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思想是在中国由中世纪走向近代的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方面，天崩地解的社会大动荡促使经世思想家们在封建社会内部积极谋求营救之方，另一方面西方侵略者的频频扣关，也逼迫他们从一个与世隔绝已久的封闭体中探出头来，认识对手，开眼看世界。并开始着手对富国强兵道路进行前无古人的探索。
不仅如此，经过鸦片战争一番残酷的血和火的洗礼之后，经世思想家们于中西接仗的硝烟和战火中，意识到他们面临的对手是来自历史经验以外的另一个世界。来自这个世界的器物使中国人在战争中相形见拙，虽然他们只是看到了中西武备方面的差距，但在当时，认识到这种差距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这种认识就经世思想家们而言，意味着他们己经开始走出蒙昧主义的误区，意味着他们为缩短和赶超上述差距必须考虑新的对策。
他们通过了解夷情和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经验，认为要制驭西方侵略者，必须引进他们的坚船利炮，“以彼长技，御彼长技”。这种意识的产生无疑是个变革性的进步。
经世思想家们之所以成为最先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开风气 者，实际上与他们的经世思想密切相关。经世致用的核心精神是面向现实，讲求功利，注重实效。因此，在西方的武力挑战下，经世思想家们能够勇于承认战败的事实，力求知己知彼，探讨抵抗侵略、报仇雪耻的办法。他们敏锐地感受到侵略者的坚船利炮，不是用夷夏之防观念就可以应付得了的，于是，才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耿耿之想。这样，在他们的身体力行和深情呼唤下，当时的中国学术思想界就出现了一批研究世界史地和西方坚船利炮的著作，形成了蔚为大观的竞相追求海外新知的盛况。
自此之后，过去一直被士大夫们所不屑一顾的的“夷务”开始成为一门学问，日益渗人国计民生，成为经世之学的大题目了。
尽管说鸦片战争时期的经世思想家由传统经世之学而接受西学，顺应了时代潮流，是与历史发展进程合拍的。但是，由于他们是从闭塞风气走出来的人，既没有较充分的思想准备，也缺乏可资继承的长时期积累的新的思想资料，因此，他们的接纳新知更多的是掺合着种种旧见;他们主张向西方学习，也仅仅限于坚船利炮而已，至于中国今后该如何与西方争胜，该朝什么方向努力，该走怎样的道路，他们都没有作出深刻的思考，就更谈不上能够提供多少令人满意的答案了。所有这些都说明了鸦片战争时期的经世之学尚未迈人近代新学的轨道。因为虽然它已经具备了一些鲜明的新学因索，但它又带有颇为浓厚的古学特征，这就决定了它只能在传统经世之学与近代新学之间起嫁接和过渡作用，成为传统经世之学通往近代新学的中介和桥梁。
然而，这恰恰是鸦片战争时期的经世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轨过程中所占据的位置和所发挥的功能，如果没有它的出现，就文化发展的本身来说，也就缺少了近代文化崛起的承上启下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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