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能离开社会而孤立存在，人必须生活在具体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之中，而文艺在描写人物形象的同时，就必须描写人物生活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这也就是恩格斯在论述现实主义时所说的“典型环境”。在描写环境方面，鲁迅是一位“高等的画家”；而对环境描写的方法，鲁迅也有一些重要的论述，值得我们研讨、学习。
环境描写必须为表现主题思想和刻画人物性格服务，就是鲁迅的一个重要观点。他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这里说的“不去描写风月”，并不是在作品中一律不写风月之类这些自然景物，而是不用重彩浓墨进行工笔描写。这样就可将主要的笔墨用于人物描写，把人物性格鲜明地刻画出来。我们读鲁迅作品可以发现，他的小说中的确没有大段的风景描写；这是与外国小说完全不同的。例如《狂人日记》和《药》的开头都写到“月”，前一篇是：“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并不详写月光是怎么样的。后一篇是：“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也没有进行细致的描写，然而故事发生时的气氛却表达出来了。这种不尚渲染，以质朴的文字，抓住景物的特征，寥寥数笔就勾勒得形象生动的写法，就是鲁迅提倡的“白描”。他在《作文秘诀》中写道：“做白话文也没有什么大两样，因为它也可以夹些僻字，加上朦胧或难懂，来施展那变戏法的障眼的手巾的。倘要反一调，就是‘白描’。”而“‘白描’却并没有秘诀。如果要说有，也不过是和障眼法反一调：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这种“白描”手法同我国绘画中的写意画相似。采用“白描”方法写景物，没有浓烈的色彩，也少用形容词、修饰语，但同样能把景物写得历历在目，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若运用“白描”的方法描写社会氛围，同样也可以用少许文字表现深刻的内容。如鲁迅在《药》中对西关外坟地的描写：“西关外靠着城根的地面，本是一块官地；中间歪歪斜斜一条细路，是贪走便道的人，用鞋底造成的，但却成了自然的界限。路的左边，都埋着死刑和瘐毙的人，右边是穷人的丛冢。两面都已埋到层层迭迭，宛如阔人家祝寿时候的馒头。”这里用死人的坟头居然多到与活人的城池为邻的形象，表现出辛亥革命前夜中国封建末代王朝的政治腐朽、经济破产和民生凋敝的社会氛围。尤其是鲁迅把坟丛比做“宛如阔人家祝寿时候的馒头”，简直是神来之笔!一语道出了旧中国人吃人的社会本质。
对于环境描写，鲁迅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要表现地方色彩。他认为各地人们生活的环境不同，“艺术上也必须有地方色彩，庶不至于千篇一律。”这对作者开拓环境描写的思路颇有助益。一篇作品里的地方色彩浓厚，往往吸引读者注意，因为有地方色彩的环境描写，“可以增加画面的美感和力度。作者自己生长其地，看惯了，或者不觉得什么，但在别地的读者，看起来是觉得非常开拓眼界，增加知识的。”对于环境描写要有地方色彩的重要性，鲁迅还说过这样的话：“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鲁迅的作品就是有力的证明。譬如他的小说《风波》所描写的“临河的土场上”农民吃晚饭的场景，就是一幅江南农村的生活风俗画：“场边靠河的乌桕树叶，干巴巴的才喘过气来，几个花脚蚊子下面哼着飞舞。……女人孩子们都在自己门口的土场上泼些水，放下小桌和矮凳”，“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摇着大芭蕉扇闲谈，孩子飞也似的跑，或者蹲在乌桕树下玩赌石子。女人端出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热蓬蓬冒烟。“这里的“乌桕树”，“芭蕉扇”、“花脚蚊子”和“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都是江浙一带的特有之物，是这幅风俗画的地方色彩的标志。鲁迅描写这些景物，就色彩鲜明地把一个极富于地方色彩的社会环境呈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宛如身临其境，感到真实、亲切。另外，描写地方色彩，还可以描写民族的传统、习俗，将民族的习俗化为形象生动的场面，使读者从中领略这些习俗的思想和社会意义。例如鲁迅在《祝福》中描写了中国民族传统习俗的“年终的大典”，在《社戏》中描写了江南农村演出社戏的情景……，这些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的描写，是使鲁迅成为世界文学大师诸因素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这不是说只要写地方色彩，就能进入世界文坛，因为还有个怎样写和写得怎样的问题。鲁迅以他的作品启示我们，必须将这些地方色彩写得广大读者(包括外国读者)都能心领神会，正如高尔基所说：“须将地方性的世态风俗变成世界性的，就是要表现得使读者的我能够好好地窥见人类底一般的世态风俗，这是非常重要的。”(《给青年作者》)因此，正确认识鲁迅关于文章要“有地方色彩”的教导，将引领我们有意识地在写作中表现地方色彩，这是很有意义的。
鲁迅论想象和虚构的能力
写作新闻通讯、报告文学是不能虚构的，当然也需要想象能力；可是，创作文学作品则必须具有丰富的想象能力，并且善于虚构。鲁迅的想象、虚构能力是很强的。他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至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见为止。”这里所说的“加以改造”，“生发开去”就是想象和虚构。自然，想象和虚构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离开了社会现实，想象和虚构只能是虚无缥缈、荒诞无稽的。但是，倘若不会想象和虚构，则也就不能进行文学写作；拘泥于事实只能写新闻报道而已。文学写作之所以不要写得“过实”，这是因为文学作品要比实际生活更集中、更概括、更理想，就必须经过艺术的典型化，而典型化就是作者进行创造性想象的结果。对于想象和虚构，鲁迅强调指出：“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须实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然而他所据以缀合，抒写者，何一非社会上的存在，从这些目前的人，的事，加以推断，使之发展下去，这便好像预言，因为后来此人、此事，确也正如所写。”我们要培养自己想象和虚构能力，就是要在创造中能够缀合，抒写，推断。一个作者不必担心自己的想象和虚构会使读者认为是假的，而感到幻灭。这是因为读者大多都知道作品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者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不会由于鲁迅写《孔乙已》时用第一人称的叙写方法，就说那个咸亨酒店的小伙计“我”是鲁迅。同时，也不会说祥林嫂是没有的，作者是用来骗人的。相反，想象、虚构出来的人物、事件虽然是现实生活中没有的，但是人们却信以为真，觉得即使不合事实，然而还是真实，还是要阅读，要欣赏。如果我们必定要用事实来写，不得有丝毫的想象、虚构，那末将会适得其反。鲁迅曾说：“我宁看《红楼梦》，却不愿意看新出的《林黛玉日记》，它一页能够使我不舒服半天。”因为“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日记本，书简体，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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