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论世
中国古代文论的一种观念，孟子提出的文学批评的原则和方法。出自《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认为，文学作品和作家本人的生活思想以及时代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只有知其人、论其世，即了解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写作的时代背景，才能客观地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孟子的这一原则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历代文学批评家所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知人论世，应当是“论世”第一，“知人”第二，进行文学批评，也必须知人论世，才能对作品作出正确的评价。 孟子的这一原则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历代文学批评家所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
成语 知人论世
解释 原指了解一个人并研究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现也指鉴别人物的好坏，议论世事的得失。
出处 《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示例 不过倘要研究文学或某一作家，所谓“～”，那么，足以应用的选本就很难得。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
用法 作谓语；指鉴别人物的好坏。
白话文运动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
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六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
胡适、陈独秀在《新青年》打出文学革命的旗帜后，得到了钱玄同、刘半农（刘复）等人响应。
钱玄同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发表《寄陈独秀》，表示赞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
1918年5月，《新青年》从第四卷第五号起，完全改用白话文，白话诗作也增多了，并出现了以鲁迅的白话小说为代表的彻底反封建的新作品。
1919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开第一次大会。刘复、周作人、胡适、朱希祖、钱玄同、马裕藻等提出《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
经过各方面的努力，1920年1月，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1920年4月，教育部又发一个通告，明令国民学校除一二年级国文科改为语体文外，其他各科教科书，亦相应改用语体文。
至此，白话文运动取得了较显著的效果。“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不但在文体改革上是一个革命，而且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促进了新文学运动和国语统一运动以及汉字改革运动的发展。
新诗，是指五四运动前后产生的、有别于古典诗歌的、以白话作为基本语言手段的诗歌体裁
新格律诗派
1923年，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陈源等人发起成立新月社，开始是个俱乐部性质的团体，共后，因提倡现代格律待而成为在诗坛上有影响的社团。
新格律诗派因此逐步形成，由于新格律诗派源自于新月社,所以也称为新月派。
1925年，闻一多回国，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并于1926年4月1日创办《诗刊》，团结了一大批后期"新格律诗派"的新诗人。
新格律诗派是中国新诗史上活动时间长并在创作中取得了较高成就的诗派。新格律诗派提出了“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提倡格律诗，主张诗歌的色彩美和意境美，讲究文辞修饰，追求炼字炼意，其鲜明的艺术纲领和系统理论对中国新诗的发展进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新格律诗派诗人中，徐志摩是最有代表性的杰出诗人。
朦胧诗派
一九八○年开始，诗坛出现了一个新的诗派，被称为“朦胧派”。以舒婷、顾城、北岛、江河等为先驱者的一群青年诗人，从一九七九年起，先后大量发表了一种新风格的诗。这种诗，有三四十年没有出现在中国的文学报刊上了。最初，他们的诗还仿佛是在继承现代派或后现代派的传统，但很快地他们开拓了新的疆域，走得更远，自成一个王国。朦胧派诗人无疑是一群对光明世界有着强烈渴求的使者，他们善于通过一系列琐碎的意象来含蓄地表达出对社会阴暗面的不满与鄙弃，开拓了现代意象诗的新天地，新空间。“文革”后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如北岛、舒婷、顾城、杨炼·余光中等人。
先锋戏剧是关涉形式探索和艺术精神的，一种小众的
艺术，而这些与所谓的商业利润无关。
在我国从《恋爱的犀牛》开始，先锋戏剧开始广为人知，广为人看。很多年轻人把走进小剧场看先锋戏当作一种时尚，话剧演出消费开始列入工薪族的开支。由此戏剧演出开始改变了以前北京人艺一枝独秀的市场格局，在传统“现实主义”表演方法之外寻找到一种完全不同的表演样式。
创作就比较难了,你要有生活,没有生活来源的戏剧素材不是好的素材.
连大导演孟京辉也只能复排《等待戈多》.主要是没有拿得出来的新作品.
