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墙黄瓦的后宫之中，最为五彩缤纷的要数嫔妃这个层次，好似十里飘香的荷池，个个丽人如朵朵出水芙蓉，亭亭玉立，迎风招展。
在中国，民间一直把皇帝拥有的女性称做“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完全是民间的通俗说法，没有什么严格的依据。当你踏进故宫参观时，会发现三宫是由二宫一殿所组成的，即皇帝居住的乾清宫和皇后居住的坤宁宫，加上当中的交泰殿。六院，无此说法，实际只有六宫，即斋宫、景仁宫、承乾宫、 钟粹宫、景阳宫和永和宫组成的“东六宫”，储秀宫、翊坤宫、永寿宫、长春宫、咸福宫和重华宫组成的“西六宫”。七十二妃，没有哪个朝代有此定数。
其实，在古代，多把三、六、九看成表示多的虚数，而不是实数，七十二则是三、六、九的高等倍数。故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是根据大概情况敷衍出来的说法，其意思是表示皇帝后宫充盈。
嫔妃的人数、规格、级别，历朝历代多有变化，按照古制设计的后宫制度，以北齐所颁布的《河清新令》最为典型，它分为昭仪、夫人、嫔、世妇、御女五等。各种等级的嫔妃只是各种形式的花瓶而已，除了满足君主的占有欲有之外外，没有什么正规的政治权力，更多是在自己的小小围墙之内当一个望夫石，苦等帝王的到来。
后宫佳丽三千人有头有脸的后妃不过是少数，更多的是成千上万的普通宫女。
秦始皇吞灭六国后，将各国的嫔妃宫女悉数收入，以至“后宫列女万余人，气上冲于天”。东汉汉桓帝贪恋女色，广采才女达五六千人。晋武帝消灭东吴后，将数千吴宫人纳入自己的掖 庭。风流三郎李隆基，也有“后宫佳丽三千人”。明朝内宫的宫女最多时达九千人。清康熙时规定宫女为三百余人，分为秀女和官女子两种。
宫女的来源主要有两个，除了民间选美外，还有没收的罪人妻女。如北魏的文明皇后冯氏，其父冯朗官拜刺史，因犯罪被诛，她被没入宫廷。唐孝明皇后郑氏，早先被造反领袖李纳为侍妾，李败亡后，她被判为宫婢。金元妃李师儿因家族有罪，父母被收入宫籍监，按政府规定，监户的女儿必须入宫。这些罪犯的妻女，入宫后与其他民女没有什么区别，故也无歧视可言。
进入后宫的宫女须接受宫廷教育，以熟悉各种礼仪和技艺。北魏君主让她们学习写字和算术；唐玄宗对她们着重音乐、舞蹈的训练；金章宗请宫教（宫廷教师）教她们读书。授课时，宫教和宫女间以青纱隔开，若有不懂处，宫女把字贴在纱上，宫教在外面解说。
宫女没有正式的名分，她们既非小妾，也不是皇帝的情人，和君主构成了无夫妻名义但合法的奇特关系。对众多的宫女，君主是应接不暇的，她们只有在偶然的机会里才可能得到承幸。若君主心血来潮，寻了某一个，由太监记下时间。明朝规定，宫女承恩，必有御赐记物，文书房内侍记录年月日时辰及赐物，倘若有孕，以便核对。
宫女低下，是宫中极卑贱的层次，比低级太监略好些，随时有可能遭到凌辱。德龄在《清宫二年记》中说：我第一次看到受责罚的是一个宫女。她替太后拿袜子的时候，拿了两只两样的。太后发现了立刻大怒，叫另一个宫女，在她左右颊上每边打十掌。这宫女打得不够重，太后看了生气得很，说她们都是好朋友，所以连太后的命令也不听了，于是叫那个挨打的宫女来打这个宫女。我看到这样滑稽的事情，几乎要大声笑出来，但到底忍住了。这天晚上，我问那两个宫女：“你们交换着挨打，心里觉得怎样？”我所以要问她们，就因为看她们一走出太后房间又谈笑如常了。“算不得什么，”她们说，“这种事我们都习惯了，不值得挂在心上。”果然到后来，我也觉得这种事不足为奇了。
在几乎都是男人沉浮的宦海中，也还有一些数量少得可怜的女官，这些人全都集中在宫廷里，陪伴在君王的周围。她们身份特殊，有奇异的二重性，一重类似正常官员，担任某项宫内职务；一重几同嫔妃，可被君主随时占有。
女官一般具有嫔妃的身份，只要君主有闲情逸致，这些女官是不能拒绝的，当然了她们也不会拒绝。宋朝李宸妃初入宫职任司寝，在为宋真宗铺床叠被时，被拥入绡帐。明朝纪太后早先任女史，旋主管内藏库， 明宪宗偶去视察，见纪氏应对如流，当即演出了龙凤呈祥。
凡是有文才的女官，常被任命负责内宫教育。刘宋韩兰英上献《中兴赋》，被召入宫任博士，教宫人书学。她因学问渊博，且年高有德，受到大家的尊重，被敬称为“韩公”。
