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传》编写组在第二十一章 东北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织者 第一节 土改、诉苦和组建二线兵团 写道： 在夏季攻势使东北战局发生转折的同时，1947年6月，全国性的战略进攻也开始了。 刘邓大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在敌人的心脏地区插上了一把利剑，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与此同时，太岳兵团和华东野战军又一左一右，挺进豫西和豫皖苏。这三支南下大军，逐鹿中原，使全国战局大为改观。
在关内各路大军连战连捷的胜利形势鼓舞下，东北民主联军从1947年9月到翌年3月接连发动了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共歼敌20余万人，解放包括四平、鞍山在内的城市33座。
东北敌人屡战屡败，不得不三易主帅。1947年民主联军的夏季攻势一结束，杜聿明便黯然离开东北，自视颇高的陈诚顶而代之。他一面指责杜聿明消极无能，一面吹嘘要在“六个月内转变为优势”。他的大话言犹在耳，民主联军秋季攻势就歼灭他的军队6.9万人，给他来了个下马威；接着民主联军又举行了连续作战90天的冬季攻势，消灭国民党军队15万多人，更使陈诚手足无措。于是，蒋介石只好再度换马，1948年2月派卫立煌来接任。陈诚在东北时间刚好6个月，而国民党军队非但未“转变为优势”，而且已经只能龟缩于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的地区，其占领区仅占东北总面积的1%。但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仍有50万左右。搞好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思想建设、军事建设、组织建设、后勤建设、动员工作和军工生产，为歼灭这50万敌人，解放全东北创造条件，这是罗荣桓从莫斯科回来后所从事的一切工作的中心。 在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期间，在西满、南满新收复区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千千万万农民翻身做了主人，站在共产党一边。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战争的前途。 解放军指战员绝大部分来自农民，他们都曾身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每人都有一本苦情账。配合土改，进行诉苦，乃是提高指战员觉悟的最有效形式。
1947年，以诉苦为主要方式的阶级教育在第三纵队开展起来。罗荣桓发现这一经验后紧抓不放，立即组织机关干部下去了解这方面的经验。 1947年9月28日，毛泽东亲自修改并向全军批转了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进行诉苦运动的经验。 随着广大指战员阶级觉悟的空前提高，各部队都因势利导，开展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号召大家“磨刀杀敌”、“复仇立功”、学好五大技术①和林彪总结部队实战经验而提出的“一点两面”、“三三制”等战术，① 提高杀敌本领，准备随时投入战斗。
诉苦和群众性大练兵极大地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斗力，为即将到来的对国民党军的战略决战，准备了一支精锐的大军。 继诉苦运动之后，罗荣桓和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又抓了部队的土地改革教育，学习中共中央于1947年10月10日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 当时，在部队中也曾发生个别人帮助地主隐藏财物，干涉群众斗争，强迫群众释放被捕地主，甚至枪杀农会主任，解除工作团的武装等丧失阶级立场的现象。有一个连长蜕化变质，与地主小老婆通奸，竟枪杀了民主政府的村长马玉。后来，政府为马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公审、处决了那个连长。这就是有名的“马玉事件”。
针对这些情况，罗荣桓指示东总政治部通告全军：在经过广泛的土改教育之后，如仍有包庇地主、干涉群众斗争等类行为者，不论其出身和历史如何，均须给予批评与处分，严重者开除党籍，犯罪者法办。
