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之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 、应玚 、刘桢，已经全部在《经典洛阳》中出场了。故事讲完了，该为他们作一个总结了。
“建安七子”虽是同时代人，但各自有着不同的经历和不同的人生观，尤其是像孔融这样的名士，为什么会遭到曹操杀害呢？历来说法不一。“七子”才情各异，光彩纷呈，将他们放在一起说一说，那就更有看头了。
记者在为“洛阳八大景”系列报道作综述时，题目是《从对仗中走出来的洛阳八大景》，以论证的形式向深处开掘，观点新颖；今天，记者为“建安七子”作综述，题目是《七问“建安七子”》，采用了“答记者问”的形式，行文活泼，形式新颖。
就让我们随着记者的提问，来听听“七子”如何“回答”吧。
——编者
正值春暖花开，古人逝去复来。
话说“建安七子”在《经典洛阳》一一露面后，王粲、陈琳等满心欢喜，收拾行囊准备回老家去。王粲、孔融是同乡，若按今天的行政区划，同属山东省人。两人作伴还乡，正好搭档。
可是孔融心中不快，对着王粲发牢骚：“《经典洛阳》讲你的故事时，把你说得那么好，似乎比我强多了。但你心里清楚，当时我的名气可比你大得多！你不过在诗歌方面有些成就罢了。而我在政治上、文学创作上，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很大！你说是不是？！”
王粲心想：孔融已经死了1798年了，竟还没改掉这臭脾气！干脆，“建安七子”都暂不回家了，开个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 再说说各自的感受。于是记者与“七子”之间便有了以下对话——
一问孔融：孔先生您好。您的人品和才情，都很令人钦佩！但您为啥说父亲于儿子没什么恩情，不过是当初为了发泄情欲，在子宫里种了一颗种子而已；又说儿子与母亲的关系，不过是寄物瓶中，倒出瓶中之物，母子关系也就完了——这话多难听啊！即使在思想解放的今天，怕也是奇谈怪论吧？
孔融作答：记者先生你有所不知！当时我说这话，事出有因。你知道，“建安七子”生活在东汉至魏初，你们后世之人写文学史时，犯了一个大错误——仅仅把建安文学圈定在25年间。实际上建安文学是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算起来有50多年历史！
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那是继先秦百家争鸣之后，又一个思想大解放和文学大发展的全盛期！战乱频仍，可挡不住文化的辉煌灿烂，你说怪不怪？建安九年，也就是公元204年，曹操占据邺城，在中国北部开创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许多文士归附曹氏集团，形成了以“三曹”为领袖、以“七子”为代表的文人集团。文人随军占许都，进洛阳，南征北战；忧世事，写离乱，形成了“建安风骨”。
我孔融，就是这“建安风骨”中的第一块硬骨头！你们现在不是有一个词叫“颠覆”吗？我当时做的事情，就是颠覆。颠覆什么呢？颠覆我的老祖宗孔子关于人伦方面的理论！
他说君臣父子等级森严，我偏说人人平等。那时候，兵连祸结，饿殍遍野，人们饿极了，成年人就吃小孩子，可直接吃自己的孩子又不忍心，就“易子而食”。你把我的小孩当午餐，我把你的小孩当晚饭，残忍至极，人性尽失。可是，虚伪的曹操，还要以“孝”治天下。可悲！可笑！可叹！做父亲的连自己的孩子都吃掉了，还有什么资格要求孩子讲孝道？呸！什么讲孝道，什么“举孝廉”，不过是皇室和朝廷用来维护人伦秩序的一种手段罢了。所以，我就说了上面那些话，不过是激愤之言，有什么错？
可曹操那厮，抓住我的小辫子不放，非要判我死刑。罪状还是那一条：不孝！最可笑的是，法庭当场出示的证据，居然是我说的一句话——一次，有个人向我请教：“假使天下饥荒，仅有一点点食物，做儿子的给不给父亲吃？”我回答：“倘若父亲不好，宁可给别人。”我说的是实话呀！如果父亲是个杀人犯，还要让他吃饱了再去杀人吗？但曹操想杀我，便把这句话作为我不忠不孝的证据，把我杀了。
唉，我是“建安七子”中死得最早的一个�我的妻子、儿子与我同时被杀。当时我56岁，我的两个儿子，一个7岁，一个9岁，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呀！你说曹操残忍不残忍？
其实曹操杀我，是因为我在政治上和他观点不一致，并不是我不孝——“孔融让梨”的故事谁人不晓？对哥哥我尚且这么讲礼貌，对长辈会不孝顺吗？记者先生，你可以问问曹操：他延揽人才，不是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只要有才就行”吗？为什么又以不孝的罪名，把我孔融给杀掉了呢？
这就是我的冤屈和愤懑！你问问陈琳他们，看我说的对不对？
二问陈琳：陈琳先生，记者在写您的时候，遣词造句都是小心翼翼的，因为知道您的笔锋比刀剑还锋利，生怕写得不到位，让您反戈一击。请问您对孔融刚才的发言有什么看法？
陈琳作答：首先我要说的，是后人对我有误解：说我的笔锋锋利，似乎我是一个刀笔吏。其实我最不愿意落下这个名声。因为“刀笔”一词，看似褒，实则贬，是在骂我哩！
