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09-03
第一种，以租先的图腾崇拜物为姓氏。
有些专家、学者认为，我国的百家姓，有些是由图腾演变而来的，如：熊、马、牛、羊、龙、凤、山、水、花、叶等。但可惜这只是一些推测。由于年代久远，史前无据可考，到底哪些姓氏源于图腾崇拜，已不得而知。因为当今的‘熊”“马”“牛”、“龙”、“花”、等姓氏，于史书收及传说中均可查出源出，但并不与图腾有什么联系。黄帝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曾率领“熊、黑、貅、貔、虎”等。这些“ 熊、罴、貅、貔、虎”等可能就是图腾氏族的名号。但这些氏族的名号究竟有哪些传递下来，成为其后裔的姓氏，也已难寻蛛丝。有
案可察的是“姜”。
古文虫字，写作“�”形，像一个耳朵。王宏源新勘《说文解字 [现代版] 》指出：“�”的音读若“回”。虫的字义和音义揭示的矛盾，表现了古人造字凸显文化观念的原则。
虫的历史久远，但今人并不知虫何以得名，又如何得形。
在古埃及统一王国建立以前，各州崇奉的地方保护神多为动物形象，如牛、羊、狮、虎、鳄、蛇等，它们分别被各州奉为神圣。在南亚次大陆，有一种被称为永恒的宗教jaina，意思是“胜利者”。在耆那教文献中，对于每一位祖师都赋予了不同的名称、色彩和标识。如一祖以公羊为标识，二祖以象为标识，其它各祖也多为动物，如马、猴、蛇、鹿、山羊、公猪、犀牛、水牛，以及鱼、龟、狮等。
以动物为师或以动物为祖，似乎是初始人类社会所共有的文化现象。
人脱胎于动物界，在面临生存的挑战中，人们需要辨识万物，人类与具体动物或植物的关系，首先发生的是“识”的认知，越熟悉的正是“食”的越多的东西，人只有在解决“食”的过程中，才会观察世界的同与不同，才会出现语言来区分这种不同。在这一过程中，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贯穿那一历史时代的全部文明现象。
“食”是人类学习的第一驱动力。为生存和繁衍，人们对自然的关注集中在“食”与生存[避害]有关的事上。凡对人们有所帮助，无例外受到人的偏爱，它们将先于人得名，人随动物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宋代思想家张载《西铭》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动物与植物之名，来自于人对物质世界的认识。
举例来说，人民初形，尚不知“名”为何物，且无为己树名的需要。但“食”要有名，以供辨识，因此“物”先被辨识，先得其名。人们则以自己观念中的“物”名来标识自己，人名等同物名。若以野猪为标识，该部落就是野猪部落，若以狼为标识，该部落就是狼部落，野猪部落以野猪为祖先，狼部落以狼为祖先，后人诧异，古人满意。它的道理存在于“物质是第一属性”中。
在人的精神世界里，只有在“人”的主体意识出现后，人的名号才成为必要。当“人”类同于动物时，名号与动物同，当人要与动物区别时，人的族群意识才会膨胀，部落、氏族得以冠名，只有在生存环境彻底改善，人的自我性状才会凸现，出现较为抽象的名字。
我们常遇到一个引进概念，这就是图腾，意为“他的亲族”。图腾一词来源于英语Totem的记音，图腾的语源出自北美印第安阿尔衮琴部落奥吉布瓦方言，本是作为族群的标志。据施密特说：“图腾崇拜是一些民族中一种离奇现象，即是他们以为自己的家族和部族与某种动物有血统关系”。 佛雷泽也认为：“图腾是野蛮人出于迷信而加以崇拜的物质客体”。
如同人类历史止于洪水，在很多书籍中，人类的文化止于图腾。以图腾解读文化现象的人未必清楚，图腾一词定义的是人类史前一段“认知混乱”，入史后的一段“集体失忆”。图腾一词不能对远古人民在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主动进取精神和聪明智慧给予肯定，是对人类史前文化解读的一次失败。
《抱朴子•对俗》说：“太昊师蜘蛛而结网”。《国语•周语》说：“稷勤百谷而山死”。傣族人说是古代的织布鸟教人盖房子，两面坡的大屋顶象征着凤凰的双翅。栗粟人说是苍蝇教人像它搓脚一样用木棍相搓取火，一把干草就能在他们手中升腾起火焰。怒族人说是蜘蛛教会他们凌空架线，怒江两岸因此出现了藤篾制的溜索。许多传递在民间的故事，重复告诉人们一个简单的事实：人在与动物比肩的那段日子里，我们的先民从未放弃过学习，这种上下求索的精神，图腾一词无法概括。由这种学习建立的语言词汇，链接了古今文明。
语言学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桥梁。人类在学习过程中认识了万物，动物、植物被细分，其名其性大约都在手掌之中。他们开始以动物 [植物] 之名立身，但这不是图腾崇拜，而是对自身劳动成果的肯定。它来自“食”的驱动，造就了天下万物各具其名，人们也从此有了各自的专属名称。后人以此为荣，奉为先，视为祖，理所当然。
在今天中国人的食文化中，表现在吃与补的关系上，这些概念的形成，是古人吃什么是什么的逻辑推演，吃同一食物的人被看作是有血缘关系的同类。在甲骨文中，“乡”是两人围食[簋]而坐，所以“乡—亲”。在少数民族地区，能在一起进餐就不再视为敌人，进餐的方式，绝不能采用西方的分餐制。“食”是一种血缘上的认同。它被现代人误读为人与动物、植物建立的血统关系。
拉祜人以虎为标识，并认为自己与老虎有亲缘关系，而拉祜的含义是烤熟了的虎肉很好吃。蒙古人对狼非常尊重，在食用猎获物喝掉狼的血后，会认为狼的灵魂也随之进入了人的身体，并据此说自己是狼的传人。东北的鄂温克认为，熊是人类的祖先，所以他们从不直接呼唤熊的名字，而是使用亲属关系的称谓。如公熊叫“合克”，或“额特尔肯”，意思是祖父，母熊叫“额沃”，或“阿提尔康”，意思是祖母。
养蒿苗语中猪被称为“笆”，或叫“母笆”，它同表示父亲的发音相同。苗语吃猪叫做“弄笆”，是苗山大祭盛典之一。石启贵在湘西苗族实地调查后介绍；舅辈倒抬猪腿，出门时要大呼三声，“同姓者远避，忌肉来了”。所谓同姓，是椎猪家人的姓，于是与主人同姓者闻之纷纷躲开。吴晓庆总结苗人吃猪的特点说：祭祀猪一定是家养，不是随便在外边买的，杀猪不用刀，由外姓人杀猪，自己不能动手，由主人邀请族人同吃，从不独享。这种与祖先血脉传承的食文化，寄含了对祖先功业的怀念与对逝者的心理回避。
在我国许多民族中，对这种古老的标志物仍然记忆犹新。例如布朗人认为竹鼠代表父母的灵魂；保亭黎族人则以猫为标志，设有专门安葬猫的猫山；赫哲人以熊为标志；苗族人中的动物标识，在湘西、黔东北以野猪系为多，湘西有犬系。瑶，畲两族也以犬为标识，贵州、湖南有水牛系，而猴系则集中在瑶族和布努人群间，还有鱼系分出的氐人。怒族则有蜂、虎、蛇、麂子、马鹿等部落。
在彝族地区，查彝族人祖先的名字，也发现第一代祖先总要冠以动植物和自然现象之名，如云南武定彝区氏族名称有：蜂[都卑普]、鸟[对素普]、虎[薄以鲁普]、獐[阿鲁普]、梨[斥普]，鼠[地哈勺普]、凤[地阿勺普]、龙[卢丝普]等。鄂伦春人则以动物名为己名，至今留存，如“蒙坤保[小鱼]”，“托恩托元[鹌鹑]”，“期那赫[喜鹊]”等。
旬子《正名篇》说：“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通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其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
物质世界被细分，文化观念逐步建立，人群也被区分。在少昊建立的鸟王国里，很多东西叫做鸟，“使四鸟，虎豹熊罴”。在鸟王国里做官，也是不同的鸟儿们。虎豹熊罴显然不是鸟，这种界定不严的称谓，和以鸟为旗帜的社会，反映的是人类社会已经拥有了某种共同观念和共同意志，而“鸟”则是需要解读的文化现象，鸟的概念同虫的概念一样，是文化的旗帜而不是单纯物的属性。
大大小小名称各异的“虫”，就是大大小小的人群，他们都集合在“虫”的旗帜下，那么“虫”是什么，缘何因作“虫”。
古人云，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上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
盘古身上诸虫，化为黎民，是一条重要的历史信息，但被善良的人悄悄遮住，不愿讨论，因为我们确实不相信人由虫化，我们相信自己更文明。
毕竟还有历史信息透露出来，如“伏羲以人事纪”。
“黄帝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
“共工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
“少昊以鸟纪，故为鸟师而鸟名”。
“炎帝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
“伏羲以人事纪”并无错误，但现在看来，少了“故为人师而人名”几个字。伏羲显然没有做到以人名师，他仍然处在以“虫师而虫名”的时代，但已经开始以人纪事了。
这是“虫”的出处。但蛇称长虫，虎称大虫，本已具名，还有必要再用一个集合概念来表示或涵盖它们的各自属性吗？人类社会有何理由需要这个“虫”社会。
虫自身就是一个小社会，其社会分工明确，而且各尽其职。它们的觅食能力，生存适应性和强大的繁殖能力，经过了千百年自然界的筛选，形成了一套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能够确保种群延续的需要。而这一切，可能正是当时的人们所需要的。
