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书在1961年出版，是泰勒最具争议的一本著作，当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指1939年9月以后，德国、波兰、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战争。泰勒大胆地推翻社会主流的观点，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并非希特勒的计划。他在书的开首首先指出，太多人深信于所谓的“纽伦堡理论”，即二次大战是希特勒与他的同谋的犯罪阴谋的结果。泰勒认为，这个理论实质过份简单方便，一笔掩盖其他国家元首的战责，亦让全体德国人民免去了承担战责的下场。这个理论也好让于战后成立的西德在冷战中加入资本主义阵营。
至于根据泰勒本人的理论，希特勒本人并不是二次大战爆发的核心人物，而且还是一位在外交政策上没有不妥的德国领袖。他又引德国史家弗里茨·费歇尔的论点，指出第三帝国的外交政策实际上与魏玛共和国和第二帝国无异。此外，他又指出希特勒除了是位平常的德国领袖，而且也是位平常的西方领袖。作为一位平常的西方领袖，希特勒著实与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尼维尔·张伯伦和达拉第没有甚么分别。泰勒的论据是，希特勒希望德国成为欧洲最强的国家，但他却无意，也没有计划去发动战争。1939年所爆发的大战，实乃因意外而不幸造成，而且是每人也应负上责任。
泰勒对希特勒个人有一番独到的见解，认为希特勒是一位贪婪的机会主义者，除了追求权力和信奉反犹太主义外，甚么也不信。泰勒辩护到希特勒没有订下任何计划，而他的外交政策也只是因应机会而见步行步。他甚至认为，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情绪根本不是独一无二的，当时其实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其实也怀有强烈的反犹太情绪，因此没有理由单独由希特勒负起反犹太人的责任，而广大民众却独善其身。
泰勒又指出，二次大战的爆发，应归根于《凡尔赛和约》之失当。该条约对德国之苛刻，足以使德国人产生复仇和怨恨之情，却不足以彻底摧毁德国潜在的军事威胁，也没法阻止德国再次成为强国。正因如此，德国人对《凡尔赛和约》所建立的国际系统根本是不公义的，所以就本能地要推翻《和约》，亦所以《和约》本身是造成不稳定的一大因素也。泰勒认为，如果《和约》不是如此严苛，第二次世界大战便可能不会发生。
此书在出版的时候引起了社会舆论的激烈反响和争论，并遭到很多人的大肆抨击。由于此书发行后不久，信奉新纳粹主义的美国史家大卫·霍根（David Hoggan）在1964年发行《被迫出的战争》（Der Erzwungene Krieg）一书，以致泰勒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被公众与新纳粹主义混为一谈。泰勒于是加以反驳和否认，并对霍根的书加以批评，指出该书所说的英、波阴谋使德国无辜牵连一事，乃无稽之谈。
舆论对此书有林林总总的批评，包括不满泰勒所说，绥靖政策是合理的政治策略；二次大战是《凡尔赛和约》所命定，又是外交失败的“意外”结果；希特勒是一位“平常”的领袖；以及忽略了纳粹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所起的作用。在众多抨击中，以休·特雷弗-罗珀最为突出。泰勒在书中指出，从1937年的《霍斯巴赫备忘录》所见，希特勒并没有就大战立下任何计划。可是特雷弗-罗珀却反驳，指出希特勒在备忘录中清楚表达开战的意欲，而大战的爆发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另外，其他批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书的史家还包括了艾萨克·德意志（Isaac Deutscher）、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格哈特·温伯格（Gerhard Weinberg）、哈利·辛斯利爵士（Sir Harry Hinsley）、约翰·惠勒-班奈特爵士（Sir John Wheeler-Bennett）、戈洛·曼、戈登·A·克雷格（Gordon A. Craig）和A·L·罗塞（A. L. Rowse）等等。此外，亦有不少史家撰写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书籍，对泰勒的论点加以反驳。
一如英国，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于1962年1月在美国发行的时候，也遭到了舆论一致愤怒的抨击。几乎每一位美国史家都对该书留下了负面的书评。相反新纳粹主义组织却宣称泰勒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已“宣判”希特勒无罪，不须负上战责，而且更称誉于泰勒。泰勒对此备受困扰，除了多次强调自己与新纳粹主义份子没有丝毫关系外，又高调表明自己对新纳粹主义感到极度反感。