重要作品《绝对信号》《狗儿爷涅盘》《三姊妹·等待戈多》《哈姆雷特》《鸟人》《故事新编》《理查三世》
新式武侠开创现代武侠小说先河的,首推文学大师梁羽生.据说,梁羽生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的由来,竟是二个"门派"的"掌门人"因为"门户"之见在澳门的一场比武.而且据说这场比武三拳二脚之后,便以一派"掌门"将另一派掌门击倒在地而宣告结束.然而,这件事却剌激了梁羽生所在报社的编辑,这位编辑亲眼目睹了社会大众对这场比武追逐的狂热性,认为如果写出这样的故事,一定可以吸引众多读者,为报社带来丰厚的物质利益.因此他把这项重任交给了梁羽生,梁羽生本人也热衷于新式文学的开创,于是现代武侠文化的第一部著作<龙虎斗京华>便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了.这也许是一种巧合,也是一种奇想,但是功利性的目的最终却促进了一种独特文化的开创和延续,这不得不说是文化发达的成果,也是人类文明的悲哀.
诗人的自杀问题
诗人里尔克说：“在真理中歌唱，是另一种呼吸。”
然而，在匮乏的时代，真诗人在与伪诗人的对垒和对真理的艰难追问中，在边缘化处境的虚无冷漠和内在狂暴的创造力的双重夹击下，
以生命的终结发出了没有答案的“天问”。
—、90年代：诗思的消失
如果说，80年代是中国知识界“现代性”精神觉醒和反思历史、重写历史的时代，那么90年代，在商业大潮兴起及其与国际主流文化接轨中，整个文化界出现了全面转型。既从现代性走向了后现代性。由西学热转向国学热。由激进主义退回到保守主义。由思想启蒙走向了务实改良。由拷问灵魂进入到优雅怀旧。使人弄不清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
90年代，无论是重金属摇滚的地动山摇，还是MTV的伤感纤柔；无论是时装时尚的媒体广告热，还是电脑多媒提的风靡南北；无论是愈打愈多的假冒伪劣，还是愈加恶化的环境。都分明使得人感到沉重的不再是“精神”而是“肉体”。精神在稀释中变“轻”。肉体在聚焦中变“热”。股票热、扫黄热、外企热、考托热、学车热、追星热、时装热，甚至有伪诗人热，行为艺术热。……当精神品质成为超出当代人生存需要的奢侈品甚至无用品时，诗思消逝，世界沦为“散文”世界。在那么短的几年间，诗人被“边缘化”了。长发披肩的歌手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英雄”。而批评家却在忙着写一篇又一篇不关痛痒、不知所云的专栏文章。当滑行在意识话语和精英文化之间“码字”的写手重复着一个个圈套等待读者去钻时，深切的价值关怀被“金钱写作”所遮蔽时，语言浮肿，思想干瘪，诗意散尽。——也许，海子在90年代的门坎前自杀，正是他以“临终的慧眼”看到世纪末诗歌将在商业消费和技术理性的压榨下枝叶飘零，濒临绝灭，而先别而去？在生存领域和言说领域的“末世感”中，文艺的诗思对话功能为所谓的商业效果所取代。金钱成为唯一的目标，人们日益远离了对意识话语的反思。一切成了茫然不知所从的短暂行为，并都从中获得或多或少的肤浅快乐。我不得不问，在技术时代，诗歌何以安身立命？何处才能真正安顿我们的精神？而且，诗人何为并且何去？
