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0-12-06
庄子》内、外、杂篇划分标准
隋唐以后,《庄子》内、外、杂篇之分。“皆依郭本”,逐渐固定下来。这样,这种划分是根据什么标准?或者说,内、外、杂篇有什么区别?就成了学者们,特别是《庄子》注家探讨和争论的问题了。
最早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的是唐代成玄英,他在《庄子注疏·序》中写道:
内则谈于理本,外则语其事迹。事虽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显;欲先明妙理,故前标内篇。内篇理深,故每于文外别立篇目,“逍遥”、“齐物”之类是也。自外篇以去,则取篇首二字为其题目,“骈蹄”之类是也。很清楚,成玄英提出以标题之有无和内容之深浅为划分、区别内篇与外,杂篇之标准。很长时间内,许多学者一直承认、袭用这个标准,例如宋代罗勉道说。“内篇皆先立篇名而篇中意不出此;外篇与杂篇惟摘篇首字以名之。盖内篇命意已足,外篇、杂篇不过敷演其说尔。”(《南华真经循本·逍遥游》)明代陆长庚也说:“ 内篇七篇,庄子有题目之文也,其言性命道德、内圣外王备矣;外篇则标取篇首两字而次第缩之,盖所以羽翼内篇而尽其未尽之蕴者。”(《南华真经副墨·骈拇》)令人冯友兰亦主张“秦汉以后流传之庄学论文,有有标题者,有无标题着,编《庄子》之书者,将有标题者分为一类,将无标题者分为一类。”(《庄子内外杂篇分别之标准》,载《燕京学报》20期)
以有无标题作为划分《庄子》内篇与外、杂篇的标准,必须有这样的大前提:内七篇的篇名是《庄子》著者自拟。这样,编校整理者才能据以把它们划为“内篇”。然而从以上的分析看,这是绝难以成立的。
以内容深浅为划分内篇与外、杂篇的标准,也受到另一些学者的怀疑和批评。如宋代林希逸说:“此篇(杂篇《庚桑楚》)文字何异于内篇,或日外篇文粗,内篇文精,误矣!”(《南华真经口义·庚桑楚》)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亦认为,“杂篇多微至之语,学者取其精蕴,城内篇之归趣也。”(《庄子解·杂篇》)的确,以内容的深浅为标准来划分内篇与外、杂篇是很困难的,这个标准本身就是难以确定的,相对的。《庄子》注家不时发现,外、杂篇中有不少篇、章、句在思想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决不逊于内篇。例如陆长庚认为外篇《知北游》“所论道妙,迎出思议之表,读《南华》者,《知北游》最为肯綮。”(《南华真经副墨·知北游》)又被称道外篇《骈拇》“一部《庄子》,宗旨在此,篇”(《南华真经副墨·骈拇》)。陈深评论外篇《秋水》说:“《庄子》书有迂阔者,有荒唐者,有愤懑者,语皆未平,独此篇说义理阔大精辟,有前所未发,衍后儒所不及闻者着。”(《庄子品节·秋水》)杨慎盛赞杂篇《列御寇》“巧者劳而知者优”一语是“数韵调绝伦,实诸子所不及”(《庄子解》)。王夫之注解《庚桑楚》“移是”章时说。“论至此而尽其扶藏……而庄子之学尽于此矣”,认为“庄子之旨,于此篇而尽揭以示人”(《庄子解·庚桑楚》)。等等。然而,细细体味也不难发觉,内篇与外、杂篇之间又的确存在某种在境界和风韵上的差别。内篇基本上是从整体上同时显示思想高远而不险奇幽深,语言自然而无精雕巧饰,名物古朴而并不怪僻驳杂;而这些在外、杂各篇中只是在或多或少的片断章节、段句上才具有的。
宋代以前,学者一般皆以为《庄子》是在周所著,只是对《庄子》的整建者划分篇目的标准有不同的看法。宋代以后,自苏轼《庄子祠堂记》从一个特殊的、实际上并不正确的角度——“庄子盖助孔者”——对《庄子》杂篇《盗跖》、《渔父》、《让王》、《说剑》等四篇是否为庄子所作提出疑问后,接踵而来,学者从名物制度、语言风格、思想旨趣等不同角度,对外、杂篇其它各篇也提出同样的是否为庄周所作的疑问(下节将作详论),并且最终形成了一种为多数学者所接受的观点;内篇是庄子自著,外、杂篇是庄子后学所作。这一观点同时也就用来作为划分、区别《庄子》内篇与外、杂篇的一个新标准——作者之不同。可以断定,明代就有不少的学者明确地形成了这种观点,如郑瑗说:“窃意但其内篇是庄氏本书,外、杂等二十六篇或其徒所述,因以附之。”(《并观琐育》)朱得之说:“外篇、杂篇或有闻于庄子者之所记,犹二戴之《礼》,非出一人之手。”(《庄子通义·读庄评》)焦闳说:“内篇断非庄生不能作,外篇、杂篇则后人窜入者多。”(《焦氏笔乘》)等等。在清代,王夫之、姚鼐等也持此种现点。王夫之表述得最为明确:“外篇非庄子之书,盖为庄子之学者,欲引而伸之,而见之弗逮,求肖不能也。”(《庄子解·外篇》)这一观点簇拥者甚众,且由来有自,所以晚近学者视为传统观点。
当代学者以作者的不同为标准来划分、判定《庄子》内篇与外、篇、杂篇的区别,主要有三种对立的见解: