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月25日，新闻业内耳闻已久的《文汇报》与《新民晚报》“联姻”，终于水落石出，当日两家旗鼓相当，堪称伯仲的重量级报社宣布合并为文汇新民报业集团。
文汇新民报业集团的整合之困
作者：赵曙光
一
一个地方的传媒发展大体应该与它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而湖南是个例外，上海也是个例外。只不过这两个例外截然不同：湖南是经济一般而传媒发达，上海则是经济发达传媒一般。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城市里，上海的传媒是活力最小、竞争水平最低的。举例来说，《文汇报》、《解放日报》是中国大城市机关党报中扩版数量最少，改版力度最低的报纸，上海媒体发展总体上缺乏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文汇新民报业集团就不能不令业界担忧了。报纸似乎变得不思进取，只求无过，不求有功。这时解决的药方应是竞争。文汇新民却来个反向操作，虽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恶性竞争，但更加剧了活力不足、竞争不够的局面。发展的结果只能影响上海传媒市场的发展。
合并的优势据说是可以扩大规模，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与国外跨国公司抗衡。这话听起来似乎不错，实际情况并不这么简单。按照这种逻辑，中国农村改革开始时的“分田单干”肯定是违背潮流和经济规律的。按照这种逻辑，我们每个行业都合并成一家公司，甚至全国组成一家公司，规模肯定居世界前列甚至世界第一。按照这种逻辑，我们不需考虑什么发展战略，不需付出艰辛的努力。如果真有这种捷径，我们真该欢呼雀跃了！
我们注意到，文汇新民合并后有一个举措就是提高报纸定价，绝对的逆“潮流”而动。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各地有线和无线电视台合并后，电视台大幅压低电视剧的价格，电视剧制作公司别无他法，只有割肉叫苦。在我们感慨中国式的快捷赚钱之道被熟练运用之余，我们真的为传媒的发展担忧了。
二
1998年7月25日，新闻业内耳闻已久的《文汇报》与《新民晚报》“联姻”，终于水落石出，当日两家旗鼓相当，堪称伯仲的重量级报社宣布合并为文汇新民报业集团。
集团旗下拥有《新民晚报》、《文汇报》和《Shanghai Daily》（《上海日报》）3大主报，以及《新民周刊》、《文汇读书周报》、《新民体育报》、《新民晚报·美国版》、《文学报》、《上海星期三》、《新闻记者》、《新民围棋》、《萌芽》等系列子报子刊。集团三大“花旦”中的《文汇报》创刊于1938年，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的综合性大报，日出对开12版。《新民晚报》创刊于1929年9月，是面向广大市民的综合性报纸。
日出4开32版，《ShanghaiDaily》创刊于1999年10月，是中国内地第一份综合性彩色英文日报，以海内外投资者、驻沪领事馆官员、在沪工作生活的外籍人士和海外旅游者等为主要读者，日出对开8版。
在辅助设施方面，集团的条件也令国内同行艳羡不已。文汇报业大厦是具有国际水准的新闻大厦，也是集团的标志性建筑。大厦共有48层，建筑面积达89000平方米。大厦内设有高速计算机数字通信网络、监控系统、自动消防系统、智能化PDS、BA系统、新闻发布厅、会议中心，展示中心、员工活动中心和休闲、聚会、赏景等活动场所。
不过更令各界人士关注的还不是文汇新民富丽堂皇的大厦，而是文汇新民的内部整合之路。
在目前已组建完成的26家报业集团中，绝大多数都是内生型模式，也就是报社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地捕捉机会，创办新报新刊，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地进行演化，最终实现集团化，譬如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新华日报报业集团等等，均是以一家党报为龙头，加上自己创办的若干家子报、期刊以及各类多种经营公司，即使后来兼并了一些子报、子刊，但是规模都比较小，不足以影响既有的格局。只有文汇新民报业集团的合并，属于两大重量级报业的合并，属于外生型的报业集团发展模式，即主要是依靠外部规划和命令来组建的报业集团。与以内生型的报业集团生成模式相比，后者的资源配置、利益关系调整等内部整合显然更加重要和急迫。
在集团成立之初，就有人指出，“鉴于两报的组合并不完全是自发自愿行为，它所产生的效应将对中国报业发展有着难以言说的影响”。