在后现代文化理论语境中，理性、心性、理想、真理之类的关键词在思想的空场上日渐消隐。代之而起的是游戏规则的彻底改变或游戏规则的彻底解体：消解、平面、边缘……人们曾经依持理性、启蒙张扬人道主义。而如今，一切都在反理性、反启蒙、反人道中终结。因为精神的降解，人的存在变成无根之轻。诗人作为生活的目击者和意义的揭示者一直是人们讴歌的对象。因为诗人可独特地体验方式，把现实浑浑噩噩的生命变成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一种返归本来，诗一般的生活！然而，在世俗的媚俗本质和人们的短视行为中，它——诗人，竟然成了被嘲笑的产物。众多的伪诗人是加剧这种产生的催化剂。他们以轻浅游戏的文字玩弄了那其中本该具备的沉甸甸的价值关怀。使得伪装的体验走上诗的神圣祭坛。那些在语言操作中排列成长短句“诗人”，给人们的感觉是“非诗”。——冷漠的叙述方式，随意捏合的语言意象，疲软情感的裸露，本真意识和血性情怀的消逝，游戏与痛苦的转位和连自己都不能明了的想象，这就是世纪末诗艺的疲惫尊容！如果诗不能给人以生命的启迪和灵魂的唤醒。或诗背离了直面痛苦并拒绝痛苦。而只以大众文化包装过的软语呢喃或无所追求的粗野放纵，去征服漠视深度、玩味平面的读者和受众。那么，无异是诗歌之悲曲。这是怎样的一种诗的贫血！一种缺乏“当代性”的历史本质的无生命之“诗”。是死亡的诗歌，毫无生机，死水不微澜。于是，在物质的极度膨胀和精神的愈发贫瘠刺激下。诗人一连串的自杀行为成为90年代文化风景中最为沉重的事件。回到思之根基。回到价值理性。是“失园”后的民族进入新世界的新觉醒。也是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用诗思把握灵魂更生的心路
翠翠的形象
翠翠是沈从文《边城》中的女主人公,是作者倾注着“爱”与“美”的理想的艺术形象。沈从文在《老伴》《水云》等文中说过，翠翠是由“绒线铺的小女孩”、青岛崂山的“一个乡村女子”以及“身边新妇”（即夫人张兆和）三个原型“合成”的。“但这不是三个印象的简单的拼合，形成的过程要复杂得多。沈先生见过很多这样明慧温柔的乡村女孩子，也写过很多，他的记忆里储存了很多印象，原来是散放着的，崂山那个女孩子只有一个触机，使这些散放印象聚合起来，成了一个完完整整的形象，栩栩如生，什么都不缺。含蕴既久，一朝得之。这是沈先生的长时期的‘思乡情结’茹养出来的一颗明珠。”②
一
《边城》开篇便将读者引领到湘西的一片旖旎风光中。边城依山傍水，远离尘嚣，和平安详，如世外之境。白塔下的老人、女孩和黄狗居住在一条小溪边，“溪流如弓背……清澈透明……”。这座小小的山城，鸟语花香，青山翠竹；古朴的吊脚楼，耸立的小白塔，一脉清流相伴随……花自开来水自流，自然的生命季节循环不息。 浸染在这如小说中描绘的山水之中的沈从文也有了他如水的生命品格，正如他自己所言：“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水的性格似乎特别脆弱，且极容易就范。其实则柔弱中有强韧，如集中一点，即涓涓细流，滴水穿石，却无坚不催。……水教给我黏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作横海扬帆的美梦，刺激我对于工作永远的渴望，以及超越普通个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热情洋溢。” ③
二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麂一样……”作者在此没有浓墨重彩地描写她的外貌，而是用“小兽物”，“山头黄麂”几个简单的比喻烘托出翠翠惊人的生动与活泼，展现出她身上弃绝了世俗尘埃的纯真与清新。她成长于重义轻利、安信自约的淳朴风气中，又得山川灵秀，秀外慧中，自然分外绰约动人。她沐浴着自然的雨露，和着自然的节奏生长。她是大自然的女儿，是快乐无忧的天使。翠翠的成长固然与她所处的边地环境是分不开的，她深受其朴实民风的熏陶，更深受其朝夕相处的爷爷的为人处世影响。我们不妨给这位老者一个镜头：他，忠厚老实，重义轻利，一副古道热肠。几十年如一日地守着渡船，不计报酬，不贪图便宜，“从不思索自己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以给人方便为乐。真诚的老船夫同时得了人们对他的厚爱。卖肉的不肯收他的肉钱，水手们送红枣给他，小商贩们送粽子给他。正因为爷爷的影响，翠翠身上流淌着淳朴善良的血液。“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
