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口的膨胀导致了人地冲突的加剧
虽然从康熙24年的6亿多亩到光绪年间的9亿多亩，土地数量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但是这远远满足不了迅速增长人口的的需要。而清政府一系列带有民族压迫性质的措施，更是激化了人地冲突。
此外，清政府还发动大量人力物力，在东北设置柳条边，禁止汉人进入东北，以保护王朝所谓龙脉以及东北地区生产的皇室贵族所需要的人参、东珠等特产。这一切进一步导致了土地资源的浪费，激化人地冲突，为接下来一系列矛盾的爆发点燃了导火索。
二、人口的膨胀导致了各类矛盾的激化
1、社会矛盾的激化
这主要体现在民间纠纷不断增多，这主要表现在民间司法诉讼的增多。而在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关于冒祖争山、土地买卖和争夺土地。
2、阶级矛盾的激化
社会矛盾一旦增多并且得不到解决，就容易上升成阶级矛盾，成为农民起义的火药桶。而由于人口膨胀所导致的失业流民增多与帮会组织的兴盛，更是为频繁的农民起义提供了人力物力，创造了有利条件。有清一代共268年，各类农民起义层出不穷。
3、人口膨胀导致了民族矛盾的激化
人口的剧增，还使许多汉民涌入少数民族聚居区，与之争夺生存空间，导致了民族间的冲突。在西南苗族地区“改土归流”之后，汉族官僚地主及商人即所谓“客民”，不断侵占苗族人民的土地，将“苗地”化为“民地”。
而在西北地区，原本游牧民族所放牧的广大草原被逐渐侵占，生存空间遭到了进一步挤压，也引起了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反抗。从康熙到乾隆，经历了三代皇帝，举全国之力，方才最终基本稳定新疆地区。
为此，乾隆皇帝还不得不在平定回乱后，实行种族灭绝政策以彻底扫除反抗势力，在历史上留下了显著的污点。
三、人口的膨胀导致了环境的恶化
人口的膨胀，使得人们对生态资源的索取愈发苛刻，从而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而生态环境的恶化，反过来又加剧了人们的生存环境的恶化，形成了恶性循环。
在南方地区，过度围湖造田，毁林开荒，使得水土流失加剧以安徽当涂县的大公圩为例，过度的开发导致圩区生态环境的失衡，其直接表现有：
1、灾害频发；
2、受灾面积大。大公圩地势低下，一遇水灾，往往整个圩区一片汪洋；
3、灾害的破坏性大。一方面灾害造成农作物减产，圩民的基本生活设施被毁；另一方面灾害还污染了水环境，导致瘟疫流行。
而在西北边疆地区地区，过度放牧、过度开垦、过度樵采，使得次生盐碱化现象突出。大片大片的绿洲被开辟为农田，却又因为缺少保护变成荒漠；与此同时，过度用水浇灌，导致了土地盐碱化，西南地区同样有石质荒漠化现象的出现。所有这一切都加剧了荒漠化程度。
另外虽然美洲引入的作物如玉米、番薯等增加了粮食产量，但其在西北地区的推广对当地环境的破坏却也不容小视。
四、人口膨胀加剧了社会竞争，进而导致清政府的腐败
由于生存空间日益仄逼，资源分配日趋紧张的状况，各级政府成了越来越多的科举职业大军附着的机体，各级行政机构冗员充斥，而后备队伍（包括捐官者在内）在官衙门外却仍排着长队，似乎看不到尽头。
在清朝，即使你通过科举考试取得了做官的资格，也不见得能马上上任，能不能去做官理论上由有关部门按照先后安排。因此，多数都还得拿大量银子去“孝敬”上级，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得到一份官职。
不少人仅仅是徒有虚名，空挂“候补”一职，甚至一辈子也不见得能吃上皇粮。而那些花大价钱得到官职的人，一上任便是和当地的绅士地皮勾结，鱼民百姓，愚弄乡里。
清朝人口迅速增长的原因：
一、疆域的空前扩大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空间
清朝版图辽阔，疆域比汉朝、唐朝全盛时代都大得多，宋明两朝更不能与之相比。元朝的疆域面积大于清朝，但是不同于元朝的羁縻统治，清朝在庞大的疆域内都建立起了实际有效的统治。
空前的疆域扩展也带来了大规模开拓边疆的热潮，清政府在新统治的范围内开垦了大量土地，并通过移民等方式充实边疆，缓解内地的人口压力，这一切都大大拓展了华夏民族的生存空间。
二、农业的发展奠定了人口增长的物质基础
有清一代，虽然出现了深耕犁，水利高转筒车等新的农业生产设施，但是和明代相比较，技术上基本上没有多少变化，只是植棉区比明代有所扩大和增多。这一时期，高产作物的引入是农业发展的重要表现。来自美洲的玉米和番薯的引入与大面积种植，为人口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
清时期美洲粮食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传入我国，对我国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与清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为人口增长扫清了障碍
众所周知，战乱不仅会导致社会的长期动荡，还会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损失，是古代中国社会人口增长的主要障碍。
清朝自康熙平定三藩以来，虽然依照史书上记载战争依然频发，但纵观这一时期，这些战争具有规模小、影响小的特征，且主要集中在边疆局部地区。大规模的全国性战争的消失，稳定了社会秩序，为人们安居乐业、繁育后代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清政府创造性税收政策彻底解除了盘踞在人们头上的红线，激励了人口快速增长。其在人口方面的影响有三：
1、因为不再按人口数量征收丁银，人口的增长速度加快；
2、人口统计趋于准确，隐瞒人口数量的情况减少；
3、在人口流动控制方面，从以前的人为控制转为通过税收政策调节，使人口流动下降。
人口的急剧增长无疑会给社会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制约社会发展，清朝同样如此。清朝人口增长加剧了社会资源的紧张，导致人多物少，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物价上涨，尤其是米价和田价的的上涨。在康熙年间末期，就多次出现米价上涨事情。康熙五十一年(1712)，“帝与大学士等议米价，谓连岁丰收而米价不减，主要并非烧酒用米过多，而在于生齿日繁，闲人众多且富户屯积之故”。
清代的人口数据主要来源于《清实录》和王先谦《东华录》，将其中所载清前期历年人口数作一排比，就可发现，雍正十二年(1734年)，全国“民数”为27355462，而仅仅过了十七年，到乾隆六年(1741年)，“民数”就达到143，411，559，②七年之间，“民数”增加了四倍多，这显然是难以置信的。当代诸多人口史家对这一现象作出了解释。何炳棣认为，清代人口统计，以乾隆六年为界，有截然不同的统计方法，分别为两个不同的系统。乾隆六年以前的“民数”，“既不是人口数，也不是户数或纳税的成年男子数，只不过是赋税单位”③。乾隆六年以后的“民数”，才是包括“大小男女”在内的全国总人口。因此，前述乾隆皇帝所看到的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的“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二千二百余名口”，只是纳税单位，经人口史家的复原，实际人口数为一亿左右。④1760年前后，中国总人口上升到二亿，1787年前后，上升到三亿，1830年前后上升至四亿。⑤因在康熙年间，清朝人口已过一亿，清前期人口增殖率之高也许不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但其人口增长的总规模却是空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