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3-11-21
其一,词境的拓展。
苏轼革新词体,内容和题材不断扩大,突破了词为“艳科”的旧藩篱,使词从“花间”“尊前”走向广阔的社会人生。苏轼不仅以词写男女之情、离别之恨、羁旅之愁等传统题材,而且把诗人惯写的怀古感旧、伤时论世、纪游咏物、悼亡赠友、谪居谈禅、咏史游仙、农事村景、说理议政等等题材和内容全部纳入词的创作领域,凡可为诗者皆可入词,词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艺概》)的境地。
五代、宋初之词,题材狭窄,内容贫弱。在苏式看来,诗的表现疆域,是一个海空、无拘无束的大自在。诗既然如此,作为诗之苗裔的词也理当如此。因此,他不满时人以“艳科”为绳索,对词分横加种种束缚。许多时人认为应该在诗中表现的题材和内容,他都一一纳入词中,彻底冲破了词为“艳科”的牢笼,把词从相思眷恋、离愁别恨的狭小樊篱中解放了出来,引向广阔的社会人生。为宋词的创作开辟了无限广阔的艺术天地,给词以新鲜的血液和生力。
其二词风的改革。
苏轼打破了“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一扫旧习,以清新雅练的字句,豪迈劲拔的笔力和纵横奇逸的气象来写词,使词作仿佛“挟海上风涛之气”(《花草蒙拾》),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形成了与苏诗风格相似的词风。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笔势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 (《吷庵手批东坡词》苏轼不仅以诗文句法入词,且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突破词的音律束缚,以便更充分地表情达意,使词为文学而作,不尽为应歌而作。
唐五代以来,词在风格上专主柔曼婉媚。从温庭筠到柳永,这一期间许多词家的众多词作,虽也有雅俗之分,但词风的总体倾向于婉媚,而且词从的内容到形式都依附于音乐。苏轼对此颇为不满。突破词的音律束缚,将诗的风格引入词中,推动着对词的内容与形式的纯文学的追求。这一重要的转变,正是词的文学生命重于音乐生命之始,大大提高了词体的表现力。这也是苏轼对词的一大贡献。
其三,风格多样化。
唐五代以来,词以婉约为宗,风格单一。苏轼认为,词的风格不应偏侧于婉媚一隅,而应如诗一般刚柔兼具,多姿多彩,横竖烂漫。苏轼对弥漫词苑的浮艳柔媚之气极为不满,于柳永与婉约词派之外,另立一宗,成为宋代豪放词派的卓越开创者。但苏轼的词不只有雄放的一面,而是随意境的变化,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如《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写佳人欢笑而搅动墙外的春愁,风情妩媚动人,于真挚细腻之中独凝重淳厚之笔。王士祯《花草蒙拾》评曰:“恐屯田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彼但解作‘大江东去’耶?”
开创豪放风格,诚然是苏式革新词风的重要方面,但其革新词风的旨意和功绩却不尽在于此。苏轼革新词风,并非单纯反对婉约,而是要改变婉约风格独主词坛的局面,使词的风格由一元化朝多元化发展,形成婉约、豪放、清丽、韶秀、旷远等多种风格同秀共荣的局面。
其四,以词陶写情性。
他把士大夫的情性志趣注入词中,并把士大夫的情性志趣与市民喜好的通俗文艺形式结合在一起。开拓了词的抒情功用,使词于合乐歌唱之外有足以自立的文学价值。提高了词的品位,也增强了词的生命活力。另外,他还从人的情感需要出发,以体现主体情性为主要宗旨。这与传统诗偏重社会政治的功利性不同,而贴进一般士大夫文艺生活和歌词创作的实际。是对传统诗作了合乎人情的修正,因而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综上所述,苏轼倡导词之诗化,在词的题材、内容、风格、抒情功用,用等领域里所进行的一系列革新,可以归结为一个方面:即注重、开发、增强词的文学属性,使词摆脱附庸于乐的僚属地位而向诗回归。这就势必涉及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怎样看待词的音乐属性?
苏轼倡导词之诗化,注重词的文学属性,并非不顾词的音乐属性。然而,苏轼重视词之音乐属性,并不意味着对乐曲音律谨守不渝,当乐曲音律的严格要求与歌词文意的表达需要发生冲突时,在词的双重属性之间,两相权衡,他往往更偏重词的文学属性而不愿受音律的严格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