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是一本好书，是一本经典的社会学入门书籍。七八十年过去了，书中的理念和对乡土社会的分析仍然鞭辟入里。读过这本书后，读者应当对中国社会的乡土性有更深刻的认识，认识到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本书非常薄，全文不过七万字。正如作者在前言和后记中提到：这集子里所收的十四篇论文是四十年代后期，我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的课程中所整理出来的一部分。这本小册子不是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
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那些影响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基层社会里发生作用。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工具。
一、《乡土本色》：乡土社会的“乡土性”带有三方面特点：乡下人离不了泥土、不流动性、熟人社会。现代社会是法理社会，乡土社会是礼俗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Durkheim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
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照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
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
这自是土气的一种特色。因为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地在一个地方生下根，这些生了根在一个小地方的人，才能在悠长的时间中，从容地去摸熟每个人的生活，像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一般。陌生人对于婴孩的话是无法懂的，但是在做母亲的人听来都清清楚楚，还能听出没有用字音表达的意思来。
二、《文字下乡》：乡土人可能缺乏现代社会的“知识”，但不是“智力”，现代社会的人同样并没有掌握乡土人的“知识”。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我们当然记得不少提倡乡村工作的朋友们，把愚和病贫联结起来去作为中国乡村的症候。关于病和贫我们似乎还有客观的标准可说，但是说乡下人“愚”，却是凭什么呢？乡下人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地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司机拉住闸车，在玻璃窗里，探出半个头，向着那土老头儿，啐了一口：“笨蛋！”
如果这是愚，真冤枉了他们。我曾带了学生下乡，田里长着包谷，有一位小姐，冒充着内行，说：今年麦子长得这么高。旁边的乡下朋友，虽则没有啐她一口，但是微微的一笑，也不妨译作“笨蛋”。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正等于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一般。
如果我们不承认郊游的仕女们一听见狗吠就变色是“白痴”，自然没有理由说乡下人不知道“靠左边走”或“靠右边走”等时常会因政令而改变的方向是因为他们“愚不可及”了。愚在什么地方呢？
三、《再论文字下乡》：不能因为乡土人不使用文字而批评其愚。根源是：乡土人使用“语言”已足够，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
在一个乡土社会中生活的人所需记忆的范围和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是不同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我已说过，向泥土讨生活的人是不能老是移动的。在个地方出生的就在这地方生长下去，一直到死。
在这种社会里，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当一个人碰着生活上的问题时，他必然能在—个比他年长的人那里问得到解决这问题的有效办法，因为大家在同一环境里，走同一道路，他先走，你后走；后走的所踏的是先走的人的脚印，口口相传，不会有遗漏。哪里用得着文字？时间里没有阻隔，拉得十分紧，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之间传授无缺。
四、《差序格局》：“差序格局”指由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所决定的有差等的次序关系。中国人独特的“私”的个性，造就了中国独特的“差序格局”。
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了。小到两三家合住的院子，公共的走廊上照例是尘灰堆积，满院生了荒草，谁也不想去拔拔清楚，更难以插足的自然是厕所。没有一家愿意去管闲事，谁看不惯，谁就得白服侍人，半声谢意都得不到。于是像格兰亨姆的公律，坏钱驱逐好钱一般，公德心就在这里被自私心驱走。
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岀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我们俗语里有一表三千里，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三干里者也不过指其广袤的意思而已。
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在一个社会里的人可以用同一个体系来记认他们的亲属，所同的只是这体系罢了。
体系是抽象的格局，或是范畴性的有关概念。当我们用这体系来认取具体的亲亲戚戚时，各人所认的就不同了。我们在亲属体系里都有父母，可是我的父母却不是你的父母。再进一步说，天下没有两个人所认取的亲属可以完全相同的。兄弟两人固然有相同的父母了，但是各人有各人的妻子儿女。
在我们乡土社会里，不但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是如此。现代的保甲制度是团体格局性的，但是这和传统的结构却格格不相入。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有喜事要请酒，生了孩子要送红蛋有丧事要出来助殓、抬棺材，是生活上的互助机构。
可是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个范围。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有势力的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村，穷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邻的两三家。这和我们的亲属圈子一般的。像贾家的大观园里，可以住着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宝钗，后来更多了，什么宝琴、岫烟，凡是拉得上亲戚的，都包容得下。