作为国内唯一的两强合并的报业集团，文汇新民的内部整合能不能发挥1＋1>2的效果，直接关系到未来组建报业集团的模式。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集团的内部整合之路都给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解剖标本。
三
到了90年代，报业集团开始成为新闻理论界和实践界的热门话题。很快，报社的呼声得到了主管部门的回应。
1994年5月18日，新闻出版署发出了《关于书报刊音像出版单位成立集团问题的通知》，对组建报业集团作了几条规定：一是目前只做少量试点，不能一哄而起；二是不组织股份报业机构；三是不吸收与报纸无关的企业、商业参加；四是不组织跨省区集团；五是报社组建集团要写出论证报告，报新闻出版署审批。通知发出后又一一告诉那些已经公布自己为报业集团的报社统统取消报业集团的称呼。
1996年1月，经中共中央宣传部同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中国第一个报业集团开始在广州日报进行试点，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正式挂牌面世。
广州日报成为报业集团化发展的先锋，多少有点出乎人们的预料，但是考虑到广州日报此前已经多次蝉联广告收入“状元”的地位和试点改革的思想，也是合情合理的。
两年以后，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与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同时在1998年5月18日宣布成立。最先成立的三家报业集团全部集中在广州，标志着广州报业的发展暂时领先全国，成为国内报业经济发展的排头兵，时隔不到一个月，光明日报与经济日报两大中央级的报纸也跻身报业集团阵营。
国家新闻出版署在关于同意建立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批复中指出：“适时组建以党报为龙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报业集团，可以带动实现我国报业向规模数量型、向优质高效型转移，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移，推进中国报业的繁荣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报业集团，是中国报业迈向新世纪的一个重要飞跃，是中国报业改革的带方向性的大事，它必将为中国报业的各方面带来深刻的变化。”
主管部门的意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表示，在北京、上海、广州，人们最习惯相提并论的三大城市中，上海的报业的集团化发展已经落后了。
而上海作为国内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直到1994年报业集团化的改革才开始起步。当时，新民晚报社兼并《体育导报》和《围棋》杂志，《体育导报》改名为《新民体育报》后，发行量从过去的1万份左右上升为10余万份，为报业间兼并和小报小刊质量的提高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为传媒业的规模经营提供了一种思路。可是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上海报业集团化发展的速度没有加速。
作为“朝阳”行业，传媒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方面军”，著名的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曾在对11种产业建立世界级有竞争力的大企业所需年限而做的统计中，大众传媒业所需年限为8年，远远快于其它行业。在传媒业还不发达的中国，大众媒体只需要2年左右就能建立起区域或行业优势。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传媒业对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引领作用和示范的作用。上海的经济地位也必然要求传媒业在巩固和加强宣传功能的同时，在保持大局稳定的前提下，适应经济信息化和国际媒体竞争的挑战满足上海作为中国最发达地区之一的信息传播、扩散和消费的要求，进而发展成为上海的支柱产业。
毫无疑问，上海传媒业在国内的整体经济实力也是比较强的。尽管在报业集团的问题上失去了先手，上海没有理由甘拜下风。
与西方报业集团不同的是，中国报业的集团化进程更多的含有行政规划的色彩。1994年6月，新闻出版署邀请了中央和省级10家报社的负责人在杭州召开会议，探讨怎样在我国组建报业集团。在杭州会议上，拟定了成立报业集团必须具备的条件：
——传媒实力。除一张有影响的主报外，至少应有4个子报子刊，可组成系列报刊。
