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现在是被公认为中唐的第一大家，一生无论顺境逆境都不结党，以性格超然平和著称。但他年轻时任左拾遗时是个刺头，经常让皇帝不能下台。后来因为母亲过世，他在乡守孝三年多，到元和九年底，才期满回朝，被授太子左善赞大夫，隶属东宫太子的一个谏官。于是就到了对诗人来说极为重要的元和十年，这一年是公元815年，他刚满43岁。
这一年夏六月，藩镇李师道派遣刺客入长安，在力主削藩的宰相武元衡凌晨入朝途中将其刺杀，御使中丞裴度被刺伤，一朝宰相横尸街头是自古以来未有的大事件，当时刺客极为嚣张，在长安留下这样的字迹:“毋急捕我，我先杀汝！”朝廷的权威受到极大挑衅。事件爆发后，群臣战战兢兢，只有白居易怒发冲冠，第一个站出来向皇帝上疏，要求全力捕捉刺客。
这样问题来了，武元衡凌晨被刺，白居易当天午时就呈书于皇帝。难道这有错吗？
在我们现在看来，不但没错，而且忠勇可嘉。但官场的各种规则，白居易忘记了；站在一边的是他得罪过的人，白居易忘记了。白居易上疏后，有大臣立即站出来，不是要求捕捉刺客，而是指责白居易：白担任太子左善赞大夫，是东宫太子属官，而宰相被刺后，上疏言事的应是朝廷谏官，白居易先于朝廷谏官上疏，破坏了朝廷规矩，也就是说越位了。
《旧唐书》:“（元和）十年七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
此时的宰相是谁？除被刺的武元衡外，宰相还有张弘靖、韦贯之。
二人都不是小人，张以“雅厚信直”著称于时，韦“严身律下，以清流品为先”，二相指责白居易，纯粹是站在官员各在其位的角度。但另外一些人就不是了。因为就在这个关节上，有人向白居易砸去了更重的石头，这就是“不孝”的罪名。有人称:白居易之母因看花落井而死，白在守孝时却写下与花、井有关的诗歌。
陷害者既有被白居易抨击过的不法之臣和宦官，也有李吉甫的门生，各种看着白居易不顺眼的人暂时团结在一起，这下宪宗皇帝也骑虎难下了，于是贬白居易为江州刺史。江州是今天的江西九江，在唐时已非常重要，属中上等州，可以看作皇帝的照顾。
但白居易刚出长安，时任中书舍人的王涯（后升为宰相，死于“甘露之变”）就上疏皇帝，落井下石说白居易不孝，这样的人怎么能做一州刺史？宪宗只好追加了一道命令，再贬白居易为江州司马。
从长安到江州，千山万水。白居易一路行来，思绪万千，怎么一下子就到了眼前这一步？从中央贬到地方，还没到地方又被贬为小吏，命运仿佛跟他开了个玩笑，而他还没有醒过神儿。他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即使先于谏官上疏，不合朝廷规矩，也罪不至此吧？后来我们看《唐律疏议》发现：就算是越权言事，也就是跑步犯规，确实不能构成罪名，何况上疏的背景是当朝宰相被刺这样的特殊事件。他更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落井下石。他是不是得罪的人太多呢？江州之行对他的命运来说意味着什么？他还有机会返回长安吗？跑步犯个规就要罚跪么，江湖何时这么险恶？
一路行船，白居易陷入巨大的迷惘，这件事也成为他人生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但他不知道的是，从那天起，他的名气已经天下皆知，而后来在江州的一曲《琵琶行》，无意中更将他的声名推向了新的高峰。那些害他的人，最终成就了他一生不朽的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