定居生活是人类文明的开始。《礼记•礼运》云：“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来的人们走出大山，走出密林，在距水源较近的地方安家落户。《物原•天原》说：“神农始察土宜，辨水性，以定民居”。定居生活也为农业种植业和养殖业发展创造了条件，《淮南子•修务训》说：“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 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我们所讲的中华文明，大约自那时开始。
走出大山和密林的定居生活，面临着种种危机，最经常的威胁来自野兽和人类相互间的攻击，为了保护自己和族人的安全，他们在居所周边开挖了深达数米，宽近十米的壕沟，用沟土建起环绕居址的土垣。环壕土垣之形，若用符号来表现，就应该是一个近似圆形并留有出口的图画线条。
在甲骨文中，母亲的母字，就是这样的形状，写作“�”。它是鱼形环壕土垣围绕起的村落与跪踞之人的合形。鱼形环壕代表了她们亦渔亦佃的生活，这是最早的“纹”形符号之一，也为“鲲化为鹏 [鱼化为凤]”埋下了伏笔。
母也写作“�”，在伏羲以人事纪后，“�”站了起来，即今之“母”，抬头起身之像。� 的形状得到承认和传承，说明那时已经有很多这样的环壕村落，并且有更多的人正在模仿这种生活方式，它表现了一种文明的状态。
文化是以“纹”化之，它指向的是群体的生活方式，不是个体的张扬。在野兽多于人民的现实世界里，人们无疑需要强者的保护。男性在解决食物的过程中不仅可以狩猎，也可以参加采集，其能力似不在女性之下，以分工导致母系社会的产生恐难以服人。女性担负人类繁衍的天赋权利，但古人如是，今人也是，并不能成为母系社会产生的必然理由。我们至少可以证明，母系社会的产生并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文化观念。观察灵长类动物生活习性，除极强悍的个别，大都选择群居生活，并毫无例外的由一雄性统领，若干雌性和幼体构成的群落是主要特征，人类不可能自发产生母系社会的概念。
人由动物转型，自然带有动物的本能，为自己领地的争夺，群与群之间并不友善。由雄性掌控的群体会攻击向他挑战的同性，这固然可实现种的延续，却不利种的扩大。更糟糕的是，群内雄性领袖发生的近亲交配，使群体内的排序发生混乱，造成了种的退化。
这是母系文化首先立足的原因之一，是物竞天择淘汰了雄性的统领，对于定居之民更是聪明的选择。它使人类相互倚存的理念，人类伦理关系的建立成为可能。从历史上看，游牧之民和渔猎之民先于农耕社会出现父系文化，其母系社会的有无目前尚有争论。
这很重要，没有相互倚存所建立的群与群之间密切接触，就不会有“社会人”的出现，系统语言的发生将被无限延期。许多的鱼形村落建立起的小社会，使群的差异缩小，对自然界的共识增多，人们有了相通的话语。
不必讳言，�就是现今汉字“虫”的原形，躺倒是虫，起身是母[人]，远古文字工作者对它有明确的定义。母字的含义是清晰的，其音读也能寻到，但将躺倒的母视为“虫”，颇值玩味，其音读的形成应是关注的重点。
古文虫字，音读若回。
虫之总名，音读若昆。
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音读若虫。
人由动物进化而来，人类发音离不开由动物发音向人类语音的过渡，我们是否可以用喉声读出，我以为可以试一试。
“�”音有浊声母“He”，其音模糊，该音何指呢？
虺。 音读若回，是古人形容打雷的声音，亦作虺虺。
豗。 音读若回，喧豗是轰响声。
古人尚不善用口腔发音，发出“虺虺”之声，音记为“轰轰”。虺是打雷的声音，那么虺虺就是古人在模拟雷声的读音。
《楚辞•离骚》：“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王逸注：“帝为天帝，阍，主门者也”。又：卯，昌也，二月，万物冒地而出，像开门之形，故二月为天门。辰，震也，三月，阳气动，雷电振，民农时也。可知负责开关天门的是“阍”，阍读是“He”声，雷声可封为帝，叫帝阍。
“吾令丰隆乘云兮”。王逸注：“丰隆，云师”。有“云师丰隆也”名。若喉读丰隆音若轰隆，云师丰隆也似雷声。黄帝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
《穆天子传》曰：“天子升于昆仑，观黄帝之宫，而封丰隆之葬”。浊读昆仑，音若轰隆，昆仑之墟，帝之下都，昆仑依然是以雷声命名。
《河图稽命征》说黄帝母“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权星，照耀郊野，感而生黄帝轩辕于青邱”。《河图帝纪通》说黄帝以雷精起，立雷雨之神。黄帝似以雷声，即轰隆之音立名。
《山海经•海内东经》：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则雷。《太平御览》记：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宓牺。《庄子•马蹄》说：夫赫胥氏之时，民不知所为，行不知所知，含哺而熙，鼓腹而游。
