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宗李豫通过一系列塑造自己各种忠孝仁厚，有情有义的作秀主要为了表明，他是在安史之后的这一特殊时期要下大力气安抚人心，恢复百姓对李唐的信心，因此，李豫这个皇帝自然需要非常完美的正面形象。正如笔者一再表示，史书过多的刻画这些内容恰恰是对李唐局面的一种有力反证：安史带给李唐社稷的冲击是全方位的。
首先，崇礼制度的变化大大不同。由颜真卿、裴冕等世家子弟为唐朝重新编撰关于“礼”的制度。以丧礼、抚恤为重点，对皇帝和臣下的各种礼仪都进行重新拟定，从人心深处渴望树立李唐社稷的威仪，顺带希望全体臣民重拾遵从朝廷的规范，可谓用心良苦。这一方式后来德宗到顺宗都继承，还在不断完善。
其次，军事防御的变化也大大不同。经过八年战事，西部地区不断输送兵力，防备极为空虚。要知道大唐京师长安在西部，当李豫和满朝君臣正在欢天喜地庆贺史朝义被消灭的时候，吐蕃大军袭扰关中，迅速攻占凤翔。广德元年（763）十月到达奉天（今陕西乾县），李豫仓皇出逃陕州（今河南陕县）避祸，京师附近居然没什么兵马可以阻挡，只能焦急等待忠心的将领前来救驾。
这时候，代宗想起那个被肃宗冷落多时的郭子仪。当时出任肃宗的山陵使，在肃宗重塑礼仪，尤其重视丧礼的情形下，这种任命山陵使的方式往往伴随“明升暗降”，说不定就让某人长期陪伴先帝（因为修皇陵工程颇大，有的需要N年才能完工，择期再进行下葬仪式），等同被闲置。
代宗遇到危机，不得不借重郭子仪的威望召集旧部收复京师。史称郭子仪派人潜回长安散布谣言，说郭子仪带十几万大军正赶来，纯靠吹牛皮就把吐蕃军队吓跑了，堪称奇迹。一个多月后，李豫回到长安，对郭子仪大加封赏，君臣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亲家，“醉打金枝”的故事流传千年。
故事当然是野史，却形象说明郭氏一家地位非同小可，结亲的确并不如想象那么美好，典型一幕是代宗打算加郭子仪尚书令头衔。广德二年里，《旧唐书》《新唐书》都大书特书多次加封笼络，郭子仪惶恐，坚决恳辞不受。代宗命五百骑兵持戟护卫催他就职，郭子仪上奏：“太宗皇帝曾任此职，因此历代皇帝都不任命，皇太子任雍王，平定关东，才授此官，怎能偏爱我，违背重要规定。而且平叛以后，冒领赏赐的人很多，甚至一人兼任几职，贪图升官不顾廉耻。现在叛贼基本平定，正是端正法纪审查官员的时机，应从我开始。”代宗这才应允，让人将郭子仪多次辞谢的事迹记入史书，是说明他多么敬重郭子仪吗？虽不能说没有这层意思，但更重要是向后世表明，一个臣子功劳再大，也不要忘记忠心李唐皇室，郭子仪这样的都要恪守本分，他是在树立一个模范臣子的典型，也是一种形象宣传的把戏。
当然，为表示对郭子仪的恩宠，这就有年仅十四五岁的第六子郭暧尚升平公主一幕。夫妻十分年少，确实一开始很不和睦，发生“醉打金枝，绑子上殿”的故事。可后来他们夫妻关系很不错，郭暧的四个儿子全是升平公主所生。也许有人认为是公主刁蛮跋扈不让郭暧近女色，但这等豪门家庭本就女眷仆从众多，郭暧是一等权贵子弟，并非毫无背景当入赘女婿一样的受气包，如想染指女人，可以肯定看管不了。公主那是金枝玉叶，也不会时刻盯着郭暧，所以，客观上还是应该相信，郭暧和升平公主的感情后来确实不差，否则不可能两人接连生下好几个孩子。
影视剧醉打金枝剧照