部队经过土地改革教育，《土地法大纲》深入人心，进一步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 在1948年二三月间的东北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上，罗荣桓明确指出：“姓‘穷’的打姓‘富’的，只能是打击地主，不能打击工商业。”他提出：部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应当是“以阶级教育为基本内容，在集中领导下，普遍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以群众自己的经验来教育群众，把群众的水平提高到党的政策水平上来”。 当时，以“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代替党的领导的唯成分论的观点和“群众说了算”的口号，曾一度流行。罗荣桓顶住了这种“左”的偏向，说：“军队绝对不能搞贫雇农坐天下。如果这样搞，就是反干部、反知识分子。”所以这些错误的口号，没有在东北的部队中传播。当时，有些地方政府打电报到部队，要将一些出身不好的干部要回去，交群众斗争。罗荣桓说：“这些干部虽然出身不好，但已背叛了原来的阶级。”没有同意这些地方政府的要求。在部队的土改教育中，罗荣桓主张只采取自报公议的方式，检查干部战士的家庭出身，用自我批评和说服教育的办法，检查纠正个人思想上的非无产阶级影响。
与此同时，有些部队在群众工作和征发① 工作中也一度出现了某些“左”的偏向。如私打土豪，把富农当地主、把中农当富农对待，滥征车马，宰杀耕牛，以及损害中农利益和违反工商业政策等。罗荣桓提出建议，于1948年1月30日以“林、罗、谭”名义发出了《没收、征发工作与群众工作的补充指示》，及时纠正了这些“左”的偏向。
经过土地改革，广大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保证了前后方粮食供给。与此同时，东北地区的工矿、交通、文化教育等事业都逐渐得到恢复。这就使东北解放军有了一个社会日趋安定、经济日益发展、可以源源供应人力和物力的稳定后方。 1947年7月27日，东北局作出了关于成立二线兵团的决定，分工由罗荣桓负责主持这项工作。组建二线兵团的方法，是动员大批翻身农民、工人入伍，抽调野战军或地方武装的干部和老战士做骨干，不经过地方武装逐步升级的阶段，直接编成独立团，实施短期训练后，补充主力或编成新的师。事实证明，这是在有利的客观条件下，迅速扩大主力的有效方法。 1948年1月5日至7日，罗荣桓分别主持召开了北满七个军区（吉林、牡丹江、松江、合江、龙江、嫩江、辽吉）的会议，讨论组建二线兵团第一批独立团的训练和编制、第二批独立团的准备、干部的培养以及前线军区的作战任务等问题。
在松江军区的会议上，罗荣桓说：“目前正在训练的第一批40个独立团，必须在1月底以前每团补足2500人，一个不能少。而且，要切实保证兵员质量。到3月间，这些独立团开上前线补充主力的时候，总部将派人实地点验，包括人员的素质和练兵成绩。第二批独立团，经过同各省委商量，东北局决定再成立126个。其中北满46个，热河50个，南满30个。每团2500人，总计30万人。第一期4月至7月，先完成70个；第二期8月至12月，再完成56个。组训经费由各军区负责，实在有困难的，总部可以补助一部分。”
接着，宣布了北满组建46个独立团和培训7200名连排干部在各军区的分配数字。对组建中的武器装备、后勤供应等问题也作了具体规定和要求。
“任务已经明确了。北满要扩大20万农民参军……”说到这里，他突然问道，“松江省委负责同志来了没有？”
松江省委副书记李德仲站了起来答道：“来了。”
这是罗荣桓和李德仲在东北的第二次会面，第一次也是在东北局召开的一次会上，罗荣桓一眼就认出了他，并主动向他打招呼。坐在一旁的李富春问罗荣桓同李德仲是怎么认识的，罗荣桓向李富春谈了十年前在平山洪子店的往事①。
在松江军区的会议上，罗荣桓又见到了李德仲，便招呼他到前面就座。罗荣桓接着讲这20万兵员的问题，说明东北局决定在松江动员5万人参军。他问李德仲：“老李，怎么样，这个数字有困难吗？”
“有困难。”李德仲直率地说，“我们已经动员了3万，再动员5万怕是完不成。”
罗荣桓听了很安详但又很坚决地说：“你们松江土改搞得比较健康，农民有了土地，就会起来保卫胜利果实。这个数字不算主观，我们对农民的觉悟要有足够的估计。会后，你们省委研究一下，再答复我。”
会后，李德仲向省委作了汇报。松江省委经过讨论，决心执行东北局、东北军区的决定。结果，参军农民达到5.7万人，超额完成任务。 到1948年3月冬季攻势结束，东北人民解放军进行又一次整编时，第一批成立并已训练完毕的独立团实际上达88个，22万人，其中大部分补充了主力。再加上5万多“解放战士”，使主力部队空前充实。东北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除原有的第一、二、三、四、六纵队外，1947年8月以后，又先后成立了第五、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纵队。同时，将二线兵团的另一部分和地方兵团编成了15个独立师。此外还有1个炮兵纵队，1个坦克团，3个骑兵师和1个铁道纵队，都做到了兵员满额。到1948年8月止，主力部队共70万人，加上地方武装，总兵力达105万人。其中，作为二线兵团补充部队的已达164个团，37万人。① 为了把这些二线兵团组建好，罗荣桓还派总部机关人员下去实地点验，检查二线兵团的训练成绩和部队素质。