黄帝娶嫘祖为妻，以其始蚕，故为先蚕。《史记•五帝本纪》记：嫘祖为黄帝正妃。嫘祖也可写作雷祖。《湘衡稽古》云：雷祖从帝南游，死于衡山，遂葬之。今岣嵝有雷祖峰，上有雷祖之墓，谓之先蚕冢。岣嵝为衡山主峰，故衡山也叫岣嵝山。喉读岣嵝，音若轰隆。
袁珂因此感曰：其实黄帝即古之雷神。
笔者以为，所谓的虫社会，就是“鸿”文明的初始状态。“虫”字本是“母”的原型，是当时人们对于定居于土垣中从事渔佃农业人群的画像，因其文化以雷声代表春天开始农作，其雷声“轰”与字形“母”因此结合，母是鸿人的居所[混沌]。后人舍弃“母[虫]”文化中的多种动物、植物标识，将其典型文化抽象为“虫[鸿]”，以概括这一时期文明的主要特征，也因此记载了一段史前文明。
远古没有“母”的概念，“母”的音读由“木”义转，笔者在“木”文化中细说。
这就是“虫[母]”字的形与音的来历，也是“帝鸿”文化的源头。远古没有文字，人们记忆的是文化，“�”写作耳朵形，留其声韵“鸿[虫]”，“�”则承“木”读而母仪天下。
帝鸿一直被视为男性神，其实不确。《礼记•郊特性》云：“因其生育之功谓之帝”。《史记•天官书》说：“黄帝主德，女主象也”。《国语》记：“黄帝能成命百物”。这里的黄帝，指的是春天雷声所催生的万物，但这时的黄帝是“鸿”，也就是虫，黄帝初形，应该是母性大神才对。《月令》和《吕氏春秋》中有“中央土，帝黄帝，神后土”也说明这一点，后土读作混沌。
在中国文化中，黄帝表现为母性神
我国人民自古以农业立身，距今七千年以前的前仰韶文化如此，上溯一万年前的江西万年仙人洞，湖南道县玉蟾岩也如此。我们可以推测，远古人民在认知了雷声所代表天的巨大能量，又认清了打雷、下雨的初步规律，于是随雷声起舞，以耕以渔。雷声预示着春天的来到，雨水渐丰，大地复苏，农时又到，人们要开始新的一年劳作。于是有了二月二，龙抬头，有了三月三，虫王节。人们集合于山坡旷野，“嘹歌”以唱 [广西壮人]，“了那”以跳 [湘西苗人]，或以乌米祭祖 [江浙畲人]，上巳踏青 [中原汉人]等多种方式，表达中华各族人民对雷文明即帝鸿，也就是后来说的黄帝文明感激之情。
雷声是中国“天”文化的先声。它是为农业服务的，与人民利益一致的，因此是受到拥戴的天文化。俗语“雷打惊蛰头”，惊蛰时听到雷声，主年景风调雨顺，所以“惊蛰闻雷米如泥”。若惊蛰前打雷，人们会很失望，“先蛰未蛰，人吃狗食”，而“秋孛辘，损万斛”，孛辘义为雷，是丰隆音转，秋天打雷，农作物的损失可就大了。正是这些与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使中华先民产生了天有意志力的思维，敬天、畏天的复杂感情同时产生。回头再看盘古“身上诸虫，化为黎氓”一语，是否昭示一个统一的世俗社会雏形已经出现。
雷电是中国先民的原始崇拜，古人将雷电看作天地正气，是天罚的执行者，雷电可以对各种邪恶示以惩戒，对人类的不孝、乱伦、浪费、谎言等不良行为置于雷电的恢恢天网之中。正是雷电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那种摧枯拉朽的力量，洞察世界无所不在的能力，以及人民心理所诉求的正义化身，“虺虺”成为震撼人们内心的最大威慑力量。这就是帝鸿文化出现的原因，古人以天的力量纠正自己的缺陷，并将人的美好品质附于天的正义，人类社会具备了人性的光辉，因此不再为虫，后人因此祭奠鸿。
蒙古人民最敬天地，凡做事必敬天，因此蒙古人畏雷，“每闻雷声必掩耳，屈身至地”。蒙古人认为雷声是“天叫也”。得罪天会遭雷击，在蒙古诸汗往来文书及上谕中，常有“在天地的气力里……”一句。
在汉民族语言中，也常信誓旦旦的表示，“若要撒谎天打五雷轰”或“若办了坏事出门就叫雷劈死”。云南克木人对违反了族规的男女有仪式惩戒，仪式的最后一项内容是安排族人手提斧头，从犯错误人的头上凌空劈下，表示雷神的惩罚，也表示已向雷神认错，请雷神以后不要再劈。
鄂温克人对雷电极为虔诚，他们认为雷神住在天上，像一个老年男子，掌管着雷的一切，操纵着整个世界。所以在生活中处处小心，惟恐触怒雷神遭到厄运。他们将被雷击过的树木制成箭，小动物或各种各样的玩具，在上面涂上红色，佩戴在孩子身上，认为雷击物有避邪去病灾的功能，在鄂温克人心中是平安祥和的象征。
聚居在贵州雷公山上的苗族支系自称嘎闹ghab nes，民族学者解释“闹”的意思是鸟.。这些苗族同胞许多住在雷公山上，山高谷深，气候寒冷，但他们被称为短裙苗。李廷贵《雷公山上的苗家》记录了一首小诗，诗云：过去我们穿长裙，粘鸡屎来家，弄脏了饭锅，雷公打我爸爸，现在我们穿短裙，穿短前短后，人家称我们是高坡傻。苗家人说，过去穿长裙，很长很长象扫帚一样拖拉，现在穿短裙，学那锦鸡样。过去女孩子穿的短裙，裙后两条绣花彩带，就是仿照锦鸡的尾羽，在身后如同凤尾摇曳，翘起的裙边，似乎是锦鸡开屏。据苗族学者介绍，自古就是这样的穿戴，同时认为现在穿长裙的苗人过去也穿短裙。