三
翠翠和傩送初遇是在小镇看龙船，傩送邀翠翠到他家等爷爷，翠翠误以为要她到有女人唱歌的楼上去，心里觉得受到侮辱，就轻生地骂他：“你这个悖时砍脑壳的!”傩送不但不恼她,还打发家里的伙计举火把送她回家。后来知道那是二老，想起先前骂人的那句话，心里又吃惊又害羞。到家见着祖父，“另一件事，属于自己不关祖父的，却使翠翠沉默了一个夜晚”，爱情的种子就这样在少女的心里悄无声息地萌芽、生发。翠翠与傩送的相逢似乎是不期而遇，但又是早已心仪。
两年后的端午节翠翠又与爷爷进城看龙船，她人长大了，傩送一直在她心里隐现、鼓荡。从祖父与长年的谈话里，听说傩送在六百里外的“青浪滩”，她恍然如梦地问：“爷爷，你的船是不是正在下青浪滩呢？”，此时其心已随傩送而去，爱情的湖面已不再平静，她的爱情意识已完全觉醒。在摆渡送傩送时，见傩送正盯着自已看，她“便把脸背过去，不声不响，抿着嘴儿，很自负地拉着那条横缆”，乡村女孩特有的那种腼腆、羞涩、矜持，以及恋爱期女孩的温柔、娇气显现得淋漓尽致。
她在爱上傩送之后，没想到傩送的哥哥天保也爱上了她，她对天保的“车路”托媒求亲，先是默不出声，到最后“痴着，忽地站起，半簸箕豌豆便倾倒到水中去了”到第二天，爷爷再次问及此事时，“仍然心儿忡忡的跳着，把头低下不作理会，只顾用手去掐葱。”默默中翠翠表现出了对爱情的忠贞专一，流露出对天保这份爱的拒绝；心里老想着送鸭子的傩送，早将天保求亲的事“忘掉”了。傩送为她唱歌传情，她虽在睡梦中不知歌的内容，但在睡梦中，“听到一种顶好听的歌声，又软又缠绵，我像跟了这声音各处飞，飞到对溪悬崖半腰，摘了一大把虎耳草，得到了虎耳草，我可不知道把这个东西交给谁去了。我睡得真好，梦的真有趣！” “这是极美的电影慢镜头，伴以歌声。”④在梦中她摘到了“虎耳草”，爱情之草。然而，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却没有如此完美，他们不断受到严重挫折。先是爱情的逃难者天保驾油船下辰州，在茨滩漩水中淹坏了，傩送也同船总吵了一阵去了桃源；后来爷爷在天保死后，摸清翠翠的心事，又撮合她与傩送的婚事， 心急火热地进城去船总家探听船总顺顺是否答应傩送与王团总女儿联姻；在碰壁之后他郁郁猝死在暴风雨之夜。爷爷的溘然长逝使她在一夜之间“长成大人”。她痛苦悲伤，但没有在訇然倒塌的生活大厦前崩溃，她谢绝了船总让她住进他家的好意，“以为名分既不定妥，到一个生人家里去也不大方便，还是不如在碧溪岨等，等到二老回来时，再看二老意思，说不定二老要来碧溪岨驾渡船”她要像爷爷那样守住了摆渡的岗位，苦恋着并等待着傩送的归来……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剩下的或许只是绵绵无绝期的守望。
四
翠翠的爱情故事，作者所表现出的似乎是一个“谁也没有错”的爱情悲剧，作者只是有意识的在人性层面上叙述故事，无意发掘悲剧产生的人为的、社会等方面的因素。我们不妨来看看在这篇小说中天保和傩送所选择的求爱方式：天保所选择的车路—托人做媒，这种婚配方式是汉族人的传统，在天保的婚俗观念中还是汉人的“父母之命”，因此在他一厢情愿地托媒求婚失败后，他反而怨恨老船夫：“鬼知道那老的存心是要把孙女嫁个会唱歌的水手，还是预备规规矩矩地嫁个人！”可见他把老船夫看成是翠翠婚事的主权人。而且他的弦外之音嫁个会唱歌的水手，就不是“规规矩矩”的了。傩送所选择的马路—站在山头唱歌，这是苗族人的传统。苗族人是青年男女自由恋爱成婚。然而自清雍正年间在湘西这边实施“改土归流”以来，伴随着对苗民反抗的武力剿灭，一种无形的东西正慢慢渗透到这片准乎自然的人生天地里，古朴的民风也在日渐消失。