女官一般不容许抛头露面，但才华横溢者能被准许破除此例。唐中期的宋若莘、宋若昭、 宋若伦、宋若宪、宋若荀五姐妹以才学蜚声于当世，被唐德宗召入禁中，授以官职。唐德宗喜诗，每与诗臣唱和，必召五人前来共尽雅兴。唐德宗给了她们极大的体面，不以妾相待，一直呼为学士。其中宋若昭历仕三朝，人皆称先生，后妃、亲王、公主相见都行以师礼。
女人被视为祸水，在常态下是不准参政的。但当君主无视这一原则时，便会对她们取消限制，甚至授予要务及要职。
在中国历史上职位最高的女官，大约是北齐的陆大姬，她官拜侍中（宰相），权势显赫。她见宫人黄花有幸于后主，则认为养女，并力荐为弘德夫人。黄花不久生下皇子，使膝下无子的后主有了储嗣。陆大姬为了长保官运，进行了巨大的政治赌博，用诬构的手法把皇后胡氏逼下台，随即帮助黄花母子分别成为皇后和太子。唐朝的上官婉儿也是个人物，她文才颇高，且熟谙政务，受到中宗重用，专掌君主文件，百官奏事多由她裁决。
女官制度是非常畸形的制度，它不是国家的工具，而是君主手中的玩物。
出身的门第时运君主在册立皇后及高级嫔妃时对其门第要加以充分考虑，但在招纳一般嫔妃及宫女时则不拘一格。上述情况只是通常现象，若仔细加以观察，便会发现在不同的社会形势下，君主对门当户对的准则有不同的态度，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太平年间与乱世的区别。
太平年间，君主恪守着政治联姻的原则，其具体表现就是门当户对地选择主要配偶。在“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晋朝，士族成为垄断政权的特殊阶层，为了让自己的统治得到他们的支持，君主将皇后的位置几乎全给了门阀的千金。
晋朝时期，武帝杨皇后的祖上四世为三公，惠帝贾皇后的祖父贾逵、父亲贾充两代封侯，惠帝羊皇后的父亲羊玄之由侯晋封为公，明帝庾皇后出身江南大族，成帝杜皇后为著名儒将杜预的曾孙女，康帝褚皇后的祖父褚琛官至安东将军，穆帝何皇后以名家应选，简文帝王皇后的家庭世为冠族，安帝王皇后乃是大名鼎鼎的王羲之的孙女。
除了个别的事出有因外，两晋的皇后都来自名门士族。这种风气，在南北朝一度中落，到隋、唐两代又得到复炽，但程度已不及两晋。士族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占绝对优势的社会势力，由于世袭性的因素及为保障既得利益，他们呈现出无可改变的保守性，从而与君主确保统治秩序的需求一拍即合，双方的婚约，成了双方的政治契约。
在乱世，新起的君主婚姻多转向中下层社会，与上层联姻比较少见。究其原因，是他们的行为冲击了旧有秩序，利益受损的士族和旧官僚很难采取合作态度；另外，他们需要新兴势力的支持帮助，换而言之，也就是需要希望实现权力与利益再分配的中下层社会力量的合作。新起君主大多是崛起于中下层社会的豪杰与枭雄，风格潇洒倜傥、落拓不羁，蔑视门第之见，故在婚姻大事上也不拘一格，娶贫家平民者有之，甚至娶娼妓者也有之。
聘门阀之女为后是两晋的特色，将凤冠戴在低贱者头上则是曹魏的特色。开此风气的不是别人，正是无天子之名而实胜天子的曹操（追谥为武帝），他封魏王后，所拜的王后是曾堕入烟花的卞氏（追谥为皇后）。曹丕建立魏朝，先以袁绍子袁熙之妻甄氏为后，复又册出身小吏之家的郭氏为后。
曹魏对立后之法的改弦易辙，具有排斥旧势力、开创新局面的政治意义。
立低贱者为后，毕竟是一定形势下的权宜之计，为正统舆论所不容，承受着很大的社会压力。史学家陈寿说：“栈潜之说，足可为帝王之规典。”
比如，宋仁宗欲册立富商女陈氏为皇后，命大臣宋绶草诏，他拒不受命，反而竭力批驳说：“陛下欲以贱者正位中宫，是出尔反尔，与选后宗旨不符！”在群臣的压力下，宋仁宗被迫收回成命。
总之，女子入宫，除了极个别被皇帝看上而升迁外，大多数只是听使唤、干各类活计的丫环。有些朝代将她们终生系于宫中，有些朝代在老君主驾崩后放出一批，清宫则规定入宫满十年者放出自由嫁人，不仅仅是进了皇宫就会飞上枝头当凤凰，大多数宫女是冷落悲惨的，白居易同情地说：“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