笔者以为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苗族人迁徙经过楚地，是祝[父]文化区，至今苗族有竹[祖]救人的传说。长裙是帚尾[慧星]的模仿，是颛顼文化的民俗体现。它证明苗族自称“卯”或“蒙”的概念属于母[木]系文化传承，虽已完成向父系文化的过渡。
短裙苗为避束缚，坚守理念，走进深山，让笔者深感文化力量的震撼。每当读及“雷公打我爸爸”一语，心中总要怦然而动，他们是如此贫穷，对待生活又如此达观，他们因闭塞而文化落后，却因执着的理念令后人尊敬。在雷公山居住的“轰隆”人，在解放前没有出现地主富农，“隔山赶肉，见者有份”，社会风气以公为荣，历史上一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而这正是“鸿”文明的典型特征。
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史集》记载：洪水灭世后，人类的新始祖先知挪亚派孙子合剌汗去了北方，合剌汗的儿子是乌古思，他有六个儿子，长子名“坤”，意思是太阳，次子名“爱”，意思是月亮。他们来到了东方，由此产生了蒙古、突厥诸部落。
拉施特记录了一段人们未知的远征。 在中亚、欧洲、蒙古和中国境内的考古发掘中，已经发现了具有西方人特征的骨骼和文化遗存。匈奴的骨骼也具有蒙古利亚人与欧洲人混杂的性质。公元四、五世纪入侵欧洲的匈奴人，其种族具有高度混杂性，蒙古利亚血统仅是诸因素之一。拉施特的记载是有依据的。
在我国文献中，记载了公元前200多年的伊犁河流域有乌孙国。《汉书•西域传》说：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与匈奴同俗。前200年建立强大国家，首都位于伊斯塞克湖东南岸的赤谷城，国王自称“昆弥”。
突厥语“昆”是太阳意，“弥”是指“众多”，合起来是“神圣的太阳”。阿尔泰语的“昆”与汉语的“君”同义，有至尊之义。
拉施特将乌孙记为“husin”，中文记作“许慎[析支]部落”，有时也记为“万孙”，“husin”是双音节，在汉语言文化中，sin是上音，“上”属于另一个概念的文化，如《周书•突厥传》记：“突厥之先出于索国”。索也是sin的音记。
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鲧读作“棍”。
黄帝北逐荤粥，荤读作“浑”。
匈奴自称“胡”，其词根“khun”有太阳义。在突厥语中，太阳被记作：Kyn、Kun 。
《隋书•铁勒传》中北方部落有“浑”部，“�昏部”。
这些音读，让我们见识了一个大家族。“Kyn”、“hu”、“坤”、“荤”、“荤”等音是一个未明的概念。
我们说过，� ，虫之总名，音读若昆。
“昆”也是虫。说文》：“昆，同也”。昆道尚同，昆义为同。而同通于混，《太玄经•玄图》：“六合既混”。注：“混，同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作“有物昆成，先天地生”。可见昆、混音近而义同，其实二者实出于一音，口舌之变而已。
坤、昆、荤、胡、鲧、温等音，都是在讲述一个意思，就是“虺[鸿]”。其音差表现为不同时代，不同发音方法 [鼻音与口腔音] 的差别，它们都属于“鸿”文化。口舌之变，音记之别。笔者以为，拉施特《史集》将合剌汗[轰隆汗]的后代“坤”说成是太阳，“爱”说成是月亮，是一种历史性的误会。
因为雷声[虺]不是太阳，若我们确实坚持语言的物质属性，“坤”只能是“鸿”。
太阳是人类直观的产物，不是思维的产物。直观的太阳温暖，可以慈祥或严厉，由此发生的文化直白而逻辑简单，世界上的太阳神大约都没有多少文化内涵，或温暖善良，或粗暴傲慢，依其地位气指颐使。在中国，这种东西没有地位，中国没有太阳神，不是没有对太阳的思考，而是将太阳的行为逻辑实践化，它叫“羲[和]”，属于“稷”文化，是对天的又一种新认知。
合喇汗就是轰隆汗。合喇汗的孩子来到东方，那末就有必要追寻“合喇”文化的源头。可以肯定的是，农耕之人不会将“坤[混]”音指向太阳，“爱[娥]”音指向月亮。这种直观的太阳和月亮对农耕生活没有帮助，直观的太阳“坤”是脱离实践依托后发生的主观指向。
拉施特如实的记录了中国“昆”文化，即他那个时代“鸿”文化的异化，深刻反映了“鸿”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简单化趋势，将实践中发生的“鸿”扭曲为宗教态的“坤[太阳]”，也因此标示出合剌汗的孩子再次来到东方的时间。
在达斡尔人的氏族文化中，对老氏族的称呼是“哈拉”，对新氏族的称谓是“莫昆”反映的就是这种变化。离“鸿”文明越远，异化越严重，而这正反映了文化的流向。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推荐于2017-09-27
总结如下，
