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我国倒数第二个封建王朝，在它之前已经有诸多封建王朝因为种种原因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中。朱元璋在1368年建立大明政权之后，吸取前人的教训，采取了诸多措施来强化皇权，以实现大明万世长存的政治理想。
一.诛戮权臣 如何保证皇权的绝对权威性，首先要做的就是限制官员的权力。朱元璋的江山是一寸寸打下来的，他手下有一批德高望重的文臣和一批战功彪炳的武将。这些人实际管理者国家，掌管着国家的军队，权势极大。自己在世的时候还能镇得住，可一旦自己龙驭上宾之后很难保证没有人有谋反之心。唐朝的藩镇之祸还历历在目，五代的混乱局势也不是不可能再次重演。
为了削弱官员手中的权力，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图谋不轨之名诛杀丞相胡惟庸，屠灭三族，连坐其党羽，诛戮了一万五千多人。以后又几兴大狱，使“胡惟庸狱”不断牵连扩大。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开国六功臣排在首位的李善长也以与胡惟庸“交通谋反”被赐死，家属七十余人全部被杀。
著名儒臣宋濂只因受孙子连累，全家被贬到四川，他也病死于途中。此案延续了十年之久，前后被杀的几十家王公贵族，共三万多人。
胡惟庸案后，朱元璋罢中书省，分中书省之权归于六部，而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被文官分出去的权力就重新回到了皇帝的手中。
文官的权力被大大削弱，武将的日子也同样不好过。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锦衣卫指挥蒋 指控蓝玉谋反，由此引出洪武四大案的“蓝玉案”，蓝玉被凌迟处死，并诛三族。
朱元璋同样以此大做文章，凡是和南玉有牵连的官员都遭牵连，而被诛杀者多达一万五千多人，军中的骁勇将校差不多都被屠戮殆尽。此后朱元璋又颁布《逆臣录》，诏示一公、十三侯、二伯。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太祖杀江夏侯周德兴以及颖国公傅友德，在捕鱼儿海战役中立功的定远侯王弼亦被赐死。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开国六公爵最后一位仅存者冯胜被杀。至此，开国时候的功臣所剩无几，不是病死，就是被杀。
洪武十五年（1382年），由于前两年发生了胡惟庸案，朱元璋对臣下更加不信任，在这样的背景下，朱元璋裁撤亲军都尉府与仪鸾司，改置锦衣卫。
锦衣卫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锦衣卫主要职能为“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从事侦察、逮捕、审问等活动。也有参与收集军情、策反敌将的工作。其下有南北镇抚司，南镇抚司掌本卫刑名，北镇抚司专治诏狱，其首领称为锦衣卫指挥使，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直接向皇帝负责。可以直接取诏行事，不必经过外廷法司的法律手续，甚至本卫长官亦不得干预。
锦衣卫设立之初，大兴冤狱，手段残忍，仅胡蓝两案便杀人数万，以至于他的创建者朱元璋都认为“非法凌虐，诛杀为多”，不可长期存在。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所押囚犯转交刑部审理。隔六年，胡南党羽都已杀完，朱元璋不再感觉到政治上的威胁了，于是解除锦衣卫的典诏狱权，同时下令内外狱全部归三法司审理。
而到了朱棣篡位成功后，为了压制臣民对他的不满，于是恢复锦衣卫的所有权力并有所加强，一直到亡国，锦衣卫才正式结束长达290多年的历史。
外戚一般与后宫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后宫权力大了，外戚也就跟着水涨船高起来，而后宫也同样依赖外戚来铲除异己，培植私人。中国历史上，外戚干政最严重的朝代要数汉朝和唐朝。西汉的吕后，不顾汉高祖刘邦留下的“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白马之盟，大封诸吕为王。唐朝的武则天称帝以后，只相信自己的娘家人，不只是大封武氏诸人为王，甚至还曾想立侄子武三思为储君。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了防止后宫、外戚干政，规定天子后妃及其亲王王妃，必须要选择普通的良家女子，而不能出自有声望的居家大族，当然范围没有限制到必须是普通老百姓，像普通的官、军之家也可以，只要家道清白，相貌不错就可以。这样一来，皇帝的后宫之中后、妃都是出自普通家庭，后族没有强大的势力，自然对于皇权形成不了威胁。