经过一番变故惊吓，代宗再没有让郭子仪去陪先帝，还是调整让郭子仪在河中府（今山西境内永济市蒲州镇，唐肃宗至德年间把原蒲州升级为河中府，控制蒲州、绛州、晋阳、虢州、同州等地）。既可防范安史所在的北方故地，又对原朔方军属下各镇起到加强号令作用，除了这两方面考量，让他因此离开长安也可算一点附加的彩头。
此外，李豫忧心的重中之重还是如何有效巩固长安及周边关中地区，那就通过对鱼朝恩、程元振等宦官和军队关系进行了一番大动作，改写唐朝后期历史的神策军闪亮登场。
神策军本是玄宗拓边的后期才新设立，驻扎远在河湟高原，属于一支偏远的边军。由于平定安史各种抽调兵马支援才辗转进入中原，实际这支边军人数并不多。代宗李豫出逃陕州时，通过鱼朝恩调遣及时赶来护驾，然后跟皇帝回长安一直留着，起初驻守在城北北苑，所以后来成为固定的北军（古代京师防御分南北两支军队从汉朝就开始，任何朝代的皇宫都位于京城的北部，所以北军往往比南军起到的作用更大）。由代宗李豫和李泌对神策军进行改编，到德宗李适与李泌进一步完善，最后将神策军扩编到二十万人左右。
扩编神策军也并非全是新招人手，也有把其他地方兵力划入神策军，还有结合恢复府兵制方式进行吸收世家子弟扩充的，以此希望保障兵源（府兵过去是家庭世袭方式，且兵农合一，一是适当恢复府兵构成，一是让神策军融合府兵特色，目的都是充分保障这一队伍的兵力），总之，两代皇帝共同努力，终于使神策军成为唐朝后期最庞大的一股军事力量。
后人读史，有一个非常迷惑的疑问肯定是，既然代宗、德宗包括其他皇帝都希望把神策军视为保护自己，保护京师的重要支撑力量，为何不给值得信任和有本事的将领，反而要交给宦官？但凡重要的历史现象发生一定有原因和轨迹可循，这也绝不是偶然，一定有唐朝自身的独特原因。
首先，若回看唐代前期一百多年，传承非常不稳定。武后夺位，韦后跋扈，宗室有太平公主威胁，外部遇到安禄山起兵，包括肃宗张皇后危机……唐朝总体局面虽然比较兴盛繁荣，可对李唐家族而言，简直风波不断。好容易李豫坐上龙椅，同样经历动荡，自然对如何确保皇室地位稳固高度警惕，之后的德宗也依然如此。
安史在北方有不少遗留降将，首当其冲是防范各地带兵将领的祸害。皇帝需要牢牢把兵马控制，但皇帝自己又不能轻易带兵出征。经过安禄山、史思明和代宗亲历仆固怀恩，后面德宗继位后四镇风波、泾源之变等各种糟糕的变数，皇帝发现竟是谁都信不过，唯有跟从的心腹宦官才可信。宦官毕竟始终依附在皇帝身上，原则上宦官并不会当真取代皇帝，哪怕我们知道后面宦官势力大到可以废立，最低限度也还是从李家子孙里选择皇帝，这正是唐代皇帝能够长期把主力禁军交给宦官手里的根源。
其次，后人不少会觉得由宦官领军显得古怪。若了解历史发展脉络，这一点根本不古怪。同样因为宦官一来与皇帝关系十分密切，他们多是内侍身份，直属京师宫廷，不会轻易被地方人员拉拢。二来从玄宗开始，军队与宦官之间早有深厚渊源，像高力士、李辅国本就出自飞龙军，从宫廷派出监管军队的宦官一直不在少数，例如把大将高仙芝、封常清中伤害死的就是宦官边令诚；肃宗时也是鱼朝恩为军中观容使干扰统帅郭子仪导致败绩；后面宪宗时还有心腹吐突承璀负责讨伐藩镇，权势极大的王守澄也是安排在有平淮西大功的李愬身边的监军。能够出任地方的宦官往往都为天子心腹，对将领和士卒的威慑力一直就不容小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