起源汉字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文字，也是寿命最长的一种文字之一，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了。汉字产生的时间，还难以断定。今天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文字是商代刻在甲骨上和铸在铜器上的文字，叫做甲骨文。商代的字已经是很发达的文字了，最初产生文字的时代必然远在商朝以前，那就是夏代或更早于夏代。距今约四五千年以前的时代。二里头文化与大汶口文化所出土的陶符中，能够见到许多类似物象的图画文字。在此基础上，这些图画文字与陶器花纹中的表意图案演变为记词字符。
汉字由零散的、个别的字符逐渐积累，达到一定的数量后，再通过人为规范，成为一种文字体系。据考证，原始汉字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产生，到它发展成初步的文字体系时，大约经过了近2600年左右。起源：汉字其中的一种是以甘肃大地湾遗址的彩陶上的刻符为代表的抽象的、方折形的符号；另一种是以河南贾湖遗址的甲骨上的刻符为代表的生肖象形的符号。前者有序地演变为西安半坡临潼姜寨上的刻划符号系列；后者则发展成为大汶口陶器上的图象。到龙山文化后期，父系社会基本确立，该时期出现了良渚文化玉器上的成组的刻符。这些刻符，有与大汶口陶器图象相同或相象者，也有与西安等地的刻符相象者。这些刻符可能是当时的雏形前汉字系统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良渚文化处于中国中央集权的奴隶制国家诞生的前夕，夏朝应该是正式的汉字系统形成的最关键的时期，对汉字的发扬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汉字也有可能是仓颉所造。可能是仓颉根据鸟，兽，虫的脚印所改编的。不过这只是传说的一种。具体还需经过科学考证。甲骨文古代用写或刻的方式，在龟甲、兽骨上所留下的文字。现在发现最早的甲骨文是商朝盘庚时期的甲骨文，其内容多为“卜辞”，也有少数为“记事辞”。甲骨文大部分也是象形字或会意字，形声字只占20%左右。甲骨文象形程度高，且一字多体，笔画不定。这说明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
金文古代称铜为金，故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叫做金文，又叫钟鼎文、铭文。金文始见于商代二里岗的青铜器，不过商代二里岗发现的青铜器有金文的只有少数几件。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上金文增多；至西周时，青铜器上金文已经较为普遍。商代金文多为象形字以及由象形字合成的会意字。这些字像一幅幅图画，生动逼真，浑厚自然，有的呈团块状。大篆据传为周朝史籀所创，故又称籀文、籀篆、籀书等。史籀是周宣王的史官。大篆散见于《说文解字》和后人所收集的各种钟鼎彝器中，其中以周宣王时所作石鼓文最为著名。大篆是古字向小篆过渡的一种汉字字体。小篆小篆是由大篆简化而成。相对于大篆而言，小篆的形体结构简明、规正、协调，笔势匀圆整齐，偏旁也发生一定的变异和合并。
与大篆相比，小篆的图画性已经大大减弱，每个字的结构已经比较固定。相传小篆是战国时期秦国宰相李斯负责整理出来。如果小篆的确是在短时期内整理出来的，则在秦国国内必然有一个主动推广小篆和主动摒斥包括大篆在内的古字的改革过程。六国文字秦国以外的国家所用的文字统称为“六国文字”。六国文字属于古字范畴，图画性强，形状不定，难以识别。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攻破齐国首都临淄，齐亡。至此，秦统一六国。秦王嬴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自称“始皇帝”。秦始皇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实行一系列的巨大改革，以加强和方便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对全国的统治力量。文字改革就是其中之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令规定以小篆为统一书体在全国推行，并“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的各种文字。为推行小篆，秦始皇命令李斯、赵高等人编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等书文，作为标准的文字范本。由于皇帝的高度重视以及皇权巨大的影响，小篆迅速在全国推行开来，而纷繁复杂的“六国文字”也随即退出历史的舞台。
