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意义上，“大义灭亲”是个包含人伦缺陷的词。灭亲之“义”，多数情况下，是无情残忍的，只算一种扭曲的“非义”，而非具有普适性的世间公义。平时我们很少主动去想其间深意，但随着近日最高法一份文件（《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大义灭亲”再次进入公共视野，引起热议。《意见》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亲友采用捆绑等手段送到司法机关，在量刑时一般应当考虑犯罪嫌疑人亲友意愿，参照法律有关规定酌情从轻处罚。也即，亲属“大义灭亲”，嫌疑人或可被轻罚。 其实，这一幕似曾相识。几个月前，河北省高院有过类似规定：“被告人亲属举报被告人犯罪，可酌情减刑”，也曾引起非议。当时就有学者指出，所谓“河北特色”是替当下刑事司法制度“背黑锅”。现在最高法的《意见》印证了这一点。 “大义灭亲”，为何不招人待见？比如，歌手满文军大义灭“妻”，证实妻子吸毒，就曾遭遇舆论一片嘘声。而按说依照当下法律常识， 知道违法犯罪行为而不交代——哪怕是至亲之人涉案——是要以包庇罪论处的。这种哪怕以正义之名的“大义灭亲”，仍让人难以接受。因为它击中的是人性人伦最柔软的地方。如果套用我们涨价时最易想起的“国际惯例”就会发现，此举是与国际通行法则相悖逆的。 这是横向维度上的比较，而从纵向历史维度索引，也会发现中国古人也不提倡大义灭亲。传统儒家文化倒倡导“亲亲相隐”。儒家认为“大义灭亲”有悖人伦扭曲人格，“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才合乎人性。这些柔软的人格空间、道德律令，刚好填塞着刚性无情的法律制度之间的罅隙，让社会得以正常运转。 虽然传统叙事中，“埋儿奉母”、“卧冰求鲤”、“卖身葬父”，包括时下大片《赵氏孤儿》里“舍子救孤”等，都带有偏离现代人伦的浓烈陈腐气息，但不得不承认，“亲亲相隐”算个异数。它合乎现代精神伦理，而无论古今中外，大义灭亲都是让人难以下咽的一杯苦酒。 特别是在人们动辄感叹伦常沦丧、道德势颓的当下，鼓励“大义灭亲”着实灼伤情感，痛入心髓。当然这一倾向进入刑事司法制度不过几十年，时间并不算长，而且当时也有着特定背景。时过境迁，现在理应重新审视司法价值，明确刑事类法律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人伦价值的维护。 可以借鉴世界范围内通行做法，规定“近亲属的作证豁免权”，让容隐制度替代大义灭亲的条款。法律并非万能，亲情伦理、道义传统对于家庭和社会的黏合作用有时远甚于法律条款。 而且，正如研究量刑改革的刑法专家赵廷光所言，“大义灭亲可轻判”也不合法律逻辑。亲属的行为不能说明嫌疑人本身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浅，危险性较小，轻罚存在逻辑混乱。恢复亲亲相隐和鼓励大义灭亲，是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一种是着眼集体利益，一种强调个人利益。而上述《意见》说明选择前者仍然是当前司法实务界的主流声音。而舆论则希望更注重个人权利诉求的那天早日到来。（李晓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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