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卢绪章迎来了生命中的转折点——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之后，他把“广大华行”变成了一个红色家庭，行内职员张平、杨延修等也成为共产党员。他们并肩战斗，将“广大华行”变成中共上海地下党革命活动的秘密据点。
卢绪章积极投入地下党组织的各种革命活动，游行示威，散发传单，还参加了华联同乐会，任党小组长。后来，上海英租界当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更加严格审查、监视社会团体，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1939年下半年，江苏省委的刘晓派王尧山找卢绪章谈话。王尧山告诉卢绪章，组织上决定把“广大华行”作为党的一个秘密机关，在公开职业的掩护下开展工作。组织上要卢绪章立即去重庆，以“资本家”的公开身份，在大后方的工商界中活动。 这时，“广大华行”的总部已迁至昆明，生意也有了一定基础。
1939年底，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亲自约见了卢绪章，并布置任务。周恩来微笑着和卢绪章握手，开门见山地说：“卢绪章同志，从今天开始，你们办的‘广大华行’由红岩村单线领导，‘广大华行’内的党员由你单线领导，不许同重庆地下党发生横向联系。”
接着，周恩来仔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他说，最近中央制定了当前白区工作的方针，中心内容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一定要做到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广大华行”作为党的第三线机构之一，只有在第一、二线机构遭到破坏后才能动用，所以今后要做到不与左派人物往来，不再发展组织，即使在自己妻子面前也不许暴露身份。对外要广交朋友，包括国民党方面的朋友，参加公开的社团活动，提高“广大华行”和个人的社会地位。要充分利用各方面的关系作掩护，使这个机关长期保存下去，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远处传来公鸡啼鸣声，黎明即将来临。为了安全，卢绪章必须在天亮前离开红岩村。周恩来用力握着卢绪章的手又一次叮嘱道：“卢绪章同志，工作环境险恶，你这个‘资本家’可一定要当得像呀。你要像八月风荷，出污泥而不染，与各方面打交道，交朋友，一定要记住同流而不合污呀！”
此后，卢绪章除了定期秘密地到红岩村看文件之外，在社会上真的就像模像样地当起“资本家”来了。到1941年，“广大华行”已在成都、西安等地开设了分行，有力地支持了地下党的经费开支。当时国外华侨的很多捐款是美元现钞，“广大华行”通过合法身份在交易所卖出美元换成法币支票，再通过在中央银行工作的一位朋友把支票换成法币现钞，交给党组织使用。动辄几万美元，换成法币成包成箱地堆在家里，这自然会引起家人怀疑，卢绪章就以做生意为由搪塞过去了。 高运作带来的大量资金，成为共产党活动经费的重要来源。上海解放前，广大华行账面利润折合后，高达30万美元。表面上，卢绪章西装革履，与社会重要头面人物打交道如鱼得水。实际上，“广大华行”在赚取利润的同时为共产党作了贡献。
卢绪章与国民党上层人物打得火热。他利用宋美龄的航空委员会用飞机倒卖黄金、美钞；拉拢蒋介石侍从室专员，从而取得了国民党少将参议的头衔；通过孙科太子系与苏联做生意……“广大华行”很快从一个小公司，变成资本充裕、后台强硬、商贸网络通达全国的大公司，各路人马争先为他开绿灯。
1947年4月，卢绪章成立中心制药厂，担任总经理。经报周恩来批准，让陈果夫担任董事长。1948年3月，中心制药厂开工时，陈果夫抱病参加，上海市市长吴国祯等国民党要员蜂拥而至，成为公司的“政治靠山”。
此外，卢绪章还与宋子文、马步芳等创办了中国皮毛公司，在台湾与吴开先创办七星纱管厂等企业。
卢绪章很会做生意，为人慷慨大方，国民党军统局少将梁若节、国民党驻新疆特派员沈立中、重庆航空检查所所长严少白、蒋介石侍从室专员施公猛、国民党政府卫生署医药司司长俞松筠等都成为他的朋友。
利用这种特殊的保护，“广大华行”多次掩护中央领导和地下党领导来往于根据地和国统区，向根据地秘密输送情报和大批急需物资，给党的第一线、二线机构和延安送去了大量经费。这些现金用麻袋装好，到了深夜再由秘密交通员取走。
从一名底层商人，到熟练混迹于国民党当局经济上层的特殊商人，卢绪章可谓神通广大。面对复杂的环境，滚滚而来的金钱，唾手可得的利益，卢绪章捂紧了自己的一颗红心，像八月风荷一般，出污泥而不染，堂堂正正做人。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卢绪章的红色经历，妻子儿女均毫不知情。卢绪章和妻子毛梅影是由父母做主在家乡成亲的。毛梅影心地善良，勤劳正直。卢绪章每次为八路军办事处兑换法币、装药品，不便让旁人搭手，就让妻子帮助搬运、保管。像毛梅影这样的人，如果进行一些教育是能够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党员的，那样她既是妻子又是同志，就能更自觉地为卢绪章分担工作，也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但是，一想起周副主席的指示，他就自觉地用理智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把这些想法压了下去，没有向妻子透露半点机密。
因为业务繁忙，卢绪章经常夜不归宿，毛梅影一度以为丈夫活跃过头，有了外遇。有一次，卢绪章在红岩村待了一夜，清晨才回家。妻子发火了，问他在外做什么？卢绪章只能像往常一样胡编一套，想搪塞过去，不料她说：“你不用骗我，你的几个朋友家我都找遍了，根本就没你的人影！”说着就掉下了眼泪。看到妻子那样难过，卢绪章虽然很心疼，却什么也不能讲，只有无可奈何地叹气。但一想到周副主席的指示，他的心里马上又变得平和，没有一点委屈了。 “广大华行”的生意愈做愈大，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资产已达500多万美元。淮海战役结束后，百万雄师下江南。渡江就要开始，“广大华行”地下党的机构也面临解散，周恩来同志说：全国解放，百废待举，经济干部太少，还是调卢绪章同志回来吧。
1949年5月27日，卢绪章调到上海，与徐雪寒、吴雪之等人一起负责接管官僚资本的工作。那时工作很紧张，白天去接管，晚上打地铺睡办公室，他们把原中央信托局等机构加以改造，组建了华东贸易处和对外贸易管理处。1949年底，卢绪章奉调进京，在中国进出口总公司负责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另一个是中国进口总公司，专管对苏新国家的贸易）。
当时的外贸是一面倒，对苏贸易占80%以上，但卢绪章还另有任务——在美国采取禁运政策后，设法把冻结在国外银行的存款和正在途中的数千万美元的货物抢运回来。经过一番努力，中国同西欧各国和日本等国签了不少贸易协议，同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家的一些民间性贸易团体也签了不少协议，给美国的禁运封锁一个沉重的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