这是关于罗荣桓的故事，还有关于山东省减租减息和反奸诉苦运动 ，让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当时的情况．
1945年8月，持续8年的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彻底胜利，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但是，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没有解决中国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中国社会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仍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由于当时的国内形势，中国共产党正努力为实现和平建国的方针而斗争。因此，在各解放区没有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是对地主阶级继续实行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对汉奸则进行了反奸清算斗争。
从“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达14年之久，中国人民饱受奴役和战乱之苦，付出了重大代价和牺牲。因此，抗战胜利后，广大人民渴望和平、民主，要求安居乐业，重建家园。
中国共产党顺从人民意愿，提出了和平建国的方针，并为此进行了不屈的斗争。 1945年8月28日，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在40多天的谈判中，中共代表经过再三努力，作了许多必要斗争和让步，终于在10月10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双方宣布“坚决避免内战”，“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并确定召开统一的政治协商会议。同时，各党派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经过激烈的斗争，会议通过了5项有利于人民的协议，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纲领》规定：“实行减租减息，保护佃权，保护交租，扩大农贷，严禁高利盘剥，以改善农民生活，并实行土地法，以期达到‘耕者有其田’之目的。”
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必须考虑到人民的和平愿望，履行政治协商会议协议的有关规定。因此，194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减租和生产是解放区的两件大事》，阐明“目前我党方针，仍然是减租而不是没收土地”，“告诉党员坚决同人民一道，关心人民的经济困难，而以实行减租和发展生产两件大事作为帮助人民解决困难的重要关键，我们就会获得人民的真心拥护，任何反动派的进攻是能够战胜的”。 在这种形势下，1945年秋冬到1946年春，中国共产党在各解放区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斗争。
1945年对日开展全面反攻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大量失地，从而，使新解放区不断扩大。据统计，1945年上半年大反攻以前，山东抗日根据地拥有47168个村庄和2082.8万余人。这时，解放区占全省总面积的68%，游击区占13%，敌占区为19%，到1946年3月，解放区扩大为65422个村庄和2899万余人。这时，解放区占全省总面积的92%，国民党统治区占8%。也就是说，1945年对日反攻以后，解放区收复了18254个村庄，解放了806万人口。新解放区的反奸清算斗争也大体就是在这个范围内进行的。
新解放区过去在日伪统治下，人民受尽了欺凌和奴役，农村中到处都有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惨情景。这些地区解放以后，日伪公开的军事力量和政权机构被摧毁，但是日伪残余、汉奸地主在政治上的权势一时还未肃清，民族矛盾还未彻底解决。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在新解放区群众斗争从清算、反奸诉苦开始，继而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和增资运动。
反奸诉苦、清算斗争是解决民族矛盾的继续。斗争的对象是汉奸和恶霸地主；斗争的政策是依法没收他们的土地和财产；斗争的方式是批判控诉和清算。
