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景中教授
范景中，1979年理论教研室的第一届研究生。史论系与中国美术学院一同经历了风雨历程，在“文革”之后史论工作开始逐步走上正轨，当时并不叫史论系，而是理论教研室，于1979年起，理论教研室开始招收史论研究生，注重史论专业人才的培养和接班人问题。首届研究生的导师，中国美术史为史岩、王伯敏；外国美术史为钱景长、严摩罕；美术理论为卢鸿基。当时录取的5名研究生中范景中为美术理论方向卢鸿基先生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为理论教研室增添了有生力量。
在八十年代下半期至九十年代上半期，史论系的学术研究逐渐偏向人文学科方面，同时关注了方法论问题，不再是以往的单纯分析艺术品，具备了更广阔的视野，将艺术与其他学科相互交融，把艺术放在文化史、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等背景中进行考察。同时，1984年底范景中接任主编的《美术译丛》及1986年的《新美术》成为史论系的学术阵地，一度在国内影响最大。
自1984年以来，范景中陆续地在《美术译丛》上向国内的美术史学者介绍了国外同行的一些研究方法及其成果。尤其是对瓦尔堡学派的系统介绍，使国内学者耳目一新。与此同时，他也有针对性地选刊一些文章，及时地纠正那些急于求成者的误解。 “机遇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范景中教授从小就对美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是由于家庭条件所限,在小学时就不得不放弃了他对美术的热爱。但是范老师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对知识的渴望，整天泡在图书馆和书店里看书。在高考制度恢复之后，范景中教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但是因为对文学的喜爱，加上一份对美术割舍不掉的情结，他又在1979年考入了浙江美术学院攻读艺术理论。范景中教授多年热爱美术的梦想就在此时得到了实现。
当问到范景中教授怎么看待他现在取得的成就时，范老师非常谦虚地告诉我们：“机遇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我读书只是在‘读书无用’的年月中排遣有涯的人生。如果说有成就，那只是别人的幻觉。我觉得读书是一种幸运，又逢上了机遇，不至于有衣食之忧。这比起那些聪明有才华而没有机遇的人来，确实是运气。希望年轻人多努力，机遇到来时，就能够抓住它。”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与范景中教授有着相同命运的人很多，其中不乏天资聪颖者，但是因为范景中教授有着对学习的执著和不懈的追求，这使得他能够抓住机遇，在高考制度恢复后圆上自己上学的梦。虽然范老师在讲述这一切的时候神情非常轻松，但是我们看得出，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论是心理方面还是精神方面，他都经受了我们所无法想象的痛苦和磨砺。 “教师素质决定教学的质量”
“一个好的教师能够带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热情；反之，一个不负责任的老师也能够磨灭一个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的路子应该正，只有教师的路子正了，学生才能往正确的方向努力。”
范景中教授一直认为，“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好的教师能够带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热情；反之，一个不负责任的老师也能够磨灭一个学生的学习兴趣。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应该是亦师亦友，亦师亦生。”他说，老师要正确地引导学生学习的方向。虽然，现在教师的整体素质越来越高，但是由于某些方法的不得当还是使得一部分同学对学习失去了学习的兴趣。
范景中教授认为，教师的路子应该正，只有教师的路子正了，学生才能往正确的方向努力。当记者问道：“那如果遇到了不怎么样的老师应该怎么做呢？”范老师回答说：“其实有时候自学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学习方式，虽然没有了老师在旁指导，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解答问题印象会非常深刻，效果也会很好。”范老师在谈起他的学生时，脸上便洋溢出自豪的表情。他认为，在许多方面，他的学生可以称得上是他的老师，他说，他在教授学生的同时也能从学生那里学到很多新的知识。
新的工作蓝图 新的努力方向
“一个国家的美术教育史非常重要，它对社会的形象、建筑、广告以及国民的穿着打扮都有一定的作用，对于提高国民的内在素养也有很重要的影响力。所以，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学生打好基础，提高学生的整体美术素养。”