——经济实力。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沿海地区报社年税利在5000万元以上，中西部地区年税利在3000万以上。
——人才实力。报社在采编人员中，具有高级新闻职称（包括副高职称）者，占20％以上；经营管理和技术人员中，有各类专业中级职称以上者，占总数的15％以上，并要有高级职称者。
——技术实力。拥有独立的印刷厂，现代化的照排、胶印设备，具备彩色胶印能力。除保证本报社所属报刊正常印刷装订外，能承接一定数量的代印业务，每日总印刷能力在对开200万份以上。
——发行实力。主报和子报子刊期发行量在60万份以上，或在本地区每150人以下拥有一份报纸；有畅通的发行渠道，有逐步建立自办发行网的可能。
这些条件意味着报社要获得主管部门的认可，必须在能够直接观察和测量的相关指标，特别是主管部门的主要关注点上，获得突破。上海报业要超越广州日报等先行者，主要是在这些方面能否后来居上。
显然，上海报业仅仅依靠某一个报社在市场中的演化、发展来形成内生型报业集团，时间上来不及，主要相关指标上也很难有显著的领先。
这样，挥动“有形之手”来“助产”报业集团成为主管部门更愿意选择的道路。
那时，《文汇报》和《新民晚报》各有一系列自身的子报和相关资产，文汇报社主要拥有《文汇报》、《文汇读书周报》、《文汇电影时报》、《文学报》、《文汇生活导报》、文汇出版社。《新民晚报》下辖《新民晚报》、《新民体育报》、《漫画世界》、《新民围棋》、《新闻记者》、《萌芽》等。
双方合并后，成为国内最大的报业集团，在发行量上与广告收入上乃至队伍上都一跃而成为报业集团中的冠军。
从主管部门评判报业集团的相关指标上来看，文汇新民报业集团基本实现了预期的目标，但是集团中隐形的利益关系调整、内部整合的过程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规模之痒
作为世界上近20年来经济增长最迅速的大国，中国报业的发展毫无疑问也是令全球为之侧目的，报业的经济规模与经济效益急剧增长，可观的收益与回报反过来又增强了报纸引导舆论的能力。迄今为止，报业在坚持宣传舆论阵地，做到“守土有责”和依靠新闻自身资源优势开发市场、增强经济实力两方向上还是比较协调的，基本上做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但是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全球一体化的传播体系，中国报业在面对国际报业巨头的挑战时发现两者的实力悬殊太大。主管部门和报纸个体担心在国际竞争中失去能够有效控制的舆论阵地，使报业沦为发达国家传播体系的附庸。因此，当时新闻界普遍认为报业经济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迎接国外报业的挑战就不能搞“小而全”，一社一报小打小闹，而应该兼并、重组发挥集团化的规模优势。可以说，从最初组建报业集团开始，对规模、规模经济的追求始终是重点追求的目标之一。
1998年7月文汇新民报业集团成立时，其中文汇报已有60年历史，新民晚报已有70年历史，两家报社的期发总数近300万份，固定资产总值近20亿元。双方都没有压倒性的优势，缺乏自愿联合、兼并、重组的动力，因此在“组建集团中，曾有一些同志表示坚决不同意，甚至有人说是强强‘强’合。但经过市委领导的动员、启发和一段时间的学习酝酿，大多数同志都赞同‘强强联合’”。可以看出，文汇新民报业集团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依靠双方决策人通过感知、把握市场机会自主设立的，不是两家报社自愿和自发的行动，而是靠“有形之手”和主管部门的计划来实现的，行政命令在合并重组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高高举起的“有形之手”，主要的追求目标之一是规模，以及由规模带来的规模经济。问题在于规模能够带来规模经济吗？仅仅限于技术约束下产生的规模经济与现实中的经济效果是一回事吗？
通常所说的规模经济（economyofscale）意即报业集团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的阶段。就是说，报业集团经营规模较大时，在给定技术状况下投入要素的效率会更高，从而成本较低。一般情况下，报业集团的规模扩张最初会经历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当造成规模报酬递增的因素充分发挥后转入规模报酬不变阶段。当报业集团进一步扩大后，即会转入规模报酬递减阶段。