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像个小国。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我们一旦明白这个能放能收、能伸能缩的社会范围，我们可以明白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私的问题了。
我常常觉得：“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这和《大学》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在条理上是相通的，不同的只是内向和外向的路线，正面和反面的说法。为自己可以牺牲家，为家可以牺牲族。这是一个事实上的公式。在这种公式里，你如果说他私么？他是不能承认的，因为当他牺牲族时，他可以为了家，家在他看来是公的。当他牺牲国家为他小团体谋利益，争权利时，他也是为公，为了小团体的公。
五、《维系着私人的道德》：无数私人关系达成的网络中的人伦道德维系着差序格局。
从己向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每根绳子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社会范围是从己推岀去的，而推的过程里有着各种路线，最基本的是亲属：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向另一路线推是朋友，相配的是忠信，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孔子曾总结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六、《家族》：家族不仅包含生育功能，还有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的功能。
形态上的差异，也引起了性质上的变化。家族虽则包括生育的功能，但不限于生育的功能。依人类学上的说法，氏族是一个事业组织，再扩大就可以成为一个部落。氏族和部落赋有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的功能。我们的家也正是这样。我的假设是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使这基本的家，变成氏族性了。
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不论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都可以利用家族来担负；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为了要经营这许多事业，家的结构不能限于亲子的小组合，必须加以扩大。
而且凡是政治、经济、宗教等事物都需要长期绵续性的，这个基本社群决不能像西洋的家庭一般是临时的。家必须是绵续的，不因个人的长成而分裂，不因个人的死亡而结束，于是家的性质变成了族。氏族本是长期的，和我们的家一般。称我们这种社群作小家族，也表示了这种长期性在内，和家庭的临时性相对照。
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家的大小是依着事业的大小而决定。如果事业小，夫妇两人的合作已够应付，这个家也可以小得等于家庭；如果事业大，超过了夫妇两人所能担负时，兄弟伯叔全可以集合在一个大家里。这说明了我们乡土社会中家的大小变异可以很甚。但不论大小上差别到什么程度，结构原则上却是一贯的、单系的差序格局。
七、《男女有别》：在中国的乡土社会，家是个连绵延续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婆媳之间。
对于两性之间的感情，中国人格外矜持和保留，纪律排斥了私情。恋爱精神在乡土社会中是不容存在的，因为乡土社会不需要新的社会关系，更害怕旧的社会关系被破坏。乡土社会中男女关系必须有一种安排，使他们之间不发生激动性的感情。
恋爱是一项探险，是对未知的摸索。这和友谊不同，友谊是可以停止在某种程度上的了解，恋爱却是不停止的，是追求。这种企图并不以实用为目的，是生活经验的创造，也可以说是生命意义的创造，但不是经济的生产，不是个事业。恋爱的持续倚于推陈岀新，不断地克服阻碍，也是不断地发现阻碍，要得到的是这一个过程，而不是这过程的结果。
从结果说可以是毫无成就的。非但毫无成就，而且使社会关系不能稳定，使依赖于社会关系的事业不能顶利经营。依现代文化来看，男女间感情激动的发达已使生育的事业摇摇欲坠。这事业除非另外设法，由社会来经营，浮士德式的精神的确在破坏这社会上的基本事业。
在乡土社会中这种精神是不容存在的。它不需要创造新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生下来就决定的。它更害怕社会关系的破坏，因为乡土社会所求的是稳定。男女间的关系必须有一种安排，使他们之间不发生激动性的感情。那就是男女有别的原则。男女有别是认定男女间不必求同，在生活上加以隔离。
这隔离非但有形的，所谓男女授受不亲，而且是在心理上的，男女只在行为上按着一定的规则经营分工合作的经济和生育的事业，他们不向对方希望心理上的契洽。社会秩序范围着个性，为了秩序的维持，一切足以引起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着。男女之间的鸿沟从此筑下。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
八、《礼治秩序》：在乡土社会中，社会秩序可以依靠礼治。礼治不意味着文质彬彬，而是一种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尽管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
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是礼治一词不会像人治—词那样容易引起误解，以致有人觉得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九、《无讼》：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和法治秩序存在矛盾。
有一位兼司法官的县长曾和我谈到过很多这种例子。有个人因妻子偷了汉子打伤了奸夫。在乡间这是理直气壮的。但是和奷没有罪，何况又没有证据，殴伤却有罪。那位县长问我，他怎么判好呢?他更明白，如果是善良的乡下人，自己知道做了坏事决不会到衙门里来的。
这些凭借一点法律知识的败类，却会在乡间为非作恶起来，法律还要去保护他。我也承认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实。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
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