隶楷在小篆通行不久，民间又创造一种比小篆更为简便、更为定型的新书体。这就是“隶书”。隶书开始时是写得比较草率的和不够规范的小篆。到秦始皇统一文字时，隶书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规范的字体。隶书改篆书一味圆转的线条为方折的笔画，顺应了社会对书写方便和规范的需要。相传，有一位名叫程邈的犯人，在狱中把民间流行的隶书整理出三千个字，传给秦始皇。秦始皇大为赏识，并破格提拔程邈为御史，并准许其字用于皂隶小民之间。此后，隶书不仅仅在秦朝民间广泛流行，政府文件一般也都用隶书书写，但重要的诏书仍用小篆书写，所以隶书在秦代又称“佐书”。隶书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隶书以前的汉字是用绘画式的线条书写的，而隶书以后的汉字是用横竖撇点折等笔画构成的。自隶书出现后，汉字的结构基本上固定了下来，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随着秦王朝的覆灭，小篆也就迅速退出历史舞台，隶书成为社会首要书写方式和书法的典范。其后不久，出现了更为规范的楷书字体。汉朝以后楷书占据正统地位。简化下面详细说一下在这个阶段的汉字结构上的改革过程。汉字中许多字自古以来在民间就有多种写法，有的写法笔画多，有的写法笔画少。笔画多的叫做繁体字，笔画少的叫做简体字。隶书和楷书走上历史舞台之时，自然而然地消除了小篆形式的各种繁体字和简体字，但是针对隶书和楷书形式的一些汉字，人们又渐渐创造出的新的书写形式，有的写法笔画多，有的写法笔画少。一般笔画少的占多数。这些笔画少的书写形式叫做简体字，笔画多的叫做繁体字。简体字一般不被官方认可，只流行于民间，因此又叫俗体字。顺便说一下，上个世纪，我们实行简化字运动后，有些简体字或俗体字取代占正统地位的繁体字，成为占正统地位的文字，这些简体字叫做简化字。可见“简化字”和“简体字”是两个相关但不相同的概念。
1909陆费逵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一文，首次向国人阐明简体字的优越性，并且说明简体字并非本身不雅观。这篇文章被认为是近代简化字运动的开端。1922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划委员会成立了汉字省体委员会，正式进行汉字简体字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并通过钱玄同的《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此案首先说明了减省汉字笔画的重要性，指出虽然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而减省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但是当时汉字的弊病已日益明显，而治本的方法又一时拿不出来，所以减省笔画的治标方法是当时唯一的选择。此案还讲述了减省笔画的几种方式，而这些方式都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民间使用的历史。
1935年，经过了十几年的学术讨论和准备，国民党政府通令全国，推行《第一批简体字表》。但该表推行不久就遭到某些保守人士的反对。1936年，教育部奉行政院的命令，正式下达了“简体字应暂缓推行”的训令，标志着民国时期的简化字运动的夭折。但是，简化字运动在人民群众仍旧继续进行着，特别是红军解放的地区，到处都可以看到简体字。它们出现在人们手写的稿子和各种印刷品上，人们称之为“解放字”。随着解放区的扩大，“解放字”也普及全国，在群众中为新中国汉字简化运动打下良好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汉字简化工作很快就提上了议事日程。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正式成立，并选举吴玉章为主席。1952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主任委员是马叙伦，下设拼音方案组、汉字整理组、教学试验组、编辑出版组、秘书处。1954年10月，这个委员会将多方研究讨论并经过四次大的修正的《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上报中央，得到中央的批准，并下达地方进行进一步审阅，并开展初步试验。同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隶属于国务院直属单位。1956年国务院通过《汉字简化方案》以及《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开始正式推行汉字简化方案。
