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三大行书是指《兰亭序》、《祭侄季明文稿》、《黄州寒食诗》。
《兰亭序》创作背景：
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农历三月初三，“初渡浙江有终焉之志”的王羲之，曾在会稽山阴的兰亭（今绍兴城外的兰渚山下），与名流高士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举行风雅集会。
与会者临流赋诗，各抒怀抱，抄录成集，大家公推此次聚会的召集人，德高望重的王羲之写一序文，记录这次雅集，即《兰亭集序》。
《兰亭序》艺术特色：
本文描绘了兰亭的景致和王羲之等人集会的乐趣，抒发了作者盛事不常、“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感叹。作者时喜时悲，喜极而悲，文章也随其感情的变化由平静而激荡，再由激荡而平静，极尽波澜起伏、抑扬顿挫之美，所以《兰亭集序》才成为名篇佳作。
文章首段记叙兰亭聚会盛况，并写出与会者的深切感受。先点明聚会的时间、地点、缘由，后介绍与会的人数之多，范围之广，“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接着写兰亭周围优美的环境。先写高远处：“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再写近低处“清流激湍”；然后总写一笔：“映带左右”。
用语简洁。富有诗情画意。在写景的基础上，由此顺笔引出临流赋诗，点出盛会的内容为“一觞一咏”，“畅叙幽情”，“虽无丝竹管弦之盛”，这是反面衬托之笔，以加张表达赏心悦目之情。
最后指出盛会之日正逢爽心恰人的天时，“天朗气清”为下文的“仰观”、“俯察”提供了有利条件；“惠风和畅”又与“暮春之初”相呼应。
文章第二段，阐明作者对人生的看法，感慨人生短哲，盛事不常，紧承上文的“乐”字，引发出种种感慨。先用两个“或”字，从正反对比分别评说“人之相与，俯仰一世”的两种不同的具体表现，一是“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一是“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
然后指出这两种表现尽管不同，但心情却是一样的。那就是“当其欣于所遇”时，都会“快自足”，却“不知老之将至”。这种感受，正是针对正文“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的聚会之乐而发，侧重写出乐而忘悲。
接着由“欣于其所遇”的乐引出“情随事迁”的忧，写出乐而生忧，发出“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慨叹、文章至此，推进到生死的大问题。最后引用孔子所说的“死生亦大矣”一句话来总结全段，道出了作者心中的“痛”之所在。
最后一段说明作序的缘由。文章紧承上文“死生亦大矣”感发议论，从亲身感受谈起，指出每每发现“昔人兴感之由”和自己的兴感之由完全一样，所以“未尝不临文嗟悼”，可是又说不清其中原因。
最后一句，交代了写序的目的，引起后人的感怀。文字收束得直截了当，开发的情思却绵绵不绝。
《祭侄季明文稿》创作背景：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谋反，“安史之乱”爆发。平原太守颜真卿联络其从兄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伐叛军。次年正月，叛军史思明部攻陷常山，颜杲卿及其少子季明被捕，并先后遇害，颜氏一门被害30余口。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颜真卿命人到河北寻访季明的首骨携归，援笔作文之际，悲愤交加，情不自禁，一气呵成此稿。
《祭侄季明文稿》艺术特色：
在结体上，《祭侄文稿》打破了晋唐以来结体茂密、字形稍长的娟秀飘逸之风，形成了一种开张的体势，结体宽博，平正奇险。
一是宽郎舒展，外紧内松。字中戈挑多不挑出，而作断竹一顿，如“岁”、“戊、戌、贼、我”、“残”、“哉”等字。这正是颜字内放外收的典型之处。
二是多横向展势，左右偏旁或相向、或相背、或同向。尤其是相对的边竖，使传统的内弧相背为外弧相向形。如“蒲州、丹杨、开国、图、开、关”等处，使字形开张多变。显得疏密得体，相得益彰。此为颜体行书的创新之所在，亦是颜体阔达大度的结构特点之表现。
三是气势凛然，但却寄寓着奇险。从《祭侄文稿》中会察觉到，有些字的俯仰变化之大，而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正应和了颜真卿内心的悲壮心理，在书写时情绪放任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必然原因。这在前人行书书作中是很少见到的。
