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九年正月，努尔哈赤下九次汗谕，清查所谓“无谷之人”，并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捕之送来”，最后于正月二十七日下令：“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
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对村庄的汉人， “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时奴贼既得辽阳，辽东八站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江边…… 其后，贼大至，义民不肯剃头者，皆投鸭水（鸭绿江）以死。”
崇祯十一年冬至十二年春，清军在畿辅、山东一带掠去汉民四十六万二千三百余人，崇祯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军又“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清太宗实录》）满清入关后，继续劫掠人口。 顺治二年八月辛巳日谕兵部“俘获人口，照例给赏登城被伤之人。”
被满清掳掠去的汉族人遭受非人的虐待，大量自杀。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清史稿》），仅自杀的汉人，在满清入关前后几十年间，就不下10万人。被虐待致死的，更不在少数。
由于满清的疯狂虐待，大量汉族人逃亡，“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清世祖实录》）
满清统治者为了制止逃往，强化其1626年颁布的《逃人法》，顺治皇帝颁订：“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顺治六年又改为“隐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再行申饬，自此谕颁发之日为始，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清世祖实录》） 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发生在清军攻破扬州城后对城中平民进行大屠杀的事件。由于当时南明将领史可法对清军的殊死抵抗，在同年四月廿五日（5月20日），清军攻占扬州后，当时大雨倾盆，多铎宣布在扬州城内进行了屠杀。当时的幸存者王秀楚所著《扬州十日记》中记载屠杀共持续十天，故名“扬州十日”。
清军攻破扬州城后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大肆屠杀，史载：“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初四日，天始霁。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溃。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室中氤氲，结成如雾，腥闻百里。”后来由城内僧人收殓的尸体就超过了80万具。 1645年（弘光元年）发生在清军攻破嘉定后，清军将领李成栋三次下令对城中平民进行大屠杀的事件。
“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 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日昼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嘉定乙酉纪事》） 昆山县人民杀该县清委知县阎茂才，起兵反清。七月初六，清军破城，随即屠城，士民死难者达数万人。
“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纪），“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研堂见闻杂记)) 永历二年（1648年），金声桓、王得仁在江西起兵抗清，七月初十清军包围南昌。次年三月间，南昌城陷，清军屠城。
“妇女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三伏溽炎，或旬月不得一盥拭。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而在营者亦十余万，所食牛豕皆沸汤微 ?集而已。饱食湿卧，自愿在营而死者，亦十七八。而先至之兵已各私载卤获连轲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胜，庶几生还；至是知见掠转卖，长与乡里辞也，莫不悲号动天，奋身决赴。浮尸蔽江，天为厉霾。”（徐世溥《江变纪略》） “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 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 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祭共冢文》 王鸣雷），“可喜屠广州,孑遗无留;逸出城者,挤之海中。”（倪在田《续明纪事本末》）
《广州市宗教志》：“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死难70万人。’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
意大利籍耶酥会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在《鞑靼战纪》中记述:“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 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记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 永历三年（1649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清军抵达南雄，年三十除夕晚上清军放火焚烧鼓楼，趁明军慌乱救火之际，攻入城内。对南雄县民大肆屠杀，“大清平、靖二藩克雄城，民尽屠戮，十存二三。”（乾隆十八年《南雄县志》）
“ 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清军文书陈殿桂，《雄州店家歌》） 鞑靼所至，无不狼藉，尸则无完肤，人则无完发，烧杀抢掠，乃贼人之便饭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