当时，我替袁绍写檄文讨伐曹操，虽然出言不逊，却是万分正确！因为檄文的特点就是火辣辣，如果把檄文写得客客气气的，那还叫檄文吗？可是你们后人，也和曹操一样，总认为我做人不厚道，骂了他的祖宗。其实我不过是说曹操是阉宦之后，这并没有说错。曹操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宦官之家，他的祖父曹腾，是东汉末年的宦官；他的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难道他不是阉宦之后吗？
我骂他的祖宗，那也是应该的。当时百姓痛恨宦官专权，恨得牙根儿痒痒，越是显赫的宦官家族，越让人痛恨。所以曹操最怕人家揭他的老底，最怕谈出身。我当时写檄文，找准了他的软肋，切入点很正确，并且把他的头风病都骂好了，这是水平高，怎能怪我不厚道呢？
不过，我很佩服曹操的博大胸襟，他是真爱才，不是在作秀。后来袁绍战败，我被俘了，曹操不记仇，不给我“穿小鞋”，一直重用我，我很感激。他的儿子曹丕，也很高看我。在诗歌方面我没有王粲的名气大，但曹丕在提到“建安七子”的时候，把孔融排在第一，把我陈琳排在第二，把王粲排在我后面，看来曹家对我还是不错的。
至于孔融对曹操的评价，我觉得有点儿偏激。可是，毕竟他死得那么惨，所以这个问题我回避，你去问问王粲吧。
三问王粲：王粲先生，今天向您提的问题比较尖锐，为啥曹操出行时，总把你带在身边？为啥铜雀台刚建成，您就带头写诗文赞美曹操？是不是有意阿谀奉承曹老板？
王粲作答：记者先生，我想反问你一句：难道曹操不值得赞美吗？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和云水襟怀的英雄，可不是像孔融说的是嫉贤妒能的小人。你们现代的文学家鲁迅，在评价曹操的时候，说的是公道话。鲁迅说：现在我们一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想起戏台上那个白脸的奸臣，但这不是认识曹操的正确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存在的年代久一点儿，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存在的年代短一点儿，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久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要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其他朝代的人，便可以很自由地贬斥前朝的人物。比如秦朝，史上记载的几乎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的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朝人说坏话的命运。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鲁迅还说：董卓之后，曹操专权。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没有说谎。
看！曹操起码是真实的，他坦率、强悍、智慧、大度、凶狠，符合做政治家的条件。所以我要说，我们那个时代，正需要曹操这样的人物出现。当时的文人，差不多都佩服曹公，不信你问问阮瑀 、徐干、应玚、刘桢他们几位吧。
四问阮瑀：今天只问阮先生一个问题，您是“建安七子”之一，排名第五，可为啥后来曹植把您的名字删掉，换上杨修了呢？是您得罪他了吗？
阮瑀作答：我没有得罪曹植。我也不明白他为啥把我的名字从“建安七子”当中删掉了，可能他嫌我的性格太软弱了吧。其实现在我才发现：曹丕和曹植都戏弄了我。听说，我死后，曹丕写《寡妇诗》悼念我，完全把我当成一个独守空房的寡妇来同情。现在想想，当时我真不该写讨好曹操、曹丕的诗歌。至于杨修，他和曹植的关系很铁，曹植把他添加到“建安七子”当中，是可以理解的。但曹植的这个改动，历史并不承认。我阮瑀，还是“建安七子”之一！
五问徐干：徐干先生，总觉得您的名字很现代化，也很别致，当时您是不是风头很健？
徐干作答：哈哈，恰恰相反，我当时生活得很低调，你们《经典洛阳》对我的评价是“一池温泉”，我很喜欢这样的定位。温泉，静默中不乏热情，挺好。若有来生，我还做“温泉”。
六问应玚：应先生，您是“建安七子”之一，可为啥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提到您的时候都一笔带过？
应玚作答：呵呵，这不能怪罪中国文学史，只能怪我当时太贪玩，整天下围棋、斗鸡。实际上，任何一个文人集团，其中必有首席和末位，我和刘桢、徐干三人，当时就没有孔融、陈琳、王粲、阮瑀的名气大，下辈子应该继续努力！继续努力！
七问刘桢：刘桢先生，怠慢您了，最后才问到您。您能用几句话概括一下“建安七子”吗？如果您知道当时还有和“建安七子”齐名的文人，请告诉我，下篇会考虑让他出场。
刘桢作答：谢谢记者先生这么信任我，让我来作总结。其实让我看，我们“七子”的文学成就并不高，比比后来的唐诗宋词，比比李白、杜甫，我们写的那点儿东西不太出彩。不过，我们开创了“缘情而发、直抒胸臆、慷慨悲歌，再现现实”的个性文学，对后世有深远影响，这倒是事实。
至于说到当时与“七子”齐名的文人，那当然是蔡琰，也就是蔡文姬。她的父亲，即著名的学者、书法家蔡邕，其书法碑刻，被你们洛阳郊区的农民在犁田时发现——这父女俩故事多多，接下来该让他们出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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