而为了避免后妃受宠后其家族的声望大涨，对外戚的赏赐大都是一些有职无权的虚职，以万历的外祖家族为例，李伟家境贫寒，直到女儿被封为皇妃，他才得到了伯爵的封号。但所谓伯爵，不过是军队中的一个名誉军官，除了朝廷举行各项礼仪时位居前列以外，并没有任何特殊的权利，而且俸给甚低，甚至不敷家用。
这种情况下，后宫和外戚根本不具备干涉政事的条件，故史书评价“故有明一代，外戚最为孱弱”。
二.禁止宦官干政明朝宦官干政问题，大概是继东汉、唐朝之后最为严重的朝代。正统年间有王振，正德年间有刘瑾，天启年间有魏忠贤，天顺年间的曹吉祥更是公然带兵反叛。而在帝国建立之初，朱元璋是明令宦官不得干政的。
洪武十年（1377年），有一名老太监，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指出公文中有明显的错漏。朱元璋明知太监说得对，仍然立刻下旨将他逐出皇宫，遣送回原籍，理由是这名太监“干政”了。
洪武十七年，朱元璋特意铸了一块铁牌，悬挂在宫门上。铁牌上写道：“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这时候，宦官的权力跌入了历史的低谷，不仅不允许干预朝政，更严禁宦官识文断字，甚至连置办产业的权力也没有。
而到了明成祖时期，情况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朱棣靖难的成功有赖于宦官，他不但不再警惕宦官，而且开始把宦官视为心腹，当作控制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被悄悄地改为内臣不得擅自做主。
朱元璋的这些措施虽然在短期内确实实现了皇权集于一身的作用，但从长期来看，并非所有的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朱元璋限制武将，却又需要人来保卫明朝的边疆，于是将元朝的分封制度稍加修改而予以保留洪武三年（1370年）正式施行分封。
这次分封，除了长子朱标外，共封了年长的九个儿子和一个从孙（朱文正之子），藩王拥有极高的政治地位，可以在其境内自行选任官员，王府的相、傅还兼任所在行省或都司卫所的官职，从而对地方行政和军事事务进行干预或施加影响。此外，藩王还拥有自己的护卫军，俨然成为皇帝派往地方的政治代表。
朱元璋小农家庭出身，家庭观念重，他认为，只要军队掌握在朱家人手中，才能保证大明江山不落入他人手中，丝毫没有考虑地方藩王对中央权力的威胁。但实际上，仅在他去世几年后，他的第四个儿子朱棣就带兵推翻了他选定的继承人。终明一朝，即使朱棣篡位后对藩王进行了限制，仍出现四次藩王叛乱的情况。而朱棣靖难之所以能成功，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朱元璋对功臣的残酷屠杀，导致中央政权没有能力超群的文臣出谋划策，也没有能征善战的武将带兵打仗。
朱元璋在胡惟庸案后，废除丞相制度，使皇权可以集中于皇帝一身。而这样的做法太过理想主义，皇帝说到底也只是个普通人，繁琐复杂的政务工作全凭一人是无论如何也处理不完的，所以明成祖时期，朱棣设内阁置大学士作为秘书兼顾问组织代之。起初，内阁大学士只具有顾问身份，皇帝为最终决定的权力，而大学士很少有参决的机会。而到了后来，新登基的皇帝早已习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繁琐冗杂的政务让他们伤透了脑筋.
于是，内阁的权力日益增大，到明世宗中叶，夏言、严嵩等人执掌内阁，地位赫然为真正的宰相，亦可压制六部。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黄宗羲对明朝内阁作出如此评价：“或谓后之入阁办事，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也。”
而随着文官的权力越来越大，为了避免皇权旁落的危险，本着制衡的原则，后世的帝王们都不约而同地将宦官扶上了权力的舞台。而在这两方之间，有为的君主可以做到互相平衡，毋宁使一方压过另一方，而一旦君主昏庸无能，权力必将失衡。而明朝的灭亡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权力失衡所引起的党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