《黄州寒食诗》创作背景：
那时苏轼因宋朝最大的文字狱“乌台诗案”受新党排斥，贬谪黄州团练副使，在精神上感到寂寞，郁郁不得志，生活上穷愁潦倒，在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作了二首五言诗。
《黄州寒食诗》艺术特色：
《黄州寒食诗帖》彰显动势，洋溢着起伏的情绪。诗写得苍凉惆怅，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通篇起伏跌宕，迅疾而稳健，痛快淋漓，一气呵成。
苏轼将诗句心境情感的变化，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中，或正锋，或侧锋，转换多变，顺手断联，浑然天成。其结字亦奇，或大或小，或疏或密，有轻有重，有宽有窄，参差错落，恣肆奇崛，变化万千。
参考资料来源：
《兰亭序》写的是游山玩水，文人荟萃中体现天下太平的政治形势。这篇行书流畅，结字欢快，枯笔很少，偶尔的涂抹也增加了一种随意为之的活泼感，神气至极。当时的隋朝，继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之后，又一次依靠武力完成了政权的统一，虽然隋炀帝在远征高丽中死去，但是却留下了天下初定的架子，开凿了运河，而隋朝时期也是汉字脱胎换骨的时期，楷书行书从此逐渐成熟，体现了国家初定，知识分子受到重视的情况，自然是高兴万分，但是在文章最后也体现了对这样的良辰美景迅速失去可能的担忧。李白《将进酒》的感觉有点异曲同工之妙。郭沫若以为相传的《兰亭序》后半文字，兴感无端，与王羲之思想无相同之处，疑为伪托。但是如果从隋朝的整个政局特点来看，对好景难常在的担心实际上也是很自然的。
《祭侄文稿》表现了国破家亡的悲愤难当，全篇行文非常沉痛，枯笔苍老艰涩，不时涂抹改写，表现了颜真卿的强烈的悲痛和忧伤愤恨之情。其侄死去，而整个国家在安史之乱中也岌岌可危，后来，连书法家本人也死在这场战争中，于是这个帖子，也是颜真卿最后的代表作品和绝笔。从唐代全盛之世到如此的动荡，岂能不伤感。想起李白写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诗句，感觉潸然，因为似乎李白感觉到唐朝的盛世似乎有昙花一现的感觉和担心，国祚不稳，也有一朝倾覆的可能，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不幸言中，在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时候，能不伤感！
苏轼的《黄州寒食帖》体现了自己被贬黄州的郁郁寡欢。该帖用墨厚重，浓密，而字体是苏轼本有的右边倾斜的字体，体现了苏轼心情凝重不堪，不知如何是好甚至恐慌的感觉。他犯了宋代最大的文字狱，虽然没有处死，但是却忐忑不安，对自己的命运非常的忧虑。然而我总觉得苏轼不仅仅是在意自己的命运，同时有对国祚的忧患在其中。宋代从建国到灭亡，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可以说是没有间断过，连年的混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和长期的恐慌。这样，苏轼不能不想，在国家忧患若此之际，而国家政局还是这样不和，怎么能不忧己乃至忧国呢？又在被贬黄州的第三个寒食之日，不知何时是个尽头，不知命运将会怎样走。于是苦叹，“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病起头已白；但见乌衔纸；坟墓在万里；死灰吹不起”。恐惧忧愁中这样一篇著名的书帖就诞生了。作为著名文人的苏轼，文辞俱佳，然而这篇书法著名之处却是书法而不是文辞。这也是多数著名书法作品和这三篇书法作品的通例。一部神品的书法作品往往并不是刻意为之的文学作品的书法化，而是内心心境的书法化。
从这三帖可见，一篇传世佳作的出现，除了书法家自身的造化以外，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是不可或缺的。巨大的社会影响往往会促发社会有识之士因之而产生不世出的绝品艺术。敏锐的艺术家应该及时把握这样的社会玄机，适时创作出最佳的作品，并对现实有所能动的作用。
上述三大行书法帖，因其辞、书皆佳，且均为文稿草稿，情切意真。曹宝麟谓：“他们正是在无心于书的创作状态下任情恣性地挥洒，才不期而然地达到了最佳的感人效果”，天下三大行书，“这一推崇世无间言”。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