沈先生在《长河·题记》中说：“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惟实惟利的人生观。”《边城》所反映的世界还是美好的，但这里也正日益受到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人们受到物质利益的诱惑。正因为此，两种婚俗观念的冲突使热恋中的翠翠与傩送生生分离。作者借此对汉族传统婚姻观念表示深恶痛绝，并给以深刻的批判。这其中包含着他个人的经验与痛苦。“美国学者金介甫当面问及沈从文1922年离乡赴京地原因，他曾明确表示当时不愿作姨父的“女婿”，并为此逃离以联姻方式建立、巩固起来地湘西上层盘根错节的统治网络。他说：‘我早就对于这种关系十分厌恶，所以一离开就不至于重新进入这个富贵囚笼’”⑤文中不愿做王团总女婿而追求自由婚姻的傩送，似乎依稀可以见到当年沈从文的影子。
当傩送和翠翠被生生分离后，读者最不情愿看到的是在翠翠身上再次重复着母亲的悲剧。令人们欣慰的是翠翠与傩送没有像母亲与军人那样双双殉情而死，傩送也没有放弃这份爱情，“爸爸，你以为这事为你，家中多座碾坊多个人，你可以快活，你就答应了。若果为的是我，我要好好想一想，过些日子再说吧。我尚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坊，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因为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为了爱情，傩送坚决地抵御着物质的诱惑。再看翠翠她远比绝望的母亲更勇敢更坚强，她怀着希望与自己坎坷的命运作持久的抗争。接受种种磨难而等待傩送的归来，勇敢接受不幸命运的挑战。在爱情挫折中翠翠的性格因此展现出了柔中有刚的美。真有一种“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的境界。这悲剧实则上是苗、汉两个民族婚俗的对立与矛盾造成的，同时也受着一点惟实惟利风气的浸染。这儿我们也不难看出“《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⑥写到这儿，不禁又让我想起了沈从文笔下另一个纯朴、天真的乡村小女子—萧萧，她十二岁就做了童养媳，丈夫只有三岁。待她长大成人，被雇工花狗大用山歌唱开了心窍，成了一个妇人，并怀了孕。发觉后要沉潭或发卖。只是由于伯父说情，娘家婆家没有读“子曰”的人物，才被议诀发卖 ，又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买主，事情被延搁了下来。十月期满，萧萧生了一个儿子，“团头大眼，声音宏壮”。萧萧不嫁到别处了。十年后，与小丈夫圆了房，又生下第二个儿子，全家又忙着给大儿子迎取媳妇，又一个“萧萧”走进了这个家庭。萧萧的生命在一种无法预料的人生浪涛里浮沉，任何一个偶然因素都可能使她的命运改观。可是，在萧萧自己，精神世界还是一片荒原，生命处于被人支配的自在状态。除一度曾朦朦胧胧要逃走外，没有任何影响自己命运安排的主观努力，生死祸福全凭人安排。翠翠较之萧萧有了更多的生命自主权，但她较之《长河》里的夭夭相比又有着不同之处。让我们给这位夭夭一个镜头来认识一下这位女孩：“夭夭呢，只觉得面前的一个唱的说的都不太高明，有点傻相，所以也从旁笑着。意思恰恰像事不干己，乐得看水鸭子打架。本乡人都怕这个保民官，她却不大怕他，人纵威风，老百姓不犯王法，管不着，没理由惧怕。‘沙脑壳，沙脑壳，我总有一天要用斧头砍一两个!’”这是一段夭夭在察颜观色中机警地与虎视耽耽的保安队长周旋的场景 ，从中可清晰地看到夭夭刚中有柔、镇定自若，她已具有了主宰自己命运的自觉意识和反抗性。