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是为人处世之根本

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22-06-01
做人最重要的是什么?一位社会学家说得好,做人最重要的是要出于公心。翻开人类的历史,公心对人,平心对事,为人处世,最好是权衡轻重,以求公平二字,则人们没有不服从的。不能以公为私,以私害公,这两点最好是铭记在心。这也是处世服人的一个要点。

历史记载:“范文忠公身为谏臣,赵清献公作为御史,因辩论事情意见相左而互有隔膜。王荆公几次诋毁范公,并且说:'陛下问赵,就知道他的为人。后来有一天,神宗问清献公赵,赵回答说:'忠臣。’皇上说:'你怎么知道他是忠臣呢?’赵回答说:'嘉初期,神宗违豫,他请立皇嗣,以安定国家,难道这不是忠吗?’退出后,王荆公问赵说:'你不是与范仲淹有仇隙吗?’赵说:'我不敢以私害公。’”不敢以私害公,说起来容易,做到就难了。既不敢以私害公,自然也不敢以公为私。从那以后,有几个人能及他?不但范文忠公佩服他,神宗也佩服,王荆公也不得不服。

不以公为私,就在于廉而不贪。这不但要观察他的从前,尤其要观察他的后来。顾亭林在《日知录》中说,季文子死时,以大夫礼节入殓,以他用过的家用器具陪葬。没有锦衣的妾婢,没有吃粮食的马,没有家藏的金银,没有贵重家器。君子这就知道季文子是忠于王室了。辅佐三代君主,而没有家私积蓄,难道说不忠吗?

为官不为财,只是为了尽自己的责任,发挥出自己的最大作用。像这样的人,还有很多,诸葛亮就是其中之一。

诸葛亮呈表给后主刘禅说:“我家在成都有八百棵桑树,薄田十五顷,子孙的穿吃二事,全靠自家,我觉得宽裕有余。至于我在外面,没有别的调度,只有随身衣物、食用之类,全都仰仗官府,不另索取,以长尺寸。我死的时候,不要使内有余帛,外有盈财,以辜负陛下。”到诸葛亮死的时候,正像他所说的那样。廉洁,不过是人臣的一节,而史家称他为忠。诸葛亮是以无为自负的人而已。读过诸葛亮的表言,可以看出他的操守,他的志趣,他的肝胆,他的赤诚之心,无不字字见血,句句心长,可以与日月同辉。读了他的表言的人,几乎没有人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化。

因为清廉,所以受人尊敬,也因为清廉,所以能够流传千古。诸葛亮等人的这种精神,不仅为自己的人生亮了一盏明灯,更是对后人起到了深远的影响。所以曾国藩在面对自己的学生时,曾经这样强调:“当学诸葛,两袖清风,以贪赃枉法、受贿自富作为大戒,人情馈赠,也宜当免除。”

道光二十八年,曾国藩因为处理满族秀才闹事的案子,遭到了满族大臣的弹劾。为了息众怒,道光皇帝对曾国藩采取了惩罚,从二品官员降职为四品了。官位虽然不及以前,但是曾国藩的实权却大了起来。当时,曾国藩的名声被传得越来越响,京城之中,就没有不知道他的,所以前来拜访的人也越来越

多,求字求文的人也不少。

在官场中,曾国藩一直怀着“当官以发财为耻”的信念,所以每年除了那一点俸禄,也就没有什么额外的收入了。曾国藩遭贬职以后,虽然权力大了,可是俸禄却减少了,一段时间下来,曾府的生活变得更加拮据了。

对于生活上的事情,曾国藩是不操心的,可是他的管家唐轩却急得不行。这天,唐轩拿着账本给曾国藩过目,还没等他说话,曾国藩就问:“是家里没钱了吧?”唐轩说:“大人英明。不瞒您说,您上个月光给人写字用的纸墨钱就20两银子,可是给出去的字却分文未收,这就是白扔钱啊。咱们的账上现在只有12两银子了。”曾国藩笑着抚慰唐轩说:“没关系,咱们省着点用,够撑到下个月发俸禄的时候了。以后每顿饭可以只吃素菜,这样可以节省一些钱,也可以再裁下去两个轿夫,省几个大钱。”

唐轩听了,忙跟曾国藩说:“大人,咱们家的轿夫能用几个钱啊?他们都比别家大人的轿夫少挣很多钱的,之所以不离开大人,是因为看重大人的人品。如果大人就这么把他们裁了,恐怕对不住人家的这份心啊。”曾国藩闻言,心里又是一阵感触:“大家何苦跟我受这个苦呢!"

唐轩说:“大人,同样的为官,恐怕只有您的收入最少了。”曾国藩点了点头,“我要是想挣更多的钱,就不会做官了,像左宗棠那样开几个店铺,哪年不赚几万两银子啊?当官要的就是名声,如果为了一些钱而毁了自己的名声,那还不如不做了。很多人看不透这一点,所以不能做一个廉明的好官。其实廉和贪就好像是一对兄弟一样,一不小心就可能将自己送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啊。”

唐轩听了大人的话,被大人为官不贪的品质深深地感动了。是啊,自古以来,为官者无数,可是为官不贪者能有几人?贪者,自然不会有好名声,不被人们所信服。

曾国藩说得没错,要想发财就不要去做官,以做官而发财,终究会有凄凉之日。作为一身之计,就不必为财;为了子孙之计,就不必留财。财多,必然累己、害己。还不如清廉自守,留个好名声,留个好榜样给子孙后代。

保持本色,坚守原则,不忘我们做人处世之根本,是我们在这个世上立足立身之根本。不忘做人处世之本,才能立得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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