规模经济产生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专业化分工和某些要素的不可分割性。就专业化分工来说，当报业集团规模扩大，使用劳动力较多时，劳动者可以进行专业分工，从而提高效率。另外，专业化分工有时也会体现在资本设备上，当报业集团扩大经营规模时，可以采用效率更高的印刷设备来代替非专门化的设备。从某些要素的不可分割性来看，有些要素必须达到一定生产水平才能更有效率地使用。当经营规模更小时把这些要素分割为更小单位，不是完全丧失它们在生产程序中的有用性，就是丧失大部分效率。比如，出版印刷20万份报刊同出版200万份报刊所需的采编人员相比较，也不会悬殊十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悬殊不大。从这个角度来说，文汇新民报业集团成立以后、发行量、拥有的报刊数量、技术力量等指标的提高有利于规模经济的发挥。
不过，“规模经济”这个概念，主要着眼于规模和由既定技术条件决定的生产成本的关系，根据报业集团生产成本的技术性条件方面的资料来确定它的最优规模，不考虑摩擦成本。而实际上，一家报业集团的活力和发展能力并不仅仅甚至不是主要取决于生产成本方面的条件，而是取决于许多难以观察并精确计量的因素。在现实环境中，各报业集团拥有的各种资源质量不同，使用不同资源的报业集团若规模相同，效率可能会差别很大，而相同的效率可以在不同规模中达到，所以相异的规模可能同样是经济的，也就是说，规模仅仅是发挥规模经济的一个条件，而不是全部的条件，规模经济也仅仅是现实经济性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的方面。
特别是在当代社会中，报业集团内部、报业集团之间、报业集团与外部市场主体之间的交往与互动已变得极其复杂，协调不断趋于精密化和复杂化，产生了非常重大，但又并不十分外显、引人注目的协调成本。譬如报业集团的层级增加时，代理成本、寻租成本和由此造成的效率损失的成本也随之增加，另外，报业集团等级增加以后的还会产生服从成本，包括各个报社必须向报业集团提交报告证明其正按照集团的命令行事，必须在保存纪录、收集文书、填写表格、人事安排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等等。
而以文汇新民报业集团所代表的外生型发展模式，实际上是假设报业集团行为的零协调成本，着重考虑的是报业集团成立前后设备、人力等生产要素资源在技术性约束条件下的成本收益对比，换句话说，主要是以物物之间的关系为出发点，如两报合并后资金集中开户、增加人力调度的灵活性、可以节省一个印务中心等，而人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导致的协调成本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忽视。
事实上，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成立前后的物质流的整合并没有太大的阻力，也没有消耗多大的成本，主要负担的还是协调成本，如成立前主管部门的多次动员、协调的成本，成立后在人员调整、转岗培训、观念改变、管理创新、理顺内部、外部关系方面耗费的人力物力成本。
时任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党委副书记、副社长的丁法章同志曾经指出“集团近一年来主要在‘调整、重组、改革’三个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调整、重组、改革”与物质流关系有关，更与协调成本有关。如对文汇、新民两家报社所属的党群组织、行政管理部门和经营管理部门的重组，各种实施细则和奖惩措施的颁布。
丁法章认为“近一年来，集团最大的动作就是对所有的部门、所有的干部和所有的工作人员实行定岗、定位、定编，对各个岗位、工种都要确定工作的数量、质量标准并且和考核条例相匹配，与奖惩相结合。”这都是规模扩大时带来的协调成本，而以外生型报业集团成立时所强调的规模优势往往忽视了协调成本的存在。比如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成立时，提出了十个统一的发展目标：“统一发展规划、统一
资产监管、统一人事管理、统一财务制度、统一编辑出版、统一报刊印刷、统一广告业务、统一报刊发行、统一技术服务、统一经营管理。”这“十个统一”的目标的提出从规模经济的角度来说是可行的，但是考虑到难以观测的协调成本，往往会遭遇难以预料的困难。
在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上级领导提出的“十个统一”中仅“统一资产监管”一项操作，其成本、收益都是很难有比较确定的、预期的。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1999年8月迁入新落成的智能化文新报业大厦后，随之而来的是原两报办公大楼因搬迁成为存量资产。原新民晚报大厦，面积13000平方米，原值2974万元，净值2376万元；原文汇大楼，面积14637平方米，原值2935万元，净值2334万元；原文汇印务大楼，面积15564平方米，原值8470万元，净值8074万员；原晚报沪太印刷厂面积8520平方米，原值3711万元，净值3368万元；原文汇印务中心高斯机等印刷设备净值7539万元。如此巨额规模的存量资产，地域分散、设计使用功能等各不相同，如何盘活、如何统一监管是个很大的难题。报业集团成立时曾设想了多种方案，但是后来发现均不容易实施。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总经理顾行伟后来也认为原先设想的各种方案“牵涉面广、可操作性不强”。