为了搞好这场斗争，1945年8月15日，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制定公布了《山东省惩治战争罪犯及汉奸暂行条例》，山东省政府制定公布了《山东省汉奸自首自新暂行条例》、《山东省处理汉奸财产暂行办法》等法令、法规，对“效忠于日本帝国主义、罪大恶极、为人民所痛恨者”，一切“积极破坏民族解放事业者”及其财产作出了明确的惩治和处理的规定。9月30日至10月13日，山东省第二届各界救国会在临沂召开联席会议，确定了迅速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反奸诉苦，并把群众武装起来为保卫胜利果实而斗争的工作任务。会后，全省解放区反奸诉苦和清算斗争逐步开展起来。但这时的斗争还是局部的，小规模的。
10月25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机关北移到达山东。华中局和山东分局合并组成中共华东中央局，统一领导山东和华中地区的工作。 滨北地区在两个月内有80%的村庄掀起反奸诉苦高潮，对汉奸恶霸开展了面对面的斗争。3月，鲁南一、二、三地委相继在邹县、滕县、邳县召开万人大会，控诉汉奸、特务、恶霸罪行，镇压了大汉奸、伪滕县警察局长史鹤亭、伪邳县县大队副大队长杨树生和邳县维持会长曹邦灿等人，大长人民的志气，鼓舞了群众斗志。昌潍平原的5个县27个区都召开了千人以上群众诉苦大会，群众在清算中提出要求：打人的要赔礼道歉；杀人的要偿还性命；霸占东西的要归还原主；敲诈勒索的要赔偿财物；大汉奸的土地要没收分配给劳苦百姓。当地政府均顺应了群众的要求，使诉苦、清算斗争一浪高过一浪。胶东、渤海地区也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奸诉苦和清算斗争。
新解放区的群众在斗争中表现出极高的革命热忱。反奸诉苦斗争正值寒冬腊月，各地群众大多穿着破袄单裤，他们顶着凛冽的寒风，往往顾不上吃饭，从早到晚坚持在会场上，声泪俱下，滔滔不绝地控拆汉奸恶霸的罪行，尽情地倾吐胸中的苦水。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6年1月至5月，渤海区有1.5万个村庄发动了群众，没收、清算土地50余万亩；胶东区有1.12万个村庄开展斗争，没收、清算土地40余万亩；滨海区仅滨南就开展斗争4700余次，清算土地198万余亩，粮40余万斤。
在反奸诉苦、清算没收汉奸、日伪土地斗争深入发展的基础上，新解放区开展了对地主阶级的减租减息和增资斗争。由于1944年下半年收复的一些新区还没有进行这种斗争，因此，减租减息斗争大约在占全省40%的地区3万余个村庄中进行。
减租减息和增资斗争和反奸清算斗争具有不同的性质。这种斗争是为解决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削弱封建剥削。斗争的对象是地主阶级；在当时的条件下，斗争的方式是说理、算账、减租减息和增加工资。
为了有效地领导减租减息斗争的开展，中共中央于1945年11月发出指示，要求各解放区抓紧减租减息和生产两件大事，并于年底发出《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指示：“各地务必在一九四六年，在一切新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但是有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
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山东省政府于1945年11月13日发布《关于减租减息增资的布告》，对减租减息和增资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指出：“自解放之日起，无论公私租佃土地，一律实行二五减租”；“地租以外之一切额外负担，如份子粮、带种地、干拨工、送礼等，均应取消”；“解放后之借贷关系，约期在一年以内者，月利最高不得超过3分（3%）”；“雇工之工资一般应按照各地生活状况，以能够解决自己生活外，再养活一个人至一个半人为标准”。 在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各地都注意培养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一部分是从反奸诉苦斗争中培养起来的，一部分是通过佃户代表大会、减租委员会、积极分子训练班等组织培养起来的。这些积极分子大多是佃农，他们长期受地主的奴役和压迫，一旦觉悟了就表现出极高的政治热情，在各地农村组织村民大会、小组会、炕头会，使减租减息的思想和政策深入到家家户户。在培养出一批积极分子以后，接着各村着手建立或整顿农会、妇救会等各种群众组织，整顿和扩大民兵组织。在进行了充分发动和初步建立农村组织的基础上，减租减息斗争由点到面广泛开展起来。