范景中教授谈到了现在教育体制中还存在的一些问题。他认为现在文科的发展速度不但没有理工科的快，反而有停滞的趋势。主要表现在语言的衰落上。这并不是讲我们的说话在退步，而是我们的外语水平、中文写作水平在退步。现在外语课程的教学已经将语言与文学划分开，只是单纯地教授语法和词组，没有与文学作品联系起来。范景中教授认为，学习外语也要学习外国的文化，语言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文学水平的退步在文言文与文学作品上体现了出来。当我们问到范老师对今后的教学有什么新的设想时，范老师笑了笑说：“其实我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努力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比如目前正在联系人文学院，希望在人文学院开课程，带博士生，为学校培养一些美术史方面的人才。
其次，通过我们这些老师，特别是年轻老师的共同努力，提高我们学校的美术教育水平。我很早就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认为，一个国家的美术教育史的研究和教学非常重要，这门学科对社会的形象，例如周围的建筑、广告以及人们的穿着打扮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提高国民的内在素养也有很重要的影响力。我们现在还停留在表面学习的阶段。所以我认为现在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打好基础，提高学生整体的美术素养。”据了解，范景中教授现在已经在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请一些在美术界非常有权威的名家走进校园，为全校师生作综合素质方面的讲座，届时，他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够走进这些名家课堂，感受美术的熏陶。 对于国内美术史研究的现状：范景中说，我们的第一个缺陷是对原作关注太少，美术史毕竟是研究作品的，如果对研究对象不关心，就失去了研究的意义。
在欧洲，经常会在博物馆、教堂、宫殿看到老师领着幼儿园的小孩去参观，他们从小就受到美术教育，有一个很好的视觉感受环境，在不知不觉中鉴赏的眼光就训练出来了。而由于我们从小缺少这种条件，使得我们的公众丧失了艺术的敏感，现在很多城市建筑乱七八糟，而公众都可以容忍，就是这个原因。
另外，现在国家经济发展很快，向西方学习的步伐也走得很快，我们在学到好东西的同时，也学到一些糟糕的东西。二战以后，西方人文学科的地位下降，直接表现在人文学科上投资下降。研究人员要通过申请项目来获得资金，学术研究丧失了高贵性。这是很不利于人文学科发展的。
谈到美术馆教育的缺失问题：范景中说，中国博物馆教育的作用，现在已经开始在发挥了。像关山月美术馆举办的黄宾虹画展，这是好事情，实际上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在改变我们，因为我们看了之后，知道了我们看不懂。如果有人想理解文人画，那么他自己就会想办法获知答案，他可能会去看一些书，也会去听一些专家学者的讲座。我写了一篇文章《附庸风雅与艺术欣赏》，就是想回答这个问题。例如说我听古典音乐听不懂了，我只好请教音乐专家。听了专家的见解，可能我觉得不以为然，也可能在某些观点上受到启发。这样一来，我的眼光、感受就会慢慢发生变化。一开始可能是不懂装懂，听专家的，慢慢就会有自己的感觉了
他认为，艺术欣赏只能从附庸风雅开始，因为艺术欣赏不仅是生物性的感官反应，也是一种社会性的感官反应。如果一个人进了博物馆，却以一种拒斥的眼光来看待艺术品，那么吃亏的将是他自己，因为他进了等于白进，丧失了学习的机会。他为什么不问一问，自己看不懂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只因为觉得看不懂，就转身从博物馆里出来，这就完全断裂了自己和博物馆的联系。 天乐。我最佩服的是那种吃苦而不诉苦的人。”
在1989年时，范景中教授被检查出患有癌症。在得知自己的病情后，范老师并没有痛苦绝望，而是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去挑战病魔。那时候，他甚至是自己骑着自行车到医院去检查身体。范景中教授非常喜欢音乐，他曾用莫扎特与贝多芬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态。他说：天乐。他们的生活都不幸，但不像某些哲学家那样，自己不幸还要让别人一起来感受。我最佩服的是那种吃苦而不诉苦的人。” 许多同学现在一直在考虑学什么才能有出路，才能找到工作，所以很多冷门的职业越来越少有人去涉足。但是范景中教授却认为，“其实学什么都能够找到工作，关键是你学得怎么样。”他说，天分好的人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勤奋的人一定能够成功。
世上有两种人最可怕：一种是年轻人，因为他有时间，有精力，潜力无穷；一种是有天分，但又非常勤奋的人。只有天分不可怕，因为大部分有天分的人都会依仗自己的天分偷懒，如果一个人既有天分，又勤奋，那他的前程是无限量的。“我常用的一句古训是：是日已过，命亦随减，但念无常，慎勿放逸。时间宝贵，抓紧时间，努力学习。”这是范老师对这些风华正茂的青年人提出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