规模与规模经济、非摩擦的规模经济与真实世界的经济效果实在是相差太远。如果文汇新民报业集团第一步主要依靠行政力量来追求规模的话，那么第二步报业集团要实现规模经济的话则必须要依靠市场机制。
当务之急：促进竞争结构创新
一般情况下来说，传媒业是区域经济的缩影，媒介的发达程度往往可以折射出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和社会文明等多方面的变迁。而上海、北京、广州三地的传媒业发展对比却显示，上海的报业发展与当地的经济水平有所脱离。
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统计结果，2000年上海以3616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全国主要城市中名列榜首，其次分别为北京（1825亿元）、广州（1451亿元）、深圳（1437亿元）。除此之外，这四个城市在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上也领先于全国其他城市。较高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仅意味着当地读者有较高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同时意味着当地的产业经济发达，有较高的广告投放总量。
然而，据中国广告协会统计，当年报业广告经营额居最高的是广州日报（12.7亿元），年纳税2�4亿元，成为广州市仅次于电力局的第二大纳税户，其次是文汇新民报业集团（9.07亿元），后者比前者的收入低了将近一半。而且，广州日报已经连续数年力压上海报业收入“状元”，这已经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但是从城市经济指标来看，广州远远不如上海，这说明文汇新民报业集团无法超过广州日报，主要不是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原因，而是媒体自身缺乏吸引力和竞争力所导致的。近年来，国内主要的大中城市的报业竞争日益激烈，在北京《京华时报》、《北京娱乐信报》等新生势力与《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等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在广州《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仍在继续“三国演义”、在南京《现代快报》、《南京晨报》、《江苏商报》掀起竞争高潮。
激烈的竞争使得各地报纸在内容、版面、价格、市场开拓等方面新招频出，报纸面貌不断创新。
而上海近年来的报纸变化相对要缓慢落后许多。总体来看，上海的报业市场没有多大变化，《新民晚报》广告盟主的地位依然相当稳固，传统晚报对于传统日报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广告量与前者相差甚远。在《文汇报》与《新民晚报》合并成立文汇新民报业集团以后，集团甚至规定客户在《新民晚报》投放广告的同时必须在《文汇报》作相应的投放，但广告始终没有大的提升。
竞争是推动报纸创新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而文汇新民报业集团成立以后，上海报业市场等于减少了一个重量级的竞争主体，使得报业市场大体上呈现出文汇新民报业集团与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分享市场的“双寡头竞争”的局面。
在文汇新民报业集团成立的当年，上海市邮政局出资60％，上海文汇新民报业集团出资20％，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各出资10％，共投资5000万元，组建了上海东方书报刊服务有限公司。目前基本覆盖了全市每一条主要街道和交通路口，组成了全国最大的报刊零售发行连锁网络。这个发行渠道的建立实际上使得文汇新民和解放日报两大报业集团在上海的地位更加稳固。
文汇新民报业集团成立以后，当期发行量在上海报业市场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同时，市场地位的稳固使得暂时还没有直接的竞争对手能够威胁报纸。从而导致了两个结果：
一是集团没有压力去开发、培育新的报业市场、挖掘新的增长点。最典型的案例是原来在文汇新民报业集团中没有什么生气的《上海文化报》，在脱离了集团后，克隆了英国的《time out》，改头换面为城市生活指南周报《上海壹周》，在2000年底推向市场后，立即焕发了不可思议的生命力，短短百天之内，就实现了盈利。