泰勒对意大利的评价也成为学界的批评要项。泰勒形容墨索里尼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但背后却是一个无能笨拙，没有任何信仰的领导人。他又点出墨索里尼最初帮助英国和法国组成斯特雷萨阵线（Stresa Front），以抗衡德国，只是因为意大利后来因入侵阿比西尼亚而被国际联盟制裁一事，才使墨索里尼转投纳粹德国。近年来，不少意大利历史学家对此作出挑战，他们认为墨索里尼信奉以“生存空间”为外交方针，并视地中海、巴尔干半岛、中东和非洲之角之土地为他们所应得的。只不过是因为英、法两国盘踞地中海才使意大利之国力不能伸张。
最后，泰勒亦因为以“腐化堕落”（La décadence）形容第三共和国而备受批评。泰勒认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是一个衰落的政权，政治不稳、党派分裂、政坛频频更迭、贪污严重，加上种种失业、罢工、暴动和民众失望的情绪，使第三共和濒临于左翼和右翼间的内战。在第三共和国的众多总理中，只有对人民阵线政府的莱昂·布鲁姆较有好感，认为他在任内有切实推行社会改革。不少法国的史学都认同泰勒的观点，但他们多不认同他以过份讽刺的手法来描写法国政治。
虽然泰勒因为此书而备受非议，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书仍然在史学史的范畴内，被视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分水岭。以下列出一些史家对此书的一些褒奖梗要：
指出绥靖政策是一项受欢迎的政策，而且是英国外交政策在1933年以后的延续。推翻以往认为绥靖主义者只属少数，神秘地在1930年代中期“骑劫”了英国政府，而且为广大民众所反对的观点。
德奥合并不是奥地利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进行，所以奥地利不是受害者。
首位以正常人，而非“狂人”来描述希特勒的历史学家。
指出德国自1871年至1939年外交政策的延续性，虽然这种延续性仍存有很大的争议。
指出德、意外交政策的飘忽性，继而引起学界对德、意外交政策是有计划，抑或是见机行事的辩论。
指出希特勒是机会主义者，从而引发其他史家反驳希特勒是“知行合一”的人，但却以弹性的手法达至目标。
在西方学术界，泰勒的这本书已被列为经典史学著作之一。这是因为泰勒的这本书视野高阔，语言精警，向几乎每一个被认为理所当然的现存结论发出了挑战。泰勒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是希特勒按“计划”和“时间表”预谋策划的结果；绥靖政策也未必就是愚蠢和怯懦的同义词；这场战争植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均势的更大破坏，直接产生于各国政治家们事与愿违的忙中出错。此书一出，学界震动，立即激起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动感情的争论。
《外交事务五十年书目》在评介本书时告诫读者：“这是一本重要的书——精警、冷嘲、精心编撰——但是应该参照它仍在招致的评论来读它”。对于西方国家的读者尚且如此，我们就更应当持审慎的批判态度，切切不可像南方人吃茶淘饭那样不加咀嚼和辨味就大口吞下去。
泰勒在学术研究上好独树一帜，在社会政治问题上总是对英美政府的现行政策持批评态度，品评时事，臧否人物，常常语出惊人。凡此种种，都为矜持的英国大学教授圈子所侧目，被目为“知识界之牛虻”。因而，尽管泰勒著述宏富，声名远扬，公认是欧洲外交史方面的一大名家，1965年还入选英国科学院，却始终未获教授头衔。
“这既是对阿比西尼亚也是对国联的致命一击。52个国家曾经联合起来抵抗侵略；他们完成的全部业绩就是使海尔·塞拉西在国联大会发表一次申诉而进一步冒犯了意大利；然后又因其罪在把国联盟约当真而赶走了他。日本和德国已经退出了国联；1937年12月意大利也随之而去。国联只是靠着对其周围发生的事情别转了眼睛才得以继续存在。当外部势力干涉西班牙内战时，西班牙政府向国联呼吁。
国联理事会起先答应研究这个问题；接着表示它的遗憾,并同意把普拉多博物馆（位于马德里，藏有世界上最丰富最全面的西班牙绘画以及其他欧洲画派的杰作）的图画收藏在日内瓦。1938年9月，国联大会恰恰召开在捷克危机的紧急关头；它设法在毫不理会一场危机正在展开的情况下度过这届会议。1939年9月，没有一个人费神去通知一下国联战争已经爆发。1939年12月，国联以入侵芬兰为由开除了苏俄—国联大会一字不提德国和西方列强之间的战争以忠诚地遵奉瑞士的中立。1945年，国联有一次最后会议以自我了结，并把它的资产移交给联合国。”—《第五章 阿比西尼亚事件和洛迦诺的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