第3个回答 2008-11-09
汉字的来历：
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早刻划符号距今8000多年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作为专业工作者，他试图通过科学的途径比如综合运用考古学、古文字构形学、比较文字学、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进一步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
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除了已有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该遗址近年先后发现10余例商代早期朱书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缺环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
汉字体系正式形成于中原地区
王蕴智认为，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不依存于任何一种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单一的，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在那个时代，汉字体系较快地成熟起来。
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于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见到的殷商文字资料来说，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当时的文字除了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铸在青铜器上。商代文字资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铜礼器为主要载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第4个回答 2018-12-05
汉字演变是研究文字演化的书籍，本书共选取常用汉字500字（加上释文中提到的通用字、假借字等共为660多字），每字依次列举陶器文字、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和行书等九种字体（其中有的已简化，另加简化字楷书，共九种字体）。金文的少数字用籀文或战国文字等字体代替。
中文名
汉字演变
外文名
Chinese Chinese characters
性质
一本研究文字演化
字数
49888
收录字数
500
汉字数量
汉字是语素文字，总数非常庞大。汉字总共有多少字？到目前为止，恐怕没人能够答得上来非常精确的数字。关于汉字的数量，根据古代的字书和词书的记载，可以看出其发展情况。
秦代的《仓颉》、《博学》、《爰历》三篇共有3300字，汉代扬雄作《训纂篇》，有5340字，到许慎作《说文解字》就有9353字了，晋宋以后，文字又日渐增繁。据唐代封演《闻见记·文字篇》所记晋吕忱作《字林》，有12824字，后魏杨承庆作《字统》，有13734字，梁顾野王作《玉篇》有16917字。唐代孙强增字本《玉篇》有22561字。到宋代司马光修《类篇》多至31319字，到清代《康熙字典》就有47000多字了。1915年欧阳博存等的《中华大字典》，有48000多字。1959年日本诸桥辙次的《大汉和辞典》，收字49964个。1971年张其昀主编的《中文大辞典》，有49888字。
随着时代的推移，字典中所收的字数越来越多。1990年徐仲舒主编的《汉语大字典》，收字数为54678个。1994年冷玉龙等的《中华字海》，收字数更是惊人，多达85000字。
如果学习和使用汉字真的需要掌握七八万个汉字的音形义的话，那汉字将是世界上没人能够也没人愿意学习和使用的文字了。幸好《中华字海》一类字书里收录的汉字绝大部分是“死字”，也就是历史上存在过而今天的书面语里已经废置不用的字。
有人统计过十三经（《易经》、《尚书》、《左传》、《公羊传》、《论语》、《孟子》等13部典籍），全部字数为589283个字，其中不相同的单字数为6544个字。因此，实际上人们在日常使用的汉字不过六七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