如果对比广州、北京和南京的话，我们还可以发现广州的《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南京的《南京晨报》、《现代快报》、北京的《北京青年报》、《京华时报》在早报市场中的开拓已经引起了业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而文汇新民报业集团在早报市场上几乎没有作为。如果从分层化发展的角度来看的话，《经济观察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报纸已经明确地将自己的读者定位在“拥有权利、拥有财富、拥有思想、拥有未来”的实力阶层，城市报纸定位的差异化越来越明显，而文汇新民报业集团在这方面还没有能够引起业内人士的动作。
二是价格的反常调整。在其他城市报纸价格有所下降的时候，文汇新民报业集团却反其道而行之，将《文汇报》从每份0�6元调至0�8元，《新民晚报》每份0�5元调至0�7元。尽管这样能够使报纸的有效发行率（即产生广告效益的报纸发行量占报纸发行总量的比率）显著提高，为集团全年节约开支达9000万元。可是这种提价行为之所以能够发生实际上是因为竞争不够充分。《文汇报》是上海市委机关报，主要依靠公费发行，报纸的提价对发行量影响不大，《新民晚报》在上海报业市场上一枝独秀，小幅度的提价影响也不大。从这点上可以看出报业市场竞争不够充分，是维持文汇新民报业集团经济富足不可忽视的原因。
市场竞争的不充分加上《新民晚报》传统的强势地位，可以让文汇新民报业集团过着富裕的日子，但是难以让集团发挥出全部的潜力，这也不利于上海整体报业市场的发展。文汇新民报业集团成立以来，报系的结构没有太大的变化，报纸的读者定位、功能定位、风格定位基本上还是沿袭了过去的传统，还存在很多的市场空白没有覆盖到。
在报纸结构方面，文汇新民报业集团的资源优化、市场扩张还不是非常出色。在这方面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值得借鉴，旗下各报错位竞争，全面覆盖市场。其中《南方日报》作为省委党报，面向各级行政领导、企业管理者、中年知识分子；《南方都市报》，面向普通市民，开发早报市场；《南方周末》为新闻类周报，面向中、青年知识分子和都市白领，在社会转型期担当了批评、传承和重塑文化的责任，与大众性地方报纸的功能有明显区别；《南方体育》为体育类专业报，《21世纪经济报道》作为经济类专业报，以企业管理者和知识分子为主；《21世纪环球报道》则以国际新闻为主要内容。
文汇新民报业集团的内部结构甚至还不如同城兄弟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由于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没有《新民晚报》这头可以挤出很多资金的“奶牛”，更容易感受到市场的压力，更注重结构的组合优势。旗下的《解放日报》，以各级行政领导、企业管理者、中年知识分子为主；《申江服务导报》主要以都市白领为主、引领都市消费时尚；《新闻晨报》面向城市上班族和股市投资者、《新闻晚报》面向广大普通市民；《报刊文摘》则面向各级行政领导、知识分子。
可以说，上海的经济环境和《新民晚报》的传统地位，给文汇新民报业集团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成长“土壤”，关键的是集团在摆脱合并之初的摩擦以后，尽快地整合资源，按照市场的要求形成核心竞争力。也许，“地域文化并不能左右的沪宁媒体，更多期待的正是一场真正的‘体制风暴’”。
从文汇新民报业集团的酝酿、产生、发展情况来看，关键的因素是管理部门在报业集团发展中的角色地位问题。监督也好、规制也好、命令也好都应该从支持市场的角度，而不是限制市场的角度来定位，这也就是在现代企业理论分析中所谓的宏观管理部门应该发挥的是“增进市场论”的作用，而不是“国家推动发展论”。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认为市场是混乱的，所以要限制市场发挥作用的范围，前者则强调规制是为了让市场有效地运做，政府施以一定的规则和约束是促使市场更加有效、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作为唯一行政主导、两强合并产生的报业集团，文汇新民报业集团的经验在很多地方具有全局性的参考意义，其中有两点是至关重要的：一是报业集团的宏观管理部门必须妥善处理行政性指令与市场发展规律的矛盾。政府应当专注于报业集团发展的普遍性规则和少数简单组织的培育，精简报业集团运行所需要耗费的协调成本和信息搜寻成本，避免扭曲各种稀缺资源的价格信号，从而培育出有效的、普遍的报业市场。二是努力减少报业集团发展的交易费用，为
参考资料：《千龙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