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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节度使所管理军队的规模各有不同,少则一两万,多则六七万,甚至还有统兵九万多人的。唐朝统治前期,朝廷以“均田制”,外加“租庸调法”这两项制度来对土地以及赋税来进行管理。但是自唐高宗时期开始,均田制日渐崩坏,以该制度为基础的租庸调制也随之遭到破坏。为了解决这两项制度被破坏而引发的逃户、流民等社会问题,唐玄宗于在位期间采取了“招募流民客户充军”的措施。
这些流民在被招募为兵之后往往不愿再离开,为此均田制进一步崩溃。而均田制的崩溃则进一步引发了唐朝兵制的变革,唐初的府兵制逐渐变更为募兵制。此外,唐朝为防御北方游牧、半游牧民族的入侵在边境地区设置了多个边防重镇。唐睿宗时期,朝廷为加强对这些边防重镇的管理而设立了节度使等职位,节度使自此成为正式官职。
等到了唐玄宗时期,这些边防重镇的驻守士兵由京师定期轮番派驻的府兵开始变更为召募而来的“长征宿卫”。这些“长征宿卫”一般都是终身制,且世代从军。这些驻军的升迁、赏罚均由地方长官,也就是节度使自行裁决。再加上漫长的从军时间,他们对节度使的依赖性要远超于朝廷。如此一来,这些节度使便慢慢拥有了一批忠于自己的士兵。除此之外,为减轻朝廷国库的财政压力,同时也是为了保障边防驻军的后勤,朝廷还将防区的财政权交给了节度使。如此一来,节度使的权力自是日渐壮大。
河西节度使是唐朝最早设立的一个节度使,最初担任该职位的人是贺拔延嗣。进入唐玄宗统治时期之后,节度使数量增加至十个。这十个节度使所掌兵权并不完全相同,其中负责抵御契丹与奚民族的范阳节度使权力最大,其掌管军队多达九万多人。而像河西节度使、陇右节度使以及朔方节度使,他们所掌兵力大约为六七万,军队规模在两三万左右的节度使则有安西节度使、北庭节度使、平卢节度使以及剑南节度使。他们之中的岭南五府经略使所掌兵力是最少的,就只有一万多人。
由此可见,唐玄宗时期的节度使权势是不可小觑的。像发动了“安史之乱”的安禄山便曾同时身兼平卢、范阳和河东三地节度使,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敢于发动兵变。
节度使,是唐朝的一个官名,是唐朝初期沿用北周及隋朝的旧制,经过发展,节度使全力得到了极大地加强,甚至已经到了独揽大权的地步,在安史之乱的唐玄宗时期达到了顶点,镇守边镇的是个节度使,拥兵四十九万,平均每名节度使管理将近5万人,而中央禁军不过十二万,典型的外重内轻,这也是被认为发生安史之乱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节度使,就是藩镇那些土皇帝,父子相承,唐王朝项任命新的节度使是基本不可能的,实际上到后期唐朝皇室已经失去了对边镇节度使的控制。他们除了如皇帝一样父子相承,还不给中央缴纳赋税,这样中央的在这些地方的财权就没有了。
更可怕的是兵权的失控,节度使制下的士兵,都是各大节度使自己招自己养的,根本不听中调度,这样兵权也没有了。这两样最重要权力的失控,本来要是有一个像李世民一样的皇帝,看到这样的趋势一定会强行将全力收回,或者直接出兵剿灭,除了后患。可是,他唐王朝安逸了太久,几代皇帝都没有当回事,居然就这样任其发展。最终导致了那场著名的安史之乱,差一点儿将唐王朝彻底覆灭。
这里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节度使藩镇割据并不是全国性的现象,而仅仅是存在于中国北方的部分地区。安史之乱被唐朝平定之后,唐朝并未终止节度使制度,而是沿用了节度使制度,只不过对于喜欢捣乱的北方几镇增强了控制力。将行政权力掌控在皇室手中,由中央任命州县的官员,来牵制节度使的兵权。对于虽然节度使依然不缴赋税但是会进行上供,虽然依然有拥兵自重的情况,但是也会出兵帮助唐王朝打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