夭夭的生命中已生长出一种抵抗战乱与灾难的力量。而这点上翠翠显得比较弱小，反抗的力量还不够，似乎还缺少着对美好爱情的大胆追求。她只有坚贞地等待，勇敢地接受，没能大胆地走出去，但她展现了她自己的“人生形式”，“一种优美，自然，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⑦我们不妨把目光从沈从文的乡村题材的作品中走出，走进他反映的大都市生活的小说世界里：《绅士的太太》里那些“绅士淑女”们玩着“爱”的游戏，在相互欺骗中进行“没有爱的接吻”，还居然混合了笑与泪；《八骏图》里的大学教授们，外表上的老成、庄严，满口的“道德名分”却“与人性有点冲突，不大自然”；《大小阮》中大阮一类人物，“自己活得很幸福”，“百事遂心，还是社会中坚”，也正是他们，泯灭了天良，丧失了做人的起码道德。……在所有的这些场合，人变成了非人。翠翠和这些上层人物相比，是这般的清纯与美丽，天真与善良。她烛照着上流社会的腐朽生活，反衬着城里人的“庸俗小气自私市侩”。沈从文也借此揭露都市“现代文明”培育的虚伪、自私、怯懦……
总之，翠翠是一位清纯可爱的乡村女孩，是美的化身。她的爱情故事是一首凄美的歌，她是作者乡恋情感与怀旧思想孕育起来的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作者也通过翠翠这一艺术形象表现出了对“现代文明”的无情批判。
金庸的语言可以用“行云流水，平中见奇”一言以蔽之。金庸在行文时常会引用一些古典诗词，并运用的极富韵味，但其语言的主要魅力不在于此。金庸的语言通俗，浅显，流畅，灵活生动，没有难认的字，难懂的词和艰涩的句子，语言的动作性强，极善构筑戏剧性场面，具有一种令读者忘记或忽略文字的速度感。读金庸小说时，迎面而来的是古朴、苍劲的感觉，初看似乎语不惊人，但愈展开愈魅力无穷。金庸总是试图在作品中不说而又说点什么，那意境的升华令人如饮佳酿，读者于微醉之间已无形之中进行了一场灵魂的“加冕”。毋庸置疑，金庸的笔是灵动而又厚重的，但也诚如陈墨所言：“金庸小说的语言，之所以看起来没有什么突出的特殊，那是因为作者并不追求风格的单一性，而是进行不同方式的叙述探索，不断改进和创造自己的叙述方式及语言风格，同时不断地拓展语言的疆域，丰富小说的形式美感。”⑦如其为郭芙设计的一系列语言就不仅把她的尖酸、刻薄、娇气表现了出来，还把她对杨过既爱且恨的女人心态体现得淋漓尽致。试看《神雕侠侣》三十九回《大战襄阳》里对郭芙的描写：“郭芙一呆，儿时的种种往事，霎时之间如电光石火般在心头一闪而过：‘我难道讨厌他么？武氏兄弟一直拼命来讨我的喜欢，可是他却从来不理我。只要他稍为顺着我一点儿，我便为他死了，也所甘愿。我为甚么老是这般没来由的恨他？只因我暗暗想着他，念着他，但他竟没半点将我放在心上？’……二十年来，她一直不明白自己的心事，每一念及杨过，总是将他当作了对头，实则内心深处，对他的眷念关注，固非言语所能形容。可是不但杨过丝毫没明白她的心事，连她自己也不明白。此刻障在心头的恨恶一去，她才突然体会到，原来自己对他的关心竟是如此深切。”可以这么说，郭芙这个人物的刻画在金庸小说中是极具里程碑意义的，她的意义绝对不下于小龙女，李莫愁以及黄蓉，而大多数的读者却总是先入为主的把自己当成了杨过，而把郭芙当成了对头并对之无比痛恨，殊不知此举乃是入宝山而空回，买椟而还珠了。金庸小说就是这样：语言升华成性格，性格升华成命运，而命运反过来又影响语言，如此循循导之，步步深入。
太累了，你先看看吧 ，自己也去找找。我好像又多懂了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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