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4-06-30
政治共同体的整合问题是一份追问千年、屡遭背叛的遗嘱。在现代民族国家及其与社会的现实关系中，政治整合不得不被置于新的视角下考察。现代民族国家与古典国家不同，它改变了治理方式，使个体不再直接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整合对象，而是首先被功能性地重新聚合在社会治理空间中，然后通过国家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强力渗透，实现政治共同体的政治整合。因此，政治共同体的整合问题不仅是共同体与个人的关系，还必须涵盖社会治理空间的社会整合。
一、乡土社会与传统整合方式的终结
1、乡土社会：超然于国家之外
乡土社会是一种理想类型，是对存在于具体社会中的普遍性质的提炼。它与“农村”或“乡村”在概念上具有一致性，但侧重不同。乡土社会强调的是与传统农耕文明相联系的社会特性。在传统中国，地方政治制度的基本结构是“王权止于县政”，乡土社会维持的是“礼治秩序”，皇权因农业帝国虚弱的物质条件而难以扩张，只能转求教化。
2、乡土中国的政治整合与政治沟通
传统中国的治理结构包含上下两个分层：其上层是中央政府，体现为一个自上而下的官制系统；其下层是地方性的管制单位，由族长、乡绅或地方名流掌握。这种中央与地方“默认并谨慎对待管制领域的边界”的治理结构，实质上就是“文化、意识形态的统一与管辖区域实际治理权的'分离'”。
3、回应型社会转型中沟通型政治整合的解体
1900年的外来冲击，以及1905年在科举存废问题上所作的回应，破坏了中国社会原有的“自稳自组”系统及其自我调节的功能，使社会转型在不断的仓促回应中愈发地心浮气躁。科举停办——士绅消退——乡土社会终结三者间的内在关联，导致政治信息各自孤立地运行于两个沟通系统之中，最终导致了国家层面沟通系统的崩溃。
二、早期基层社会的空间治理术
1、基层社会：民族国家的创构物
1900年至1949年，中国为了回应西方世界的入侵，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变革。这些变革因素促生了一种与军事力量高度结合的意识形态型政党，并在党权政治的主导下开始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创构历程。由此，乡土社会瓦解后如马铃薯般散落着的城市和乡村，转而成为主权国家政治整合的对象，并由此开始具备基层社会的空间形态和组织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