披露隐情而制造的矛盾）

Answer 2

要么就造反，要么就还是隐居算了，否则末大必折，万一你功高盖主，皇上看你不顺眼，你的小命就不保了。

Answer 3

你问都是问了证明什么，那就主要是证明人心难测。
当然前面举常山王、成安君的例子是想说明刎颈之交也会反目成仇；而后举大夫种、范蠡之於句践的例子是想说明兔死狗烹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