这场斗争由于和反奸清算斗争紧密联系，声势浩大，发展迅猛，进行得较为彻底；由于在斗争中认真掌握政策和策略，斗争进行得有理、有利、有节，得到社会各界赞同。例如，曲阜大地主孔府的万余佃农按村编队，进城向孔府说理，他们高呼“只有减租才能提高生产，交租交息才有保证”的口号，向孔府提出“实行二五减租”、“取消百户”、“禁止奉卫丁打人骂人”等13条要求，并事先派人通知孔府。当佃户代表说明来意后，孔府后人孔令煜派人答复：“百户，几百年前就该废止，……实行二五减租更是合理，……我们准备了大量粮食（兑现）。”经双方谈妥，即共同去县政府立约签字。事后，孔令煜一再表示：“万人行动井然有序，实前所未见闻者。”曲阜的知识界反映：“共产党和农民并不抹煞历史，既减租又无损于圣人。” 这次减租减息斗争没有强调保护地主的地权、财权，因而，斗争迅速涉及到地主的土地问题。当农民普遍发动起来，要求得到土地时，各地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立即支持农民的要求，并采取多种形式取得地主的土地。除反奸清算中没收分配汉奸地主的土地外，还清算了地主对农民非法剥夺的土地，追回地主吞没的公地、庙地、社地等，清算了不法地主的黑地，赎回农民被迫当出的土地。从1945年冬到1946年5月，全省从地主手中共取得土地1500万亩，约为地主原有土地的40%，为全省耕地总面积的20%。
在新解放区开展清算、减租减息斗争的同时，老解放区普遍开展了“查减”工作，并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在工作较先进的第一类村庄，农民已占有优势，减租减息搞得较好。但也存有少数地主对于老实农民进行明减暗不减或半路夺佃问题。在这类村庄，一般是把查减与生产、支部整风、冬学教育结合起来，重点提高群众的觉悟，使他们起来自觉改变明减暗不减的状态。第二类村庄中减租减息存在问题较多。有的群众尚未发动起来，没有认真实行减租；有的减租中出了偏差，如干部作风不民主，脱离群众，斗争中排斥中农等，地主趁机挑拨离间，激化农民之间、干群之间的矛盾，破坏减租减息；有的在纠正工作偏差时批判干部过火，使他们不敢大胆地领导减租减息工作。在这类村庄，一般先由干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实现干群团结，然后一致对地主进行减租减息斗争。第三类村庄中地主或亲自把持村政，或利用地痞流氓掌权，自己幕后操纵，减租减息尚未进行。在这类村庄，一般是由上级派干部下去，深入发动群众，打垮地主统治，彻底进行减租。
经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和查减斗争，山东解放区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减少了。到1946年5月以前，解放区地主占有的土地一般减少1/2以上，富农占有的土地一般减少1/4以上。贫雇农和中农的土地显著上升。地主、富农和贫雇农的户数、人数有所减少，中农的户数、人数明显增加。农村中党团、群众组织普遍建立并有了很大发展，农村政权大多数为贫雇农和中农所掌握。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政治热情有了很大提高，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新式整军运动的基本方针是以自我教育为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查整活动是在经过诉苦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的基础上，采取民主的形式和自我教育的形式展开的。“三查”就是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就是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三查”与“三整”结合起来进行，边查边整。通过查整，达到提高思想觉悟，增强团结，纯洁和巩固部队，改进工作作风及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
在诉苦和三查三整的基础上，各部队广泛开展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三大民主”运动，把整军运动同部队群众性的练兵、杀敌立功运动结合起来。
经过新式整军运动，人民解放军官兵为解放被剥削的劳苦大众，为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而战的政治觉悟大为提高，战斗力和纪律性大为增强，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更加密切，大批解放战士政治觉悟得到提高，从而使部队万众一心，克服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新式整军运动是人民解放军“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动员，对人民解放军的巩固扩大和作战胜利起了重大作用。新式整军运动，不